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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国民府的上层人物却以恐怖活动来回答我们的诚意。
我决心去找在国民府负责青年工作的高而虚进行谈判。车光秀也听到国民府胡作非为的消息，带着几个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跑到康弘乐家来了。
他们认为，大会筹委会成员是国民府袭击的对象，应该先离开旺清门。
但是，不能因为有危险，就躲避起来。
我想，现在已经不能通过大会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剩下的方法是同国民府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申明我们的正义立场。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那么早晚总该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虽然气氛是杀气腾腾的，但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也一定要同他们见面，而且一定要我去。
我说服了同志们，把后事托给车光秀，就去找高而虚。
高而虚是在国民府的保守派中倾向最不好的人，又是民族主义营垒中以”理论家“著称的人。我一进屋，他慌得手足无措。看来，他没想到我会找上门来。
我单刀直入地质问高而虚，为什么逮捕了崔峰等大会筹委会成员。高而虚却佯装不知，还说他也正在探寻他们的去向。
高而虚表里不一的态度，使我更加无法抑制愤怒，但我还是沉住气，想说服他。我追问道：
”国民府为了统一青年运动而召开了会议，可是还没听青年们在会上的发言，只看了决议草案就吓得逮捕代表，这是一种过于急躁的、只顾私利的做法；你们说因为大会文件不如意才逮捕了委员，你们说说哪一点不如意，这是草案，有不如意的地方，可以改，你们是主办人，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就应该找青年们来商量才对，却把无辜的人抓起来，这样怎么能让青年放心地吸取新思想潮流，又怎么能让青年成为坚强的反日战士呢？“高而虚又撒谎说，只是因为青年们有点过激，使他感到遗憾罢了，至于逮捕一事，实在毫无所知。
我向高而虚抗议道：
”你也在汉城搞过学生运动，还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打过逃往苏联的主意，所以你不会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思想潮流，它在世界上传播得多么广泛；现在凡是投身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理解共产主义，我也是这样。我上过独立运动者建立的华成义塾，来吉林后又在独立军领导人的家里住了三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是搞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搞起共产主义运动了。我们青年信仰新思想潮流，是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才是早日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给我们民族的未来带来幸福的道路。你们也是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人，可你们不仅不帮助这些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而奔走的青年，反而要逮捕他们，这说得通吗？“我接着对他恳切地说，不应该迫害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应该同他们携起手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开展共同的斗争。
实际上，如果除开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那么南满青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了。
高而虚冷笑一声说，国民府宁肯抛弃南满青总，也不能把它交给共产党。
我问他为什么。他举出ML系的宗派分子在磐石县搞过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曾经袭击过民族主义者的事例，讥讽地说，怎么能同这种人携起手来呢？
我们也知道，1929年夏，ML派的几个人在三源浦为了打倒民族主义者，向中国的国民党军阀的警察诬告过朝鲜独立运动者要发动叛乱的事。
ML系的宗派分子甚至对我们这些主张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人，也看不顺眼，竟然干出了派棍棒团袭击反帝青年同盟干部的暴行。柳河一带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之所以要在崔昌杰领导的武装小组的保护下进行活动，也是因为有这个棍棒团的威胁。
我再次说服高而虚说，我们是跟那些宗派分子根本不同的青年。我强调说，他们不仅同民族主义者斗，而且也同我们斗，他们自己也形成派别互相不断地斗，不能把这样的败类同我们相提并论！
但是，高而虚总是不肯接受我的真诚的说服。
我警告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挫折青年们的气势，你们就将在历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罪恶，你们也许能压制几个人的肉体，可是，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的思想是抑制不住的。好，你们想杀我，就杀吧，对于死，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我以为说了这么些话，他们是会受到一些冲击的，可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越来越顽固地采取对抗的态度，当夜就向驻扎旺清门的独立军下达紧急令，开始了逮捕活动。
为了防止流血，我赶紧让车光秀回三源浦去了。国民府的头领们有可能向我们在柳河的同志下毒手。我让那些来参加南满青总大会的共青同盟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也连夜离开旺清门。我向同志们说，国民府召集南满青总大会，谋害进步青年，因此我们要退出大会，对于他们的恐怖行为，则要用发表声讨书的方法诉诸天下。
南满青总大会就这样流产了。我也决心离开旺清门。
同志们建议，要到崔昌杰活动的柳河县三源浦去写好声讨书寄送满洲各地，由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不过三源浦独立军势力较强，到那里去是危险的。
到三源浦去呢，还是到陵街去？我踌躇了一阵，决心到陵街去决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打算到陵街去缓口气，再到吉林去。如果那里的情况也不妙，就到抚松去领导群众组织，直到国民府的恐怖旋风平息为止。
那天晚上我回到康弘乐家，对他说：”我要是在这儿睡，就会被捕。我要到陵街去，麻烦你给张罗点路费吧！“
康弘乐长叹了一口气，担心地说：
”你不熟悉路，怎么跑啊？“
”沿大路跑80里路就行，你放心吧。“
我还对他说，我到了陵街，那里有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能坚持一段时间。康弘乐夫妇这才放心，给我包了打尖的饭和几块饴糖板。
我所说的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指的是申永根。他在陵街的韩兴学校当校长。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我到了陵街。
韩兴学校高等科的女生们尽心尽意地接待了我。申永根的恋人安信英是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原在江东进行活动，现在韩兴学校工作。她和同志们一起做了绿豆凉粉和冷汤，为我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这顿午饭吃得很香，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我吃过饭，不顾疲劳，了解韩兴学校办校情况，听着听着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通宵走了80里路，确实筋疲力尽了。后来听说，那天申永根怕惊醒我，不敢敲上课的钟，把在外边玩耍的学生一个一个用手势招呼进来上课。
我在陵街逗留期间听到，国民府终于杀害了他们逮捕的大会筹委会成员。他们在旺清门槐帽地沟的山沟里杀害了崔峰、李泰熙、池云山、李蒙烈、李光先、赵熙渊等六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前途无量的青年。
崔峰等六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谴责了国民府的罪行：”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要为劳动群众而牺牲，但是死在你们手里，太冤枉了！“他们高唱着《革命歌》，高呼着”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倒下了。
