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强调指出，即使我们的活动因为要同救国军采取联合行动而受些限制，也要进一步巩固用鲜血换来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当作“二鬼子”的中国兄弟证明我们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他们的斥候，证明被他们认为亲日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不是亲日的，而是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们最后通过了这样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救国军一同进行活动，保持游击队的合法化，同时要通过实践斗争加强其影响力，以扩大武装队伍，等到各支部队发展壮大后再汇合起来。
此后，我们抽出许多人，派到东满各地。我们派人到延吉、和龙和珲春，向罗子沟救国军部队也派去了好几名优秀的工作员。我们还另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派到汪清。金日龙留在安图。我们一百几十名的队伍又缩减到40名左右了。
我们这样经常抽出人派到别的县去，东满特委的干部们也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基干部队，曾多次要求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志派到别的地方去，加强各地的游击部队。
我们部队自从离开小沙河，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已经过了四个月。两江口的江河山野，秋意一天比一天浓了。过了一夜，满地落叶，霜若白盐，预示着冷酷无情的冬天就要到来了。
季节变了，天气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亲。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一趟小沙河。我极力按捺着回家探望母亲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着回家的日期。
当我们向北满开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车光秀给我带来一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药，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指责我说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队长连母亲都不去照顾，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样，我就向小沙河出发了。
我拿着药包走在路上，心里却担心母亲会不会又责备我为闲事操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亲知道这药是车光秀送的，她会高兴的。
我在小沙河时带去的那一斗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亲不能干活，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虽然母亲说过，活人的嘴结不了蜘蛛网，你只当世上没有我这个母亲和弟弟，不要为家事操心。然而，作为一个人，要忘记亲生的母亲和骨肉兄弟，不惦念家，决不是像说的那么容易的。
我拎着并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药包往家走，不知为什么，离小沙河越近，脚步越觉得沉重。母亲的病是不是加重了？这虽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没有完全实现同梁司令携手合作，就从南满回来了。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母亲身患重病，还那么紧催我去南满，是因为对我这个儿子要去找父亲的好友携手合作，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母亲不喜欢年轻人只主张自己的主义，同独立运动的前辈闹对立。
最担心的是不知道母亲的病情怎样了。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连白开水一样的米汤都消化不了，这些日子若没有好转，现在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了。
我思绪纷乱，对母亲的病情简直无法想象。
我加快了脚步，却无法拂掉心中的不安，跨过那座熟悉的独木桥时，也没有摆脱这种念头。
过去，每当我跨过这座独木桥时，母亲总是会令人惊异地拉开房门看我。
也许母亲有能够从脚步声中识别来人是第几个儿子的特殊功能，然而这一天，却出乎意外，房门没有打开，烟筒也没冒出做晚饭的炊烟，也不见弟弟进进出出地抱柴禾，倒泔水。
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液像冰块一样凝住不流了，紧张不安地抓住门环拉开了房门，只见屋里空空的。看到母亲的病榻空了，我差点瘫下来。“我来晚了一步”，这个想法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际。就在这时候，哲柱不知从哪儿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肩膀。
“哥，你怎么才来呀！”
哲柱说着，把泪如泉涌的脸偎在我的怀里不住地摇晃，像小孩似的呜呜哭起来了。
这时，小弟弟英柱像一块飞石一样奔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
