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 第23部分

　　从历史到现实的心灵之桥，毛泽东的内心世界逐渐清晰起来。写了具体的历史人物，似乎该从整体上来考虑历史的规律了。　　　　

　　1964年的春天，毛泽东写出了他的咏史诗中最好的作品《贺新郎·读史》—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　　　　

　　不过是几千寒热。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　　　　

　　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有多少风流人物？　　　　

　　盗跖庄（　ju　）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


第七部分千年一叹（3）

　　歌未竟，东方白。　　　　

　　诗人以咏史的形式，透彻地表达了甚至是总结了自己的历史观。但这又是激情的酝酿，形象的思维，诗意的总结，好似在文明峰巅对文明河谷的俯瞰。　　　　

　　不是吗？开篇就让读者听到天边传来的悠远天籁，百万年前的人类从童年走来。　　　　

　　人猿相别，石具铁器，刀耕火种，人类进化的艰难过程被浓缩为几幅极具情态的画面，宏大的诗意沧桑一步步把读者笼罩。瞬间，诗人一下子亮出了自己的高度—“不过是几千寒热”。　　　　

　　含而不露的平静下面，是沉雄的底气。　　　　

　　混沌的史前文明，就这样轻轻拂过了。　　　　

　　接下来，历史厚重的铠甲打开了，冰山融化了。一览无余的历史原野上，展露出连绵不断的战争，部落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战争，更展露出让人震撼的斑斑血迹。　　　　

　　这不是一般书生的惊世骇俗之论。　　　　

　　也不是单纯史家从故纸堆里淘出的无奈浩叹。　　　　

　　这是沉淀着不凡经历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在历史的观照中得出的一个宏大结论。　　　　

　　曾有多少神话、史诗、戏剧、传奇，以及市井小说，把对垒、冲突、争斗作为永恒的题材。更不用说军事、政治、经济各个领域更为实际的活动演绎了。　　　　

　　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或许有些绝对。但基本事实如此。　　　　

　　权威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记载：从战国到清代2300多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战争就有1800多次。　　　　

　　如果一场战争平均打一年，那就占了1800多年，何况有的战争常常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　　　　

　　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在青年时代的一则读书笔记里欣然写道：“吾人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在晚年的一次闲谈中，依然表示：《资治通鉴》那是一部“相砍书”。　　　　

　　“相砍”的结果是，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这是毛泽东阐发的有名的历史观。　　　　

　　然而，在青灯黄卷之下虚掷生命的古代读书人，有多少是这样看待历史的呢？　　　　

　　毛泽东发现，岁月在史书的编排中失去了真实。一代一代的修史，一代一代的读史，重复着宫闱演变，重复着帝业兴衰，重复着隐恶扬善，重复着偏见与不公。　　　　

　　一部漫长的二十四史，遍布毛泽东的怀疑和诘问。　　　　

　　他要向历史挑战了。　　　　

　　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还是被正统史书所不容的盗跖、庄、陈胜、吴广这些揭竿造反的奴隶和底层的民众创造历史？　　　　

　　毛泽东的答案是：一部二十四史的风流人物，应该从这些“奋起挥黄钺”的底层造反者说起。　　　　

　　这与中国革命的经历和毛泽东自身的作为是吻合的。　　　　

　　回想当年—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正是他揭竿起义的根本原因。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也正是他拥有力量和自信的所在。　　　　

　　毛泽东把历史进步的最高法则，归于人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把最高的赞美和最炽烈的虔诚，献给了人民：“六亿神州尽舜尧。”　　　　

　　古人期期向往而不可企及的最贤明的英雄，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近在眼前，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亿万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这是毛泽东晚年的名言。　　　　

　　“歌未尽，东方白”。　　　　

　　欲说还休的毛泽东，读史的沉重思索还在延伸，借用诗词来展露史观的灵感和热情，继续迸发。　　　　

　　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这两大政治思想和实践派别，进入了晚年毛泽东的视野。　　　　

　　这两个派别的分歧，主要在重礼治还是重法治，重怀柔还是重权威，重王道还是求霸道，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孔夫子与秦始皇两个人分别是这两方面的代表。而孔夫子的代表性主要在思想礼仪方面，秦始皇的代表性主要在实践功业方面。


第七部分千年一叹（4）

　　几千年中，儒法两派争论不已，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免不了要谈到他们。　　　　

　　1973年，毛泽东在诗中谈论到了他们。　　　　

　　这就是《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首诗之所以写给郭沫若，是因为郭老20世纪40年代在重庆写的《十批判书》里面，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毛泽东不赞同这个观点。对秦始皇历来遭受非议的“焚书坑儒”之事，毛泽东也多有辩护。这些，他都写进了诗中。　　　　

