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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运动者中，同我的父亲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是吴东振。我父亲在崇实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安昌浩开设的平壤大成学校的学生。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超过了纯粹人情关系的思想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真挚而火热的。听说，他最初同我父亲的思想产生共鸣，是1910年春天在庆上沟练兵场（李朝末期兵营前的练兵场）举行的运动会上。
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有来自平壤、博川、江西、永柔等地的一万多名青年学生。
这天，在运动会结束后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我父亲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当反对部分学生提出的我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就要接受日本文明的主张。他说，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就应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当时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正义府司令的吴东振。
后来，吴东振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就感慨万分他说：“那一天，金先生的演讲大大地感动了我。”
从1913年起，他以批发商的身份往来于汉城、平壤、新义州等国内主要城市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次来去，都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就独立运动的未来进行探讨。
最初，我以为吴东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人，后来迁到八道沟和抚松去住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
这个时候，吴东振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提松庵吴东振，没有人不知道。凭他的财产和背景，他完全可以不走艰险的革命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他还是直接手持武器，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吴东振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十分友好。他家在义州，来找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索性把外屋整个地腾出来做了专供客人住的宿舍。因为客人太多，他特地雇了一个厨娘，专给客人做饭。但是，我父亲一去，他就不让我父亲住外屋，而是请到里屋去住，而且让他的夫人亲自下厨房烧饭做菜。
有一次，吴东振偕同夫人到我们家来，我的祖母把盛饭的有盖铜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介绍吴东振，固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挚友和同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同我的青年时代有极深的关系。我从小就对他有特殊的感情。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吴东振被日本鬼子逮捕了。过了几年以后，193z年3月初，当我为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而奔走在间岛一带的时候，吴东振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受到审判。我过去听到甘地的预审记录文件有2。5万页，大吃一惊，而吴东振的预审记录文件竟有3。5万页，共64卷之多。
审判他的那天，有几千名旁听人拥进了法庭，原定早晨开审的法庭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勉强开庭。在法庭上，吴东振拒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审理，还跳到婶判长的座位上放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震撼了整个法庭。
日本审判官惊慌失措，急忙停止公审，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胡乱地作出了判决。他们在审理上诉时，判了他终身徒刑。吴东振终于死在狱中，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当我们为了组建游击队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报纸上登载了反映吴东振在敌人法庭上凛然大义的气概和斗志的审判纪实，还登载了他被押送到平壤监狱时照的戴着篓子帽（扣在囚犯头上的类似篓子的草帽）的照片。当时我看着他的照片，感慨万分，深情地缅怀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我父亲在崇实学校时期亲密相处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后来都成了朝鲜国民会的骨干。
父亲在崇实学校辍学后，在万景台的顺和学校和江东的明新学校教书，为教育后代作出了努力，同时为了团结同志而倾注了心血。据说，父亲辍学是为了扩大革命活动场地，开展积极的实际斗争。
父亲在1916年的假期去过间岛。他当时与哪条线取得联系是不得而知的。他经过间岛到上海，还同孙文的国民革命派接上了头。
父亲对孙文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据父亲说，在中国，男人剪掉发辫，每星期休息一天的制度得以实施，都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付出努力的结果。
父亲特别赞扬孙文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纲领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以及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说，孙文是度量宏大，意志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家。可是，父亲说，孙文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以建立共和制和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是失策。
我小时候，还多次听到父亲谈论朝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父亲对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终，深表惋惜。他曾说，开化党提出的革新政纲中，关于人权平等、废除门阀、录用人才、暗示废除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的独立思想等，都是进步的。我听了父亲的评价后，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也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后来，我们找出金玉均的改革运动及其政纲的局限性，并以主体的观点做了分析。
教过我们朝鲜历史的老师们，大体上都把金玉均定为亲日派。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曾长期给金玉均贴上了亲日派的标签。他在准备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这成为认定他亲日的根据。我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对历史学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派，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利用日本力量的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
父亲曾说，金玉均的政变落得“三日天下”的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派不相信老百姓的力量，而只依靠了宫廷内部势力，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猜想，父亲当时到间岛和上海去的目的，是要直接去了解国外独立运动的实况，争取新的同志，以便建立日后的斗争方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问题还不大成熟，还没有形成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的方式和方法。
父亲到间岛和上海去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军阀内战，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经历着一进一退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外来势力。然而，流亡海外的许多独立运动者却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只是探讨应该借助于哪个大国，以空谈消磨时间。
间岛的形势，使我父亲更坚定了要靠朝鲜人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信念。父亲从间岛回来后，为了教育群众和团结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
这时，我们离开万景台，搬到烽火里住。父亲和在万景台时一样，白天在明新学校教书，晚上，到夜校去进行群众启蒙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艺会上，按着父亲写的讲稿做了反日演说。
当时，父亲创作了很多革命诗歌，教给学生。
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到烽火里来找父亲。父亲也常为找同志到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以及黄海道一带去。在这过程中，培养了骨干，并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3月23日，在平壤学堂谷李辅植家里，父亲同张日焕、裴敏洙、白世彬等爱国的独立运动者一道，成立了朝鲜国民会。加入朝鲜国民会的青年战士们，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朝鲜独立”、“誓死”。
朝鲜国民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目的是，全体朝鲜民族团结一致，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真正的文明国。它是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后，朝鲜的爱国者在国内外组建的许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
1917年，国内还很少出现秘密组织。韩日合并后组织起来的独立义军部、大韩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等各团体，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到了这个时期全被解散了，当时，一旦查出谁在搞地下活动，一概逮捕论罪，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参加那种活动。就是有志之士，在国内也一筹莫展，只能到国外去组织各种反日团体。连这种勇气也没有的人，就在朝鲜境内，在总督府的许可下，搞一些不触犯他们的消极活动。
就在这样的时候，朝鲜国民会诞生了。朝鲜国民会是具有彻底的反帝、自主立场的革命组织。它的宗旨中阐明：欧美势力将在东洋扩展起来，日本必将同他们争夺霸权，待到那个时候，朝鲜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朝鲜独立的目的，为此要谋求团结同志，并作好准备。从它的宗旨中可以看出，朝鲜国民会与寄希望于外来势力的人不同，是站在朝鲜独立必须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的自主立场上的。
朝鲜国民会订出远大计划，要派同志们到间岛，把那里变成独立运动的策源地。
朝鲜国民会的组织很严密。朝鲜国民会吸收成员要经过锻炼和考验，并进行严格选拔，建立纵向组织体系。委员之间使用暗号，秘密文件也都用暗号编写。朝鲜国民会决定每年在崇实中学开学那天召开会员的定期会议。朝鲜国民会后来组织了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合法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掩护。朝鲜国民会下设区域长。为了同国外人士取得联系，还在北京和丹东分别派了通迅员。
朝鲜国民会是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的组织。朝鲜国民会吸收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军人（独立军）、商人、宗教徒、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群众入会，它的组织，国内自不用说，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吉林、抚松、临江、长白、柳河、宽甸、丹东、桦甸、兴京等地。
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寻找和联系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争取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的途中，突然来到我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他说，他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父亲一听，也高兴他说：“自古说，伯乐之功高于千里马，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重要道理。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打开一个大局面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在渡口，受父亲的嘱托，跑来找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嘱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壤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了。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
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为了同那些找我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头，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母亲把善后工作作完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搬走了家档。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我问母亲，过多少天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搪塞过去。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金日成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金日成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我回答说，一定要做到。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