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思想潮流。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先进思想出现的。
可以说在日趋没落的王朝政治的深渊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外来势力强迫开放门户，国家经受痛苦，命运危在旦夕之时，点起开化的灯火，高呼着”自主独立“、”保国安民“、”斥洋斥倭“的口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就是民族主义。当民族的主权遭到外来势力的残酷践踏，国土变成列强争权夺利的角逐场的时候，出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潮流，并成为群众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因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了民族运动，就认为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见解是不公正的。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利益。
后来，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民族主义也就随之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因此，真心维护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代表其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别对待。如果对这两者等量齐观，就会在革命实践中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我们是支持和欢迎的。这是因为，形成真正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爱国的思想感情。爱国心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感情，是能够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的同一条轨道上和解、团结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爱国家爱民族，是把共产主义同真正的民族主义连结起来的大动脉，是引导真正的民族主义走联共道路的原动力。
过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收复被外敌霸占的国土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绩。
今天，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分裂状况下，我们仍抱着能够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是因为我们从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中看到了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大业的绝对源泉。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我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理。我始终重视同爱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认为这是我们的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是我从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一辈子坚持不渝的观点和立场。
那天，我见到车光秀的时候也强调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车光秀听完我的话，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成柱“。
我并不认为，因为我的理论高深精湛，才说服了车光秀，而是因为我根据朝鲜的具体情况分析和判断一切问题，不讲空话，坚持重视革命实践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引起了车光秀的共鸣。从此，车光秀开始敞开了自己的心怀，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此以前，主要是我谈，他只是问，只是听。现在不同了，我不问他，他也主动谈心里话。
我们开诚相见，交上了朋友，我这才知道车光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比我大七岁，到日本念过大学。写文章，作报告，他都很擅长。他心地无比善良，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他又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和朴素心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火曜派的头头金灿一碰见车光秀，就挫了锐气，不敢造次。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金灿始终敌不过车光秀。车光秀曾把金灿当作神乎其神的共产党大人物，可是见了几次面以后，他对待金灿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那样随便。有一次我们让车光秀跟汉上派的头面人物申日镕进行争论，结果申日镕也不是他的对手。
车光秀有个特点，他的头总是轻微地向左歪着。这是他小时候脖子上长了疮，痛得老把头歪向一边养成的习惯。
车光秀是平安北道人，从小就很聪明，村里的人都夸他。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工读。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他摄取新的思想，艰苦工读的时候，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期。刚建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由于1923年6月党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大被捕和关东大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大大削弱了。后来由于隐藏在党领导班子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被解散。车光秀觉得，坐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本，去探索什么斗争方向，翻阅马克思的著作，都是无聊的事情。
于是他回到了汉城。他在汉城见到了一些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可是，他看到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却搞出了那么多的派别和系统，十分错综复杂，他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了。他为了辨别各派的主张，探索自己该走的路，开始下功夫研究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派别关系。然而，他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无所获。
三人一党，五人一派，派系不计其数。各派针锋相对，争斗十分尖锐，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实际上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车光秀说，他在国内时，在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中觉得最卑鄙龌龊的是洛阳馆事件。所谓洛阳馆事件，其经过如下：火曜派和北风会派两派人，在名叫洛阳馆的饭馆聚会的时候，对这两派的结合心怀嫉恨的汉城派，突然袭击会场，施加暴行，打伤了几个人。那些挨打受了重伤的人，向日寇的法院起诉，对汉城派的加害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没过几天，北风会派又对汉城派施加暴行，打伤了他们。这么一来，汉城派受了重伤的人，又向日寇法院起诉，对北风会派的加害人提出刑事诉讼。
这类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竟至发展到各派竞相组织恐怖团体与对方较量的地步。
车光秀目睹这种情景，日夜长吁短叹，慨叹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竟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想了想，最后认为，满洲与苏联毗邻，到了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渠道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进而可以找到一条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走的新道路。他抱着这样的一线希望，离开汉城来到了满洲。
他一到满洲，就碰上了政友会宣言。
宗派分子们在这篇政友会宣言中竭力主张说，为了从派系斗争中拯救共产主义运动，应停止互相攻击，进行公开讨论，开展理论斗争，从而给群众指明真正的前进道路。
