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带着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过书，我和朴素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住在东大滩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住的宿舍跟我一同生活过。
朴素心原来住在汉城，后来来到吉林。他身体虚弱，无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为报刊写些短小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刊登在《海潮新闻》或《朝鲜之光》等报刊上。他虽没怎么参与运动，但对宗派分子是非常轻蔑的。朴素心有主见，见识高，所以来往吉林的形形色色的运动者们各个都想争取他。
朴素心通宵达旦地读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是个出奇的读书迷，如果没钱了，即使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去当，也要买书来看，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通俗的入门书，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而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几乎都通晓的人。
朴素心是给我介绍并解释了《资本论》的难忘的老师。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资本论》也有不少难解的地方。因此，朴素心给我们上了《资本论》的解释课。理解经典著作，到底还是需要有入门书和有人辅导，朴素心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确实有渊博的知识。
有一次我问他关于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朴素心把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都背了下来，背了好长时间。从理论和知识上看，他可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了。不过，朴素心也有不懂的，答不上的。
我曾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是首要的，而民族解放是次要的。可是在我国，不是只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获得解放，工人、农民才能获得阶级解放吗？这是当时我们同学纷纷议论的问题。
直到那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少从理论上阐述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科学的阐明。
朴素心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很含糊的回答。
我又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宗主国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总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但只强调了宗主国的革命胜利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就是说只有日本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国才能获得独立吗？难道我们就得坐在那里束手等待他们取得胜利吗？
朴素心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惊异的目光望了我许久。朴素心说，正如经典著作中写的那样，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前面，视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重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
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也显得十分焦急，坦率地说，他只是从学术上研究了马列主义，并没有把它同朝鲜的独立和在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考虑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遗憾。像他所说的那样，脱离实践，只作为一种学问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在研究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时，最大的苦衷是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像俄国人那样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解放祖国，可是朝鲜的情况和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在像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应该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得不离开祖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同中国等邻国的革命怎样取得联系；如何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民族任务和世界革命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等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为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朴素心在探求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跟我非常亲近了，也被我们的革命志向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还同我们一起忘我地参加了青少年的教育和启蒙工作。一直埋没在书堆里的人，一经下定决心投入实践，其热情是非凡的。
后来。为了治肺病，他被送到卡伦地区。
朴素心在离贾家屯五里来路的雾开河畔搭个草棚，自己做饭，过着寂寞的生活。
我在卡伦和五家子一带进行活动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过他。朴素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敞怀叙旧，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时，朴素心第一次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原以为他的爱人已死去或离婚了呢。只看照片就可以看出他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教养的新女性。
朴素心说不久前在汉城的爱人寄来了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
他说他爱人是个富翁的女儿。
我又问，当初结婚时你不知道她是富翁的女儿吗？
朴素心长叹一声说，是结婚后他的世界观变了。
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又问他，你真地完全忘掉了爱人吗？
朴素心坦率地说，他一直以为忘掉了，可是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后，就常常想起她。
于是我真心劝告他，如果爱妻子，就应该把她接来。我对他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教育不好，那怎么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爱人在身边，对治病也会有好处。
朴素心虽答应这么做，却又叹了一口气。
“是成柱同志的劝告，我就要听。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日薄西山了，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没有子女，又没有可以留给后代的财产或精神遗产。他说，本想献出一生研究马列主义，一定要写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书的，可是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了。他慨叹道，年轻力壮，生龙活虎的时候是因为不知真理而没有做到，而认识了真理，身体条件却又不允许。
听了朴素心的这番话，我也很焦急。朴素心对学问认真、勤勉，又很钻研。如果他不只埋没在书堆里，而更早些投身于实践，那么就会找到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有价值的理论，也会建树实践方面的业绩的。理论出自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又通过实践得到验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实践，就是争取朝鲜的独立，为我国人民谋幸福。可惜，朴素心刚刚认识到这一真理就离开了我们。
后来朴素心把爱人从汉城接来，在她的护理下，继续写小论文和点滴感想，直到在卡伦去世。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是像朴素心这样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刚认识到真理就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遗憾。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在我的一生中，吉林确实可以说是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吉林，我掌握了作为科学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这一学说的帮助下，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为朝鲜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必须把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真理。
如果说我很快地认识到了新思想潮流的真谛，那是因为我生为亡国民族的儿子所具有的悲哀和愤怒的缘故。我们民族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使我早点懂事了。我把受难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这使我有了巨大的民族使命感。
在吉林的时期，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世界观，这成为我一生的思想精神食粮。
在吉林的积蓄和体验，使我后来能够构筑自主的革命思想的骨架了。
学习是革命者为自我修养而必经的基础工序，是在奠定为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作出贡献所需基础方面一天也不能中断的脑力劳动。根据我在吉林的时候探索先进思想的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训，我今天也在强调，对于革命者来说，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二尚钺先生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尚钺先生是毓文中学的语文教师。
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没过几天，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
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还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革新思想强的该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军阀及其走狗的注视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们不能不以十分紧张的情绪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上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紧张情绪云消雾散，并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挚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精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宝贝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把曹雪芹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待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
“今天成柱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于老师。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住了我。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我祖父常说，学生老是出入老师家是不可取的。不用说在私塾学着《童蒙预习》之类的书长大的老一代人物，就是所谓靠新式学问开明了的大人当中，也有很多和我祖父同样见解的人。学生如果常常窥见老师的生活内幕，就不把老师看得神秘了。应该让学生把老师看得像既不吃饭又不小便的神仙一样，这样才能树立老师的权威。为此，教师应该就要在师生之间设一道屏风。这是我祖父的一贯主张。
祖父说，自从我父亲在私塾念书时就有了这种想法。
我父亲上的顺和书塾有个叫金志诚的老师，他特别爱喝酒，都说他只要喝了酒，连纱帽掉了也不知道。他三天两头地叫当接长（等于现在的学生班长）的我父亲去替他打酒来。起初，我父亲还服服帖帖地听从了老师的吩咐。
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看到那位老师酩酊大醉，在回家的路上倒在路旁水沟里。
从那以后父亲就改变了想法。
有一天，那位老师把一个大酒瓶递给我父亲，又要他去打酒。我父亲走出书塾大门后，在岩石上把酒瓶摔个粉碎，回来向老师说，被一只老虎追赶，路上栽了跟头把酒瓶摔碎了。老师听了，无可奈何地说：“嘿嘿，难道白头山的老虎来到了万景台！竟至亨稷对我撤谎的地步，可见我的熊相在你们眼里多么难看啊。叫你们去打酒是我的错。”从那以后那位老师就戒了酒。
虽然老师和酒诀别了，可是他那倒在水沟里散发出酒臭的洋相，深深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师生之间只有隔一道屏风才能维持师道尊严，祖父的这一一贯主张，就是以这种事例为基础的。
尚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设屏风，我就一下子跳进了尚未向任何人开放的先生的生活深处。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采的书架。尚钺先生可以说是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看。过会儿，我问老师说：
“老师，您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人家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族的子弟。我父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