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认为，在人与鬼的关系上，“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
促进这个转化，需要特殊的人格精神。
因为在“光昌流丽、春暖花开”到来之前，是冰雪覆盖的严酷寒冬。
这时的国际形势的气候，在毛泽东的感觉中，也恰如一片寒冬。
一个充满使命感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一种感觉： 盛极一时的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突然间走向了一个岔路口； 在中苏关系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的情况下，腹背受敌的中国，怎样在世界格局中找到自己新的立足点？中国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面临各种势力的阻遏乃至包围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崇高的理想把握中国的命运，把握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这些，在他看来，不啻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
肃杀的严寒，似乎格外诱发着毛泽东应战和挑战的激越心态。
冬天带来了一个冰冷的世界，也带来了对温暖的无可抑止的渴望。无论世界如何变化，这温暖之源似乎都存在于诗人的心灵深处。
对使命有浓烈的热情，在冬天便有浓烈的诗意。
对使命有执著的坚持，在冬天便有执著的豪气。
毛泽东喜欢雪，那漫天飞舞、让世界纯洁美好的雪。下雪时候，他总是觉得很开心。
1961年11月，毛泽东又一次来到了杭州。
虽然已是冬天，但南方的天气并不太寒冷。不知为什么，他又想起了雪，进而想起了雪中的梅花。
11月6日一大早，他给秘书田家英连写三张便条，一心要弄清“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来历。很快查清楚，这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这天，毛泽东用草书写下全诗，还注明“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个评价此前似乎没有过，可以想见他当时读这首诗时的兴奋心态。
三番五次找古人写梅花的作品来读，显然是在构思自己心中的梅花形象。
最后，毛泽东想到了陆游写的《卜算子·咏梅》。
在陆游笔下，梅花是寂寞的，于生不逢时的处境中，只好孤芳自赏—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俯视世界风云的变幻，托物言志的毛泽东，注视起寒冬腊梅。
被古代诗人反复吟咏过的梅花，或孤独清高，或怀才不遇；或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
一缕梅魂，千古心香，几乎成了寄托上述情怀的共同典型。
再写梅花，脱俗不易，超越更难。
然而，在毛泽东的笔下，终于以前所未有的格调和时代精神，为梅花创造出一种空灵淡远而又热烈绚美的意境，豁然开了一个新生面—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雪中的梅花成为一首美丽的诗。
《卜算子·咏梅》，是毛泽东晚年诗词的代表作。
雪，本是严寒的象征。但在诗人看来，朵朵雪花仿佛是春天送来的名片。
尽管冰凌悬挂于危崖，朔风呼啸于旷野，可是，梅花却偏偏要在这时候怒放。她置寒风于不顾，视冰雪如温床，由此越发显得俏色夺目。
第七部分冬天的歌（4）
没有承受过巨大的压力，参不透这样的梅魂。
没有经历过严峻的挑战，画不出这样的梅骨。
“犹有花枝俏”，一个“俏”字，多么传神，多么美丽。美得劲拔，美得潇洒，美得机智，美得妙趣横生。
更为传神的是“俏也不争春”。
梅花超越时令的开放，无非是为了证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当山花烂漫，遍野飘香之际，她也不会故作清高，像梅花仙子那样飘遁远去，而是躲在万花丛中露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猎猎的真情大志，悟不到这样的梅趣。
没有浩浩的理想胸怀，写不出这样的梅神。
在诗人毛泽东心目中，这梅魂梅骨，梅趣梅神，或许就是在多事之秋，那些始终有骨气、有理想的战士风采。
梅花与雪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依然是冬天的季节，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诗人又作《七律·冬云》以言志—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在诗人的胸湖上，俨然架起了一座桥梁，一点就通。
灿烂梅花与纯洁冰雪，在诗人的心曲中，仿佛藏伏着共振的丝弦，一拨就响。
《七律·冬云》的意境，无疑是一年前的《卜算子·咏梅》的延续和发挥。
一个是冰悬危崖，一个是万花纷谢。
一个是梅花“俏”于冰，一个是梅花“喜”于雪。
一个是在茫茫飞雪中迎迓浓浓春意，一个是于滚滚寒流中吹出微微暖气。
一个是“红梅赞”，一个是“豪杰颂”。
鲜明的品格和高扬的使命感，使毛泽东唱出了“红梅赞”和“豪杰颂”。
都是冬天的歌。
人生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应有一种自觉的使命。
真正的人生，既要顽强地学会生存，也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使命。
生命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升华，历史因为有了使命才会变化。
毛泽东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世界形势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在后人眼里，自有可圈可点之处。
但他在诗中营造的冰雪傲梅般的人格精神，却能激发后人无限的感叹。
这时的毛泽东，总是告诫人们：“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人如果没有了精神，就等于没有了灵魂。
精神意志的张扬，可以转化为信念和勇气，进而成为对使命的认知和躬行。
世界上总有这样的人，他们为信仰而生活，为使命而奋斗。
第七部分千年一叹（1）
上个世纪40年代，一位国统区的记者到延安采访毛泽东后，发现毛泽东有一个同其他领导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他说： 毛泽东“并不是那种一谈政治报告，便将自己的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
他的结论是： 毛泽东“是最懂得中国历史的共产党的行动家”。
读过毛泽东著述的人，常常会生出这样的感慨： 现代历史如果没有把毛泽东铸造为革命家和政治领袖，除了写诗，他完全还可能是一位卓有创见的文人学者，是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文章家。他依然会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留下独特的地位。
诗人政治家的另一面，本来就是博览群书的读书人。
在南来北往的考察途中，毛泽东总是携带着一个硕大而沉重的木头书箱。