我把药包丢在廊台上，紧紧地抱住了两个悲伤痛哭的弟弟。他们的哭声说明了一切，我用不着再问母亲的情况了。为什么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不幸呢？难道我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连瞅一眼我这个儿子的福气都没有了吗？生在穷人家里，过了一辈子穷苦生活的母亲，一心一意想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悲惨命运，面对着丈夫的逝世也咬紧牙关没让自己流泪的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争取他人幸福的事业。
母亲是不是怕我这个儿子为私事而误了大事，怕给我这个干革命的儿子增加负担，才这样过早地辞别了人世？
我抚摸着母亲最后一次训诫我时扶过的门框，心中想，即使受到比那次更严厉的指责，如果能看到母亲仍站在这门口，该多好啊！
“哲柱，母亲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吗？”
我这样一问，邻居的金大娘拉开栅门走进院子来，替哲柱说：
“你母亲对我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成柱要是回来，希望你要像我一样待他。只要日本鬼子还存在，朝鲜还没有独立，你就不要让他迁移我的坟墓。不，干脆不要让他跨进这个院子。不过，我不是夸海口，我的成柱可不是在战斗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人。‘她这样说着，叫我打开了房门，然后就久久地望着那独木桥的方向。”
金大娘的话好像从遥远的“天国”隐隐约约地传来。但是，那每一句中的深邃而悲痛的涵义我全都明白了。
我紧紧地抱着两个弟弟，回头朝那个独木桥方向望去，心中极力想象着母亲想念儿子时的心情，想象着母亲没有看一眼亲爱的儿子就与世长辞时的心情。然而还没有迈进想象的大门，我再也忍不住泉涌似的泪水，终于失声恸哭起来。
我哭了半天，抬头一看，只见金大娘泪汪汪地望着我。她的眼光是那样温柔深沉，我差点以为那是我母亲的眼睛。
“大娘，您为照料我母亲，受了不少苦啊。”我在心如刀绞的悲痛中恢复了理智，向一直陪伴母亲，精心照料母亲直至她去世的金大娘，表示了谢意。
金大娘更伤心地抽泣着说：
“那算什么苦呀。我没能常来看望她。我们没有照料好，没有人给你母亲梳头发。你弟弟也为革命工作常不在家。有一天，你母亲叫我给她把头发都剪掉，像小男孩儿一样剃光，说头痒得很难受我听了，不忍心拿起剪子来。你母亲的头发本来多么乌黑浓密呀！我说我不忍剪掉，可你母亲一再求我，说是只要头不痒，就会轻松得能飞上天似的所以我就把那么好的头发”
金大娘说不下去，失声痛哭了。
我心想，要是我没有听到这话该多好！她讲的母亲临终时的情景，使我感到五脏俱裂似的疼痛。母亲为我们这些孩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在她怀抱里成长的孩子，难道连为临终时的母亲梳头发的孝心都没有吗？
过去，我住在抚松的时候，曾看见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背着病重的母亲，从南甸子跑到小南门来，汗流浃背地找医院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称赞他是孝子。现在听了金大娘的话，不由自主地忽然记起了那个满头大汗的孩子。
同他相比，说我是不肖之子，也决不是言过其词。我已过20岁了，可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小时候，还给母亲让过热炕头，当母亲从井里打水回来的时候，用嘴哈气热过她冻僵的手，还天天早起，帮母亲喂过鸡，打过水。
但是，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没有为母亲做过什么。古人说，爱只有由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这句名言好像就是指我而言的。没有自下而上的爱，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我从没有听说过世上有以超过父母爱子之心的孝心孝敬父母的儿女。
“哲柱，母亲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吗？”
我想母亲的遗言不会只有那么几句，便问哲柱。
哲柱用手背拭着泪水，声音嘶哑地说：
“母亲要我们好好帮助哥哥。她说，只要我们帮好哥哥，做一个和哥哥一样的革命家，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眠”
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瓜皮花纹一样的草皮。
我脱下军帽，同两个弟弟一起跪在坟前磕了头。
“妈！成柱来了。请您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吧。在南满耽搁了些时间，今天才来看您。”
我跪在地上这样默念的时候，哲柱忽然趴在坟头上，用手扒开了草皮。
“你干什么？”我惊异地望着弟弟问。
没有回答，掉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把我从两江口带来的药全部埋到坟头里。
弟弟的这一无言的行动深深地触动了像烟雾一样笼罩在我心中的悲哀。
我趴在坟头上悲伤地哭了很久。我从一个革命者回到了一个平凡的自我。
我觉得世上万物都凝固成了这一个坟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缩成了丧失母亲这一出悲剧。然而，头顶上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却毫无变化，依然清澈地俯瞰着大地。我们这样悲伤，而天空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啊！
我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妈妈。这是亡国史刻上了22个年轮的1932年凄凉的夏天发生的悲剧。如果国家没有沦亡，我母亲一定会多活好些年的。我母亲的病是长期的辛劳造成的，而这辛劳是亡国的厄运所带来的。
母亲为我们兄弟付出的劳苦是一言难尽的。假若我为母亲所尽的孝心是十，那么母亲给予我的爱是用千万亿兆也难以计数的。
