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洲地区搜捕朝鲜革命家，大都是在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干的。
满洲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驻朝鲜军没能进入这一带。俄国国内战争时攻入西伯利亚的日本军，在撤退时得到中国方面的谅解，在珲春留下了两个中队的兵力，这就是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日本驻朝鲜军的全部。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满洲就变成了日本军队飞扬跋扈的地方。从朝鲜，从上海，从日本，几万日军像潮水般拥进满洲。满洲大陆变成了敌我搅在一起的最前线。朝鲜和满洲间的国境，随着日军的进攻，实际上等于撤消了。
日军霸占满洲，无疑会给以这一带为活动据点的我们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困难。日本进攻满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绞杀在这一带高涨着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便于维持朝鲜国内的治安。因此，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今后在自己的活动中会从各方面受到日本军警的威胁。
我曾想，在朝鲜国内施行的“新治安维持法”的铁锤，也将会落在满洲地区朝鲜人的头上。
如果日本在满洲制造了傀儡国家，这也将会成为我们活动的很大障碍。
实际上，后来日本制造出来的“满洲国”，成了我们活动的巨大障碍。
日本霸占满洲，将使在这一带安家落户的几十万朝鲜人的生活陷于灾难之中。朝鲜移民希望在没有日本鬼子的地方，不受总督统治折磨，这种自由将成为一场春梦。流浪的人民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想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不利条件。如果我们光想不利条件，只是悲观和叹息，就会陷于绝望，瘫坐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一则朝鲜俗语：“入了虎穴，才能捉虎。”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体会并归纳的人生哲学，告诉了我这一条深奥的真理。
“满洲已变成了虎穴。就应该在这个虎穴打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老虎。现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到了。如果这样的时候不去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我们就永远做不了入。”我这么想着，坚定地决心不失时机地站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胜利，将会在我国强化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以保障战争所需的物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达到极限，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将会高涨。如果我们建立起武装队伍，开始抗日战争，人民群众就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
中国的数亿人民群众也将奋起展开全民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今天侵略了满洲，明天将会侵略中国关内，中国大陆将会燃起全面战争的烈火。自主精神很强的中国人民对祖国面临的危机，不会袖手旁观，这是无须赘言的。我们的身边有着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一心要保卫民族主权的中国众多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有着热爱自由与独立的数亿中国兄弟。他们过去把朝鲜人当作亡国民表示同情，而明天就会从单纯的同情者变成可靠的同盟者，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瞄准同一个靶子的。
我们的侧翼任何时候都将有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同盟者、同盟军。如果日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就会同欧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这将会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中日战争长期化，日本被卷入世界大战，日本就会因人力、物力资源的缺乏和枯竭而发生困难。
日本侵吞满洲，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区域的扩大。统治区域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统治力的削弱，在统治殖民地方面，将会无法保证从前的强度。
全世界将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者，日本将在国际上难免孤立。
我估计所有这些将为我国革命扫开战略上有利的局面。
张学良军开始总退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大举进攻，我们的面前就展现了惊人的事态。官署的官吏和公安局的警察停止了业务，四下逃散了。几天工夫，军阀统治的地方机关全都关了门。随着张学良军的败走，军阀统治体系陷于瘫痪。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急于扩大战果，顾不到维持治安。固此，在满洲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估计这种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为止。这种空白状态，是我们放心地建立武装队伍的绝好机会。不能放过这个机革命正在迎来新的转折点。
为了完成朝鲜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应该决定各自的任务，并为其实现而誓死奋斗的时机到了。
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同时也是对生活在这一带的朝鲜人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我们作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对此作出应有的回答。
我决心加紧进行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
三以武装对抗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向我们提出了必须尽早开始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
这是以正义的炮声反击预告新的世界大战的非正义炮声的好机会。
获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的消息后，革命者们都从地下走出来，占据了自己的阵地。这年秋天，震撼大陆的炮声使满洲的人们振奋起来了。那炮声并没有使人们畏缩，反而使他们觉醒和奋发起来了。由于敌人的暴行，变成了一片焦土的满洲地区，新的斗争气势重新萌动。
我们认定，这是在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好机会。
说句老实话，那时满洲地区的人们由于暴动失败带来的懊丧，都陷于苦闷之中。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他们以信心。可是，撤檄文，说空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消沉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下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驱者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动员东满地区人民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
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力。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地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的行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认为这么命名是不太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暴动的主角是宗派分子，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了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互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绝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份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部、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论，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怎么理解呢？”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才对你们论是论非。但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
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未成熟，是沙土上的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服不了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像有的前期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问题上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相处陌生，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
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论，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怎样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式的故事。开区一带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区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
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她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区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这样一个道理：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正像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