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话。“我觉得边老人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通过跟”边托洛茨基“老头的几天交谈，认识到他不是一般的老人。
起初我还怀疑，这位老人是不是托洛茨基派。随后，我判断他不是托洛茨基派，只是因为他厌恶宗派争斗，给青年们敲一次警钟罢了。你们不要既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什么老是说俄国如何、斯大林如何地光谈别国的事。
哪有事事都要学俄国的道理呢？老人对我们说的思想分明是这些。总之，他是要我们按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我不想干预年轻人做的事。对我儿子做的事，我也不想干预。不管我家达焕做什么，都由他本人决定。可是，有一件事我决不允许，那就是不许年轻人丢了自己的灵魂，盲目地把人家的论点搬过来，自鸣得意。“听了老人的话，我确信：我们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我们的这种见解也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比他谈的更多。就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路线，做了具体的说明。我说，我们要建立新型的党和军队；超越思想、宗教信仰、财产程度和男女的差别；形成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两千万人民的抗战，以光复祖国。老人似乎从这些话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对我们要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举起双手表示特别欢迎。
他们父子俩，都没有妻室。虽有边老人的女儿在料理家务，但只凭这一点，是无法排除这个家庭的冷清贫寒的气氛。
为了给边达焕物色适宜的配偶，我跟同志们商量了多次，终于在五家子附近的农村找到一位姓沈的女人，做边达焕的妻子，还动员我们的人，给他们办了婚礼。我身为未婚男子，要给年长者作媒，觉得既有点妄自尊大，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办完了婚礼，村里人都象办了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并赞扬我们办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以后，村里的”志士“都加倍地信任我们了。
有一天，边达焕来找我，谈了他父亲的动向。他说，他的父亲对村里的”志士“说：”现在出现了可以代替我们掌管’理想村‘的主人了，成柱他们就是那个主人。他们的做法即使是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放心地接受。不要把成柱只当作一个年幼的青年看待。我们已经老了，是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了。我们应把五家子全盘交给年轻人，尽力帮助成柱他们。“他还说，别的”志士“们也都佩服地说，我们的主张，都是对的。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再次去见边老人。
我说：”我是来还给你高丽共产党党证的。“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党证，说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说他不需要嘛，不能还给他，可又不好扔掉，着实为难。后来，那个党证，在我们同志们手里转了好几天。
1946年，也就是祖国获得解放后的第二年，边大愚老人曾来过一次平壤，当时我跟他谈了在五家子时的往事，他听着不禁感怀万千，歉意地笑了。
他回顾了我们在五家子见面时的情景，又说，看到了整个北朝鲜变成了一个理想村、理想天国，现在死而无憾了。当时，老人已有67岁了。就在这一年，他在吉林省伊通县去世。很久后，我才听到这一悲痛的消息。
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在五家子任过农民同盟负责人。他因在我们领导下进行了反日斗争，从1931年起在新义州监狱被敌人关押了多年。
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
从那以后，这里的”志士“们就开始刮目相看到此地工作的朝鲜革命军工作员了。他们争着做些别样的饭菜请工作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我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为争取中国人也作了很多工作。不争取中国乡绅，我们就不能在满洲中部地区站稳脚跟。因此，即使是地主，只要有可能争取他，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争取他、利用他。
当时，五家子附近有个名叫赵家凤的中国人地主。有一次，因土地问题，他跟外地的地主发生了纠纷，决意跟他打一场官司。
可是，他不会写诉状，很焦急。他虽然有个在城市中学毕业的儿子，可是，儿子也不会写诉状。看来，他虽说念过中学，可是光贪玩，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赵家凤托在五家子行医的金海山，帮他找一个会写诉状的人。
有一天，金海山来找我，问我会不会写诉状。
我们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为方便普通居民和学生，曾出版过如何写信、悼文、诉状的参考书。
我随金海山去了赵家凤家。他摆了一桌中国饭菜款待我。他详细他说明了这次要告状的原因。
我用中文给他写好诉状，还跟他到县城去，在背后给他出主意。赵家凤拿我给他写的诉状，打赢了官司。如果他在这场官司中打输了，就会丢掉几十垧地的。
从那以后，赵家凤就绝对拥护我了。他说，有人说金先生是共产党，这可是弥天大谎。金先生不是共产党，是好人，如果不是金先生，这场官司定会打输的。逢年过节，他都请我，以别有风味的中国菜招待我。
我每次到他家，就跟到他家串门的许多中国乡下绅士结识，对他们进行反帝教育。
从此，我在五家子的革命活动合法化了，可以合法地办朝鲜人学校。我们在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基础，也开始巩固起来。
我们把”志士“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之后，便开始按革命的需要改组群众团体。
首先，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这个青年会，本来也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朝鲜革命军小组来到五家子后，青年会的骨干分子虽然开明了些，可是在各方面仍没有完全消除民族主义的残余。首先，斗争目的和任务就不明确。不仅会员人数少，也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个只有招牌、不进行活动的有名无实的组织，几乎没有做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五家子一带的村庄很分散，间隔10里、20里甚至60里，可是青年会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没有设支部。正因为这样，青年组织无法在群众中站住脚，也无法组织青年群众开展活动。
有些人主张，立即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我认为，有很多青年仍受着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且他们对青年会也抱着一定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程度，硬把现有组织改组为新的组织，那是行不通的。
朝鲜革命军队员同青年会的干部们一起到许多村庄去，为成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革命路线自然就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了。我也每天跟青年们进行谈话。
经过这一准备阶段，我们在三星学校教室宣布了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同盟在各村子设立支部。崔一泉被选为该同盟委员长，文朝阳被选为组织部长。
尔后，又把农友会改组成农民同盟，少年学友会改组为少年探险队，南满女子教育联合会五家子支部改组为妇女会。从此，五家子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改组后，各群众团体吸收了很多新成员。五家子的居民，几乎都在各群众组织过上了政治生活。我们把地方自治行政机构村公会也改组成革命的自治委员会。五家子的先驱们建立村公会，是在20年代前半期。村公会是以领导经济、教育工作为主，并经常同中国官衙取得联系，还设有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等机构，为农民谋福利。
五家子的人们公开责难村公会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经济上不够清白。