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员在抚松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我们需要杀开一条路突围，走出县城去，可是我们手里没武器。
于是，我叫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同志要武器来。
我母亲欣然答应了。
“这点儿事还算什么。我去取来。”
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人要了两支匣子枪，安然无事地回来了。当时万里河的同志们按我母亲的要求，把子弹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机就能开火。
母亲把匣子枪藏在装有牛排骨的盆子里，顶在头上，大胆地通过了城门。在城门前，警察指着盆问她：“那里面是什么？”母亲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牛肉”。警察掀开盆上的纸看了一眼，就让她通过了。
我看到子弹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险栓的枪，吓了一跳。
“妈！差点没出大事。这枪为什么把子弹都推上了膛啊？”“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敌人搜查这个盆子，就给他们几枪。顶多不过是两三个家伙吧。他们真要扑过来，我就先杀他一个，死也不赔本嘛。”
母亲的这句话里充溢着只凭我们当时的体验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崇高精神。这是对自己儿子的事业没有透彻的理解和完全的赞同，就不能有的勇气和真挚的爱。
在旧安图，我们寄居在马春旭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同志摆弄手枪，不慎走了火，打伤了我母亲的腿。伤势很重，弄不好生命有危险。
从那天起，我母亲便闭门不出。若有人问，就回答说是早晨出去倒水时，不慎跌倒骨折了。她盖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让别人看到伤口，只有亨权叔叔背着人护理她。但我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对那走火的人也没有任何怨气。
这个弄枪走火的朋友实在过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杀。
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反而大怒，责备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她说：
“你们用枪还不熟，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汉还为这点小事想自杀吗！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泄露这个秘密，你们就会遭殃，我和房东也会遭大祸的。那样，你们的事业也就没有指望了。”我母亲对自己腿上的枪伤倒不怎么介意，却生怕我们手里有枪的事传到警察的耳朵里。
马春旭对走火一事也没有外扬。
在我母亲的品质当中，最大的优点是，她爱我的朋友，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她待我的朋友，尤如待我一样。我的同志们到家里来，母亲就给他们工作费。这个工作费的来源，当然是她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挣得的钱。木材场的工人和挖人参的季节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亲来定做衣服。
我母亲给他们做衣服，一天挣七八角钱，弄好了还能挣到一元。
我家虽穷，但母亲对我的同志却从不小气。扣去买米钱、到外地时用的路费和房租外，其余的钱，只要我们的同志到我家来，就全掏出来，或者买挂面和猪肉，给他们包饺子煮面条吃，或者给他们做工作费。
我们的同志们担心说：“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您把钱全掏出来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母亲回答说：“人不长寿，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住几个月，母亲从无怨言，始终不渝地待如亲生儿女。
所以在满洲搞过青年运动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过几天的同志们都把我的母亲叫做“我们的母亲”，而不叫“成柱的母亲”。
说母亲终生给革命者做饭也不言过其实。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为服侍爱国者，忙得不可开交，连串门的时间也没有。我家住在临江的时候，她每夜都要起来烧火做饭。当我们正要铺上被子躺下入睡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就找到我家来，还开玩笑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睡安稳觉，然后就进到了上屋去了。这时，母亲就得起来下厨房做饭。
母亲不仅侍候革命者，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母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我家住在抚松的时候。她从那时起，就加入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白山地区会，在妇女和儿童中进行启蒙工作。父亲去世后，她还做过妇女会的工作。
母亲从一个帮革命的人成长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