此后，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还策划过，要把这六名青年的家属也全都抓去杀害。高而虚连那位把他的杀人诡计告诉给我的吴信爱，也拉去残酷地杀害了。
我们在陵街噙着泪水写了向全世界控告国民府领导集团罪行的声讨书。
这个声讨书在崔昌杰活动的三源浦油印发表，并发给各地革命组织，举行了声讨大会。
我们在声讨书中，谴责了国民府只凭青年群众的先锋战士是共产主义青年这一点就加以杀害的罪行；揭露了所谓国民府只不过是几个反革命分子的营利场和谋杀场，是和屠杀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蒋介石的走卒一样的逆贼集团。
这一声讨书发表后，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府之间形成了全面对立的局面。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只要见到我们系统的青年，就不问情由地加以”讨伐“。那时，许许多多英俊有为的人牺牲在他们的手里。
因此，对国民府的怨恨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
旺清门事件后，我抑止不住心中的痛苦，好多天没能入睡。为光复祖国踏上了革命征途的人，却被同一民族的人杀害，这使我气愤，感到冤枉。
我们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谋求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斗争。当我们了解到安昌浩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时候，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但是当他被捕的时候，我们又毫不踌躇地进行了营救他的斗争。当三府合并会议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派别斗争而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本着希望爱国力量实现团结的心情，借艺术的力量给民族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当独立运动团体合并成国民府的时候，我们又为之而高兴，表示了欢迎。
但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诚意，以野蛮的屠杀对待了我们。
那时我在陵街再一次清晰地回想起了车千里老人的一段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过不少主张团结的人。群众期望所有爱国者不分主义、团体和信仰，都要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投入反日抗战。
但是，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却残酷地践踏了民众的这一期望。
每当回忆起旺清门的惨案，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每当回顾那次悲剧时，我就想，在我们民族内部绝不能重演那样残酷而无意义的杀戮。如果高而虚、玄默观还在世，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想。在感情上跟我那么亲密，只因为思想不同而没能走同一条道路的玄默观，后来在长沙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玄默观的女儿玄淑子，解放后随临时政府的人士回国，在汉城半岛饭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可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他的子女现在在祖国的北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证明，共产主义者走的道路才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坚贞的爱国者。
今天，在国土被分害，外部势力的干涉严重的情况下，每当迫切地感到民族团结是第一生命时，我就想起旺清门的悲剧！
十在狱中
”吉林的风暴“席卷了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军阀，逐渐觉察到我们的存在了。蓬勃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中东铁路事件和南满青总大会事件，把有关我们的消息散布到了许多地方，敌人随之看出了搅乱吉林空气的肇事人是青年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我们的追查。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满洲，到处安插密探，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唆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大肆逮捕、监禁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吉林的形势变得非常险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关。
看到形势险恶起来，那些在吉林市内混日子的宗派分子就向龙井、磐石、敦化等地逃跑，独立运动者们有的加入中国国籍逃往中国关内，有的躲到旺清门等地去了。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反日运动者云集的朝鲜海外政治运动中心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无谓的大声议论，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的同志就开始被捕了。我刚从旺清门回来，为收拾事态而奔走，也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原来，五中的学生把连毓文中学的共青组织也都供出来了。
警察们扬言，他们对学生运动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他们天天对我们进行残酷的严刑拷打。他们企图查清我们进行斗争的情况，破获我们在吉林市内的密如蛛网的组织及其背后势力。
我们约好，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对审讯我们的刽子手抗辩道，学生看书，有什么不对。我们读的书是书店里卖的，要问罪，就该先问当局的罪，是当局许可出版和出售那些书的呀。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正受拧手指头的刑，曾任华成义塾塾长的崔东旿先生忽然从旁边一块隔板后面探出头望了我一眼就不见了。这事太出乎意外了，起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也许是一种错觉。
但是，一点不错，确实是我上华成义塾时的塾长崔东旿先生。我心想，敌人甚至把我华成义塾时代的老师也叫到审讯室来，可见敌人对我的调查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
崔东旿先生的出现，使我想得很多，很复杂。
崔东旿先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又精于外交工作，所以担任了国民府的外交委员长。先生为了协调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的关系，主要留住吉林，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他向反动军阀当局照实说出我们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减轻案情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尤其是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为维护苏联而斗争的情况，哪怕暴露出一点点，也绝不会顺利过关的。
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到了20年代末背信弃义，顽固地进行了反苏活动。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反苏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其保护和支持的王牌。
军阀的嘴里常常迸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顽固地鼓吹反苏思想。
连那些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恣意喊出”占领乌拉尔山，占据贝加尔湖“、”要在贝加尔湖饮马“等好战的、挑衅性的狂言，觊觎苏联领土。
军阀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苏挑衅的第一个回合，攻占了中东铁路。本来该铁路的财产和设备，由中苏两国根据协定各占一半，通过叫做董事会的管理机构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军阀却调动兵力占领无线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