我在同农民谈话的时候，了解到村公会的干部们谋求私利，没有把由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购进来的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公平地分配给农民，而搞走私倒卖。为了弄清此事是否属实，我们派人到公主岭去了解，回来的人说，村公会已腐化堕落，滥用从农民那里筹集的钱财，中饱私囊。
村公会的工作，几乎由村长独揽，任意处理，自然难免独断专行，忽视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无法干预，即使村公会有缺点，有问题，别人也无从知道。在人、生活、工作作风都正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情况下，村公会仍旧保持从前的组织机构和陈旧的工作方法，那是不可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的。
我们召开了村公会干部、各村的屯长和农民同盟委员长参加的协议会，总结村公会的工作，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
自治委员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对自治委员会所属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的工作，也予以极大的关心。
过去，五家子的农民要粜米，就得用大车或牛车拉到100里外的公主岭去。
米价下降时把米保管在适当的地方，等涨价后再卖出去才有利。可是，公主岭没有五家子农民可以保管稻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管粮价高低只好卖出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五家子的农民于1927年秋天，在公主岭设了稻米销售站。
我们从五家子群众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最受群众好评的同志，派到公主岭稻米销售站去。为了帮助稻米销售站的工作，又派去了朝鲜革命军的桂永春、朴根源、金园宇等队员。我们掌握稻米销售站之后，这个销售站一方面履行为农民谋生活福利的合法商业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还执行保障同各革命组织的联系，给朝鲜革命军提供情报等不公开的任务。
我们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这样的协助革命的合法商业机构，可以说是我们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一条经验。
我们在五家子的时候，派工作员到满洲各地，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当时，我们向开鲁地区也派去了许多工作员。”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华成义塾毕业生朴根源，也在那一带活动过一个时期。
开鲁地区，有不少蒙古族居民。
远离文明世界的开鲁人，生了病，无法治疗，只是祷告神灵。所以，我们的同志们每到那里去，都带些药给患病的人，疗效很好。从那以后，朝鲜人一到开鲁地区，他们就热情款待。
为了提高各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业务水平，我们为各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举办了讲习班。
每夜，我和车光秀、桂永春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讲两三小时的课，主要讲的是：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主体的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群众政治工作方法、扩大组织和从质量上加强组织的方法、教育组织成员的方法、指导他们的组织生活的方法等等。
讲习班结束后，我们也带领着他们，教给了各种工作方法，诸如：建立组织的方法、培养骨干分子的方法、分配任务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方法、开会的方法和谈话的方法等等。
五家子的各组织领导人员，满怀信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我们对五家子人民做启蒙和教育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首先把精力集中于教育工作。
我们从朝鲜革命军队员和地下组织成员中选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学校去当教员，由他们主导，革命地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我们直接办校以后，废除了讲授民族主义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陈旧科目，新设了政治课。
在三星学校取消学费，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经费，由自治委员会提供。
从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学龄儿童，上学不交学费了。
后来，我们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条，但朝鲜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实行免费教育，是在孤榆树、卡伦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学校、卡伦的进明学校和孤榆树的三光学校等，都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实行免费教育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
我们还致力于为那些不能受学校教育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办夜校。
我们不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围各村也都办了夜校，让所有的青年都参加夜校学习。
我们根据在卡伦发行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五家子也发行了《农友》杂志。《农友》起到农民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登的文章较难理解，《农友》刊登的文章写得简明易懂，农民容易理解。《农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发行范围扩展到间岛地区。
当时，我们通过学生，给村里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学校去教唱一次，当天就传遍全村。
五家子村有个由我们组织起来的演艺队。在桂永春的领导下，这个演艺队以三星学校为据点，积极开展了活动。
我也着手完成《卖花姑娘》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在吉林市就已开始写，并已试演过几次。剧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带领三星学校的戏剧小组成员开始排练。
在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三星学校礼堂演出了这出歌剧。
这出歌剧解放后长期被埋没，到了70年代初，才在党中央组织书记的指导下，由我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改编成电影、歌剧和小说公诸于世。组织书记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我们在五家子人民的绝对支持和声援下，在短时间内，把辽河地区的农村建设成为朝鲜革命军可靠的活动基地。我们曾在吉林周围做过农民的工作，在长春周围也做过农民的工作，可是从没有像在五家子那样彻底实现过农村的革命化。
对于我们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大为惊叹。
我们提出独创性的革命路线，以自主的方法开拓革命道路前进，因而共产国际也开始注视我们了。看来当时共产国际的东方局好像议论了很多有关我们的事情。听说朝鲜出现了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属于任何派别，又不声张，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势力；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他们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派遣了联络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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