如果按照政友会宣言的主张公开进行论战，那么，从中得利的肯定不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日寇的高等特务警察。朝鲜共产党成立后，火曜派同汉城派闹对立，专搞派系斗争，他们为了显示火曜派势力强大，曾在报上公开了正在筹备中的民众运动者大会的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简直是利令智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部的名单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告密书。日寇就靠这个名单大肆逮捕了共产党干部。结果，火曜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忘记这一教训，照宗派分子的主张再次开展公开论战的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日本内情的车光秀，谴责政友会宣言说，它是曾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机会主义思潮－－”福本主义“的翻版。福本曾主张说，为了重建党，应通过”理论斗争“，先辨别具有纯正革命思想的人和不具有纯正思想的人，然后只吸收思想纯正的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分裂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主张，它给日本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政友会宣言不但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福本的理论，而且连它的文字都毫厘不差地抄袭过来。车光秀断然唾弃了这个宣言。他对宗派分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于是去了柳河。他决心到乡下去当个教师，给孩子们灌输民族的正气，无声无息地了却一生。后来，他偶然碰见了崔昌杰，并且经过他的介绍，来到了吉林。车光秀坦白地说，他在异国土地上的凄风苦雨中漂泊的时候，一直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导者，给他以力量和希望，给他指出正确的斗争路线。
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激动地说道：
”成柱！咱们能不能在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中搞共产主义运动啊？就在没有宗派、没有领导权争夺战的环境里“
车光秀的这一呼声，正是他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彷徨摸索，最终找到了革命道路所作出的总结，所得到的教益。
我也很激动，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新一代人，不要学宗派分子走分裂道路，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车光秀还坦率地谈了他在听崔昌杰介绍我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他说，当他听到我在吉林搞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心不在焉地想过，区区一个中学生能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共产主义运动又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到吉林来找我试探一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难怪我当初把这个豪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愣头青当成了一个枯燥呆板的人。
没过多久，车光秀就成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一员。
这年夏天，我派车光秀到新安屯去。新安屯，位于吉长公路以西不远的地方，是朝鲜的爱国志士建成的理想村，是在满洲的朝鲜人居住区中为数不多的政治运动策源地之一。如果把这个村庄革命化了，就能开辟深入农民群众的第一个渠道。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车光秀。
我叫车光秀到新安屯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问我，他好不容易接上了组织关系，刚从乡下上来，怎么又叫他下乡？别人在汉城啦、东京啦、上海啦这样的大城市里搞运动还嫌不过瘾，甚至跑到共产国际去掀风起浪，而他却要到巴掌大的农村去，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可见他虽然反对旧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克服旧的观念。
我给他作了解释，大致是这样讲的：
认为在大城市里才能搞革命，是不对的。不论是城市或农村，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工作。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到满洲来的朝鲜人，也大都住在农村里。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就不能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也不能设想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念完了学校，也准备到农村去工作。认为跟共产国际来来往往才能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名分，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共产主义者所以尊重共产国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国际团结，才能粉碎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资本的锁链。只要为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真诚地进行斗争，就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也能使我们渴望已久的光复祖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目前搞运动的人，都在往上走，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汉城，再从汉城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只有往上走才能跻身于群英之列，也才能得到承认。然而，要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人，脱离群众，老是往上头走，这行吗？我们要往下走，下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
”不要往上走，要往下走。“
车光秀神色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然后沉思了好半天，突然用拳头啪地一声敲着桌子喊道：”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由于车光秀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核心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有了能够同朝鲜共产党上层大人物们比高低的高水平的理论家了。
从这时起，车光秀跟我们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了三年多。他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促进群众革命化，为抗日武装斗争奠定基础，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新安屯、江东、蛟河、孤榆树、卡伦、五家子、柳河等地区的革命化，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最初，他参加了实现吉林附近朝鲜人村庄革命化的工作，接着以吉林为轴心，在南满的柳河、中部满洲的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朝鲜人居住地，同金园宇、桂永春、张蔚华、朴根源、李钟洛、朴且石等人开展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最后一个时期在安图一带参加了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工作。
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不论到哪里，很快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性落落大方，潇洒豪放，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群众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讲授的社会科学课，在三光学校（孤榆树）学生中最受欢迎，他们总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兴趣盼他来讲课。他为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作过很多讲演，也普及了很多歌曲。
他在白信汉的追悼仪式上作的悼词是很有名的。
车光秀最常去的地方是新安屯。他在新安屯吉兴学校曾当过一个时期的教员。他住在学监家里，用革命思想教育村里的农民、青年和妇女，把他们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同盟、妇女会、少年会等组织里来，推进了全村的革命化。
新安屯原是深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的地方。那些宗派分子们不时地到村里来，讲些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论“呀，这个论呀那个论呀，尽扯一些荒谬的怪论，所以封建保守的老年人和大人们，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摇头表示反对。
正因为这样，车光秀开始也很难站住脚。他借了一间人家的上房，把墙裱糊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当作乡亲们来闲谈的地方，常常邀请一两名有文化的老年人事先作些准备，然后让他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宣传。
村里的好些老年人一到晚上就别着长烟袋到车光秀修好的房里来闲聊。
这时候，由车光秀事先安排好的老人就开始天南地北他讲一些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