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间打埋伏战，本来不能说是合理的战法。夜里分不清敌我，打埋伏战，不如打突袭战有效。在抗日战争整个期间，我们在夜间打埋伏战的事例并不多。
当时我们刚刚踏上陌生的征途，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幸亏，那天明月当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战。
夜已很深，敌人的运输队才来到小营子岭。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队队员们，打来了敌人出现的信号。敌运输队是由12辆大车组成的。
我非常紧张和兴奋，以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那时，我切实地体验到，不论是什么事，首次碰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动，感到不安和畏惧。
我回头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朴勋，他好像也相当紧张。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又闻过硝烟味，尚且如此，其他队员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个埋伏组把敌人放过去，当敌人车队的约一半走进第二埋伏组火力圈的时候，我跳上岩石，举起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喊声震撼山谷。我们的部队胳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所以容易识别敌我；可是遭到突袭的敌人却分不清敌我，盲目地乱放枪。十多个敌人依托大车顽抗。我想，再拖时间，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我们继续射击了十来分钟，随即转入冲锋，一口气结束了战斗。敌人死伤十多人，其余十多人弃枪投降，当了俘虏。俘虏都是伪满军，只有一个日本鬼子下士。
我对投降的敌人作了简短的反日演说。
那天晚上，我们用10辆大车载着战利品回到了木条屯。我们缴获了步枪17支、手枪1支和100多人够吃一个来月的面粉，还有许多布匹、军鞋。作为首战的战利品，这是很可观的。
深夜12点多，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缴获的面粉做的片儿汤。可以说算是庆祝首战报捷的朴素庆宴。
我喝片儿汤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们不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悦和极大的兴奋，6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车光秀从近视眼镜下流着眼泪望着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我说，成柱！经过这一战，我觉得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参谋长对首战的感想。
我的感想归纳起来，也和他一样。打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枪，有胆量，谁都能打。敌人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看吧，他们不是举手向我们投降了吗！我们要满怀信心，准备打大仗。我们有把握打赢，我们能够胜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时候，如果金赫在场，该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会写出很多好诗来。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金赫、信汉、利甲、济宇、孔荣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车光秀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用手揩了揩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他在怀念没有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诞生就离开了我们队伍的同志们。
我也缅怀为奠定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基石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们都活着，我们的队伍该多么强大啊！
车光秀摘下眼镜，站在篝火旁，打着手势开始演说：
“同志们，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争取到了首次胜利。是谁干的呢？
正是我们大家！”
他张开双臂，作了个把队员都拥抱在怀里的姿势。
“拿起了枪，就要打，打了，就要胜利。不是吗？今晚，我们消灭了一个大车运输队，不过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就是说，一条小溪离开深山幽谷，开始流向茫茫大海了。”我头一次看到车光秀如此兴奋。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说。他的演说，比我现在凭记忆写的要生动得多，更富有号召力。很遗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说如实地复述出来。
“同志们，打起来有多么好啊。我们有了枪，有了粮食，又有了服装和鞋今天晚上，我学到了伟大而深奥的辩证法。我们要把缴获的枪支分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这些枪再去消灭敌人吧。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枪、更多的口粮，还可以有机枪和大炮。把缴获的粮食装满米袋吧！吃着这些粮食，大踏步地行进吧。直到完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天为止。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向敌人要武器，要粮食。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斗争方式吗？”他的演说一结束，我最先鼓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说。
接着不知是谁站起来，唱起了歌。记不得是赵德化还是朴勋了，唱得那么动听。
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二最后的容貌
我们部队加紧做远征的准备。有一天，哲柱弟为见我，来到小沙河。当时，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小营子岭袭击了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伪满军运输队的消息，越过安图境界传到敦化、延吉地区。这一场胜仗成了到处谈论的话题。
松江、大甸子、柳树河子的革命组织，为了解小营子岭战斗的实况，派人来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为弟弟也是为那事来的，没有怎么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小营子岭埋伏战连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默默地看队员们的规定训练，又到指挥部隔壁的房间，帮着准备远征的队员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挥部指定的远征备用品之一。
这时，我猜想，哲柱来小沙河，可能是为了帮助远征队做准备工作。我去村里见农民组织负责人后回来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哲柱正等着我。他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用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脸色。
于是，我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的话，不是关于母亲的，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指的就是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了，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一带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弯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心口疼被叫做“瘕”。
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000人之多。不久，许、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000人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着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骂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骂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没有什么道理，争论很尖锐。
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镜，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会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