在西子湖畔、东湖之滨，在广州小岛、长沙蓉园，流传着许许多多毛泽东凝神读书的故事。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至今还放在那里的一张特制木头大床，似乎诉说着毛泽东别具一格的生活状态。
它的一半摆的是各种各样的书，它的另一半，才是主人睡觉的地方。
一部浩瀚的二十四史，毛泽东是从头到尾读过的，并留下了大量的圈画和批注。他读过的一套二十四史，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影印出版后，尽管售价达16万元之巨，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成为后世读书人的典藏精品。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把它作为国礼，送给了哈佛大学。
我们可以想象—
毛泽东仿佛斜靠在床上，一旁的灯光勾勒出他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化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传达着心湖深处泛起的波澜。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鸣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
忽然，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脚之间写了起来。
毛泽东写的是什么呢？
比如，1958年1月12日那天深夜，他在南宁住所写的是：“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比如，1969年6月3日那天深夜，他在武汉住所读《南史·陈庆之传》，写的是：“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五千年中国文明史演出的雄壮活剧，确实动人心魄，令人神往。
星河耿耿，银汉迢迢。远逝的历史烽烟，早已化作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千回百转，千淘万漉。在记忆的河流中，奔涌的应该是历史的兴衰，民族的悲欢，还有那经验和智慧泛起的不尽浪花。
军事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充实的拥有者。
大诗人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执著的观赏者。
革命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勇敢的批判者。
思想家毛泽东，是这些浪花最深刻的辨析者。
到了晚年，毛泽东重又上溯到烟波浩淼、浪峰叠涌的历史河道里去游泳了。他的目光穿越遥远的时空，投向若近若远的千年烟尘，还有整个人类历史的风风雨雨。
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他胸怀视野的，大都是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
首先是唐朝文宗时期一个叫刘（fn）的人。
当时，宦官专权，朝中许多官员都不敢说话，而进士出身的小官刘，却四处宣传自己翦除宦官的主张。唐文宗举行“贤良方正”科考时，他写了洋洋五千言的对策，直斥朝政，说“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宦官势力的办法。
连考官都害怕了，不敢录取他。但被录取的人当中，有人上书唐文宗，宁愿把自己的官职让给刘，也不愿让国家失掉一个人才。
唐文宗也是个怕宦官的人，竟没有采纳。最终，刘遭宦官迫害，屈死他乡。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传》时，特意在刘所写的对策开头处，批了三个字：“起特奇”。
似乎言犹未尽，又写一诗一首：
第七部分千年一叹（2）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七绝·刘》，写于1958年。
起句便以莫大的时空，造出一介书生刘的不凡气概。虽失意受挫，才不得展，志不能伸，但他仍如中箭摧羽的“孤鸿”，拖着带血的身子于一片沉寂的天空中，向敌对阵营大吼了一声。
这一声，永恒地刻在了青史竹页之上，穿透几千年岁月，在20世纪的革命家和挑战者毛泽东心中，激起深沉的回响。
三年后，1961年秋风萧瑟的季节，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特别钟情的屈原，又进入了他的诗思。写下一首题为《屈原》的七绝—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作为诗人，毛泽东没有把屈原作为诗国的太阳来称颂，而是一个政治家在品评另一个没有展其才志的政治家。
事实上，也是先有一个遭谗去职、放逐漂泊的三闾大夫屈原，才造就了一个能写出《离骚》的流浪诗人屈原。
毛泽东叹其磨难，感其情志的时候，最奇特的体会，是认为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就像一把“杀人刀”一样，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世世代代的奸佞小人。
憎恨蝇营狗苟、卑劣污浊的“艾萧”小人，乐于在逆境中作坚忍的抗争，这正是毛泽东的人格选择。于是，他赞美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这种遇难不屈以身殉志的大丈夫气概。
让毛泽东赋诗称颂的，还有一个汉初的贾谊。
毛泽东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1958年，他把这篇凝聚治国智慧的策论推荐给一些高级干部阅读，还说里面有一股“颇好的气氛”。
贾谊二十多岁就当了皇帝的高级顾问官。史载他任博士期间，每当皇帝下诏令交付讨论时，老博士们都说不出所以然，独贾谊能“尽为之对”。汉文帝曾想让贾谊做手握重权的公卿，但遭到一帮贵族大臣的反对和排挤，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的时候，贾谊遥想当年屈原被贬来此的情境，写了有名的《吊屈原赋》。接下来又被派为汉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梁王刘揖的太傅，可惜刘揖骑马坠落而死，弄得贾谊自为无状，在自责中忧郁早亡。
天才短命。毛泽东为之动容。
他连写《七绝·贾谊》和《七律·咏贾谊》两诗，予以评说—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在毛泽东看来，留下《过秦论》和《吊屈原赋》的贾谊，不仅是一个见识深邃的历史学家和文采超拔的文学家，还是居安思危、见微知著和富有远见的改革家。贾谊的《治安策》和《论积贮疏》，提出了一系列治国方略，其改革胆识光照华国。
然而，“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对青年才俊一往情深的毛泽东，似乎体会到了才志高节总受猜忌这一在历史上难以避免的“人才逻辑”。
从历史到现实的心灵之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逐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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