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己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后来才知道，尚钺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京县、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中队重新当独立军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在桦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想潮流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
北京还出了《翻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
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买书的钱。
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利。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实质内容，作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让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心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主要内容，那么，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进取心。我并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中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逐步产生的。这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释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在抚松和八道沟的时候，读了《春香传》、《沈清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很多反映古代生活的书，到了吉林以后就读了《母亲》、《铁流》、《祝福》、《阿Q正传》、《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很多革命的小说和描写当时生活的进步小说。
后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考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吉林时读过的《铁流》等革命小说的内容，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
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每次同作家见面，就叫他们多写些革命的小说。现在，我们的作家也写了不少革命的巨著。
我们通过亲眼目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那时，从朝鲜去满洲的移民当中，经由吉林到别的地方去的也不少。我们随时通过他们了解国内的惨状。
渡过了鸭绿江的移民，有的经过丹东，利用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那里利用东支铁路前往北满一带，有的利用吉长线经由吉林到附近腹地，有的由奉天利用奉海线，有的用吉会线前往敦化、额穆、宁安方面。
寒冷的冬天和早春季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
这些移民当中经历了什么样波折的人都有。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戏院看戏。散场时，唱戏的女演员来找我们，说出她爱人的名字，问我们叫崔某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她说的竟然是朝鲜话，这使我们大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朝鲜不唱这种戏。
这个女演员名叫玉粉，庆尚道人。有一天她的父亲同邻居朋友喝酒，对朋友说，你老婆生了男孩儿就做我的女婿，我老婆生了女孩儿就做你的儿媳妇，要是两家都生了男孩儿或女孩儿，就叫他们结拜兄弟或姊妹吧。他们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不久后，一家生了男孩儿，另一家生了女孩儿。两家把一条丝绸手巾分成两块，各拿一块作为结亲的标志。
后来，为了谋生，两家先后都离开了家乡。生了儿子的那家来到吉林落户，那儿子长大后上了文光中学。这家来到吉林后弄到一栋房子，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碾米厂，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生了女儿的那家到了丹东就没有路费了，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中国人。玉粉就这样挨打挨骂学唱戏，成了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想起在家乡订了婚的男人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唱戏，都要偷偷地出去找朝鲜人探问那男人的去向。
那天，叫玉粉的女演员同念文光中学的未婚夫进行了戏剧性的重逢。
当玉粉说不再唱戏而要留在未婚夫身边时，那戏团老板娘就索取巨额的身价。玉粉只好下决心说，把自己赚的钱积攒几年，还了身价后一定回到吉林来。我们目睹这一情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学们骂那个只知金钱，不知人情的戏团老板娘，是“像毒蛇一样的女人”。
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满头大汗为生存而竞争的大城市生活，掩盖不住阶级社会的恶臭。
一个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从北山往回走的路上，看到有个黄包车夫在路旁跟一个有钱人相争。看来，那有钱人车钱给得太少了。车夫央求说，现在是“三民主义”时代，也该照顾照顾“民生”问题呀，再给几个钱吧。可是有钱人不仅没有再给点钱，反而说，你光知道“三民主义”，就不知道还有“五权宪法”？说着抡起文明棍儿就往车夫身上打。
我们学生怒不可遏，冲向那有钱人，逼他多拿钱。
通过这些体验，我们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不满：世上为什么有坐黄包车的，和拉黄包车的；为什么有些人住在有十二道大门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养尊处优，而有些人却变成乞丐流浪街头呢？
人们从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害关系开始，逐步具有憎恨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而抱着要建设新社会的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才可以说他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
我也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目睹社会现实，从中了解到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憎恨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后抱着要改造和变革世界的决心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越广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深深地为之心醉，我就越想尽快把这一革命学说普及到青年学生中去。
我在毓文中学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叫权泰硕的朝鲜学生。最初，毓文中学一共有四个朝鲜学生，其中有意搞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只有权泰硕和我，其余两个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他们只知道钱，一心想毕业后做生意。
我和权泰硕志向类似，对社会的看法也相似，所以一开始就志同道台了。
在中国学生当中，一个叫章新民的学生跟我较亲近。他经常跟我相处，常常就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企图、国民党的背叛罪行等等。
直到那时，在吉林，马列主义还只是青年学生憧憬的对象。听说马克思是了不起的人，想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抱着这种想法去翻翻经典著作，或者以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落后于形势。我根据在桦甸取得的经验，吸收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首先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组。秘密读书组的使命和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牢牢地武装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组织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扩展到文光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等吉林市内许多学校。
随着读书组成员队伍的扩大，我们借了独立运动者经营的碾米厂的一间房子，让留吉学友会成员出面自行办了一个图书室。现在到处都有图书馆，而且只要下决心，像人民大学习堂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能盖得像宫殿一样。
可是那时我们两手空空，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办图书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要购买书籍，还要置备书架和桌椅，可是我们哪有钱呢！所以，每逢星期天就出去打工，或到铁路工地去扛运枕木，或到江边去背运小石子，女学生也到碾米厂去筛选大米。用这样一分两分汗水挣得的钱买了书。
还设了可以另行保管革命书籍的秘密书架。这样办好图书室之后，简短而又饶有风趣地写好书的介绍，贴在市内许多地方。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找我们的图书室来了。
那时，我们为了吸引学生，图书室里还置备些爱情小说。
青年们读爱情小说感兴趣，来图书室的很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对读书感兴趣，然后一点一点地开始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生们通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逐步提高了觉悟，我们就从秘密书架上拿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的小说给他们。
那时，我们还让青年学生读了《再生》、《无情》、《开拓者》等李光洙的小说。三·一运动前夕，李光洙在日本东京草拟过《二·八独立宣言书》，投身于独立运动，还写了很多进步作品。所以学生喜欢读他的小说。可是后来李光洙变节，没能写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最后竟然写出了像《革命家的妻子》那样的反动作品。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之后，我率领部队去南满，在路过抚松暂时停留的机会读过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家养病，他的妻子跟常来他家给他治病的医专学生发生暧昧关系的丑恶生活，通篇贯穿着污辱共产党人、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常常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开读书心得报告会。
起初还有过谈爱情小说内容的学生。这时，别的学生就大声喊不要谈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些着迷于爱情小说的学生，这样丢了一次脸，也就主动地去读革命小说了。
为了向青年学生和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我们还利用了“说书”的方式。
有一天，我嗓子疼，作热敷，没能上课。回家时路过北山，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个盲人周围，听他讲故事。
走近一看，那盲人掺杂着戏谑的话讲《三国志》的一段。他讲到诸葛亮用计一举冲垮敌阵的场面还击鼓助兴。讲到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伸手向听众要钱。当时，中国人把这叫“说书”，是个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
我们同学当中有个善于讲笑话、口才又好、很活跃的人。他是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做宗教徒的工作的。他祷告、背诵圣经比牧师还强。我们就交给了他“说书”的任务，他做得比背诵圣经还好。他到串门的人多的人家或人多的公园去，有声有色地给人们讲内容好的小说，每次都受到了好评。盲人“说书”要收钱，他不收费，但他在最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做一番鼓动演说，然后说愿听下回者，请明天再来。第二天，到时候人们就会聚集在指定的场所听他讲完小说。
那时我通过书结交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是朴素心。
吉林的繁华大街有一个叫新文书社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几次，朴素心也是这个书店的老主顾。他每次都在卖社会科学书籍的柜台前踱来踱去。
因此，我们两个就常常在柜台前碰上。他身体很瘦，但个子修长，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当我带着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