　　毛泽东为什么反感孔夫子？　　　　

　　在他看来，孔儒们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则不尽然。除了在文化教育上有些建树外，在事功上却常常说些空话。历朝历代的王公国戚个个都在打儒家和孔子的“仁义道德”旗号，而真正为民谋福利和与民同甘共苦者，少之又少。就是这样，在封建社会竟被捧为“圣人”，那些读了点“圣人”书籍的学子们，竟可以摇头晃脑，把尾巴翘到天上去。毛泽东的义愤，除五四以来的反孔思潮外，在其性格底色上，也是自有其源。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秦始皇？　　　　

　　诗里说得明显：“百代都行秦政法”。所谓“秦政法”，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封建制”，改成“郡县制”，郡县长官由中央王朝任命，从而稳固了中央集权，也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格局。唐代的柳宗元为此专门写了篇《封建论》，称赞秦始皇的这个改革。　　　　

　　从根源上讲，秦始皇的形象，则是那些儒生们弄坏的。原因是他发动过“焚书”和“坑儒”的事件。这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来说，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正是儒生们的言论，让秦始皇成了“暴君”的典型。　　　　

　　对此，毛泽东认为是件值得“商量”的事情。怎样商量，诗里没有说。想其理由，不外一些儒生咎由自取，因为战国末期，方士吃香，不少儒生干起了方士的活儿，竟把秦始皇也骗了几回。而事实上，坑了几百个儒生后，秦始皇的政府机构里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儒生。所谓“焚书”，因涉及中国统一后的“思想去向”，主要烧的是六国官书之类，汉兴之后，学统并未中断。这些，近世史家多有辨析。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制，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主张厚古薄今，开倒车的。”—毛泽东如是说。　　　　

　　毛泽东是革命家，是强调厚今薄古、创造新事物的政治家。他的思想深处，倾向法家一些。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儒家思想。他经常说些批判儒家的话，或许同他着意要“除旧布新”的现实考虑有关。他毕竟不是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　　　　

　　写《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时候，毛泽东已经80岁了。　　　　

　　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咏史诗，也是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首诗。　　　　

　　一位现代政治家的最后一首诗，竟是评价老去千年却遗风百代的两位历史人物。　　　　

　　千秋一阕，刻写历史，字字思索。　　　　

　　千年一叹，厚今薄古，声声不倦。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1）

　　20世纪60年代以后，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　　　　

　　当然，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说得很轻松。　　　　

　　他说：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我已经收到了请柬。　　　　

　　他说：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　　　　

　　他说：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事就难说了。　　　　

　　他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开庆祝会，穿鲜艳的花衣服，还应该放鞭炮。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　“人之生死，唯聚散而已。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惧哉？！”　　　　

　　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　　　　

　　在轻松随意的背后，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　　　　

　　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对于国家的前途，对于政治的走向，却并不轻松，更不随意。　　　　

　　1963年12月，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　　　　

　　噩耗传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带头起立致哀。　　　　

　　他说：　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对党忠诚。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不背地里议论人。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　　　　

　　那段时间，毛泽东讲话很少，像若有所思。一天，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取出一首七律，叫吴旭君读给他听。当读到“国有疑难可问谁”这句时，吴旭君不解地问：“主席，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　　　　

　　毛泽东拿过诗稿，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罗荣桓逝世，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于是，投笔问苍天：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两句，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　　　　

　　对“疑难”不少的“国事”，他忧虑殊深，挥之不去。　　　　

　　这时的毛泽东，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　　　　

　　1963年，中苏关系公开恶化，论战加剧。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3月间，苏共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中国的《人民日报》等发表编辑部文章，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同年8月5日，苏联同美国、英国订立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订立这样的条约，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但是，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订立三家条约，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　　　　

　　这三家条约，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可想而知。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　　　　

　　两年后，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转化为诗情，写了一首《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先秦的庄子，在他的《逍遥游》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　　　　

　　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其背有好几千里，它的翅膀，像遮天的云彩；它从北往南飞，一扇动起翅膀，便水击三千里，扶摇一上九万里。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2）

　　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直藏伏着这样的鲲鹏情结。　　　　

　　1918年，他刚刚走出校门，就写下了“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诗句。　　　　

　　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时候，他自豪地宣称：“革命的力量终究会发展为一个翅膀就可以扫尽中国的鲲鹏”。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他赋诗慨叹：“斥每闻欺大鸟。”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以嘲笑和蔑视的笔调，又一次把古典浪漫文化和现代政治思潮沟通起来。　　　　

　　庄子虚构的自由飘洒的鲲鹏和胆小无奈的蓬雀，被诗人的联想编织在一组生动的画面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庄子描述说，当鲲鹏高翔远举的时候，有一只在草蓬之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颇不以为然，它抬头问鲲鹏：“你看我腾跃而上不过几尺高，不也飞得很有乐趣吗？你何必非得这么费力地图谋飞到远方去呢？”　　　　

　　燕雀不知鲲鹏之志，寓庄于谐，古今一理。　　　　

　　毛泽东延伸了庄子的想象。他借助“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视野，嘲笑那些没见过世面，满足于在草蓬间跳来跳去的斥小雀，一遇到风起云涌的情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