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穿一身灰色长袍却要去领兵打仗的毛泽东渐渐远去。
结婚7年，留下3个孩子，大的才5岁，小的才几个月。杨开慧肯定不会想到，这竟是他们的永诀。
在离别中，毛泽东驰骋疆场，成了马背诗人。
在离别中，杨开慧坚持地下斗争，抚育孩子，在孤灯长夜里，伴着那流泪的烛光，写下她独特的心曲——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
四处转战的毛泽东，四处托人打听杨开慧的下落。他甚至给远在上海的李立三写信说：“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讯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她写信给我。”
毛泽东随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
杨开慧接到了毛泽东的来信：“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
每天在相思中掰着指头度日的杨开慧，迎来了毛泽东的生日。1929年12月26日这天，她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第一部分月亮吟（3）
“今天是他的生日，我格外的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听说他病了，并且是积劳的缘故，这真不是一个小问题。”
“思君如夜烛，剪泪几千行。”远方的心上人太令她挂念了。
不眠的冬夜，本来就有诗人气质的杨开慧，写了这样一首诗—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念我远行人，复及数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他们终究没有重逢。
1930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湖南军阀何健把杨开慧抓了起来，对她说：只要你宣布和毛泽东断绝关系，就放了你。这位外表柔弱的女子拒绝了这个可以给她带来生路的选择。
她被敌人杀害了，只有29岁。
杨开慧牺牲前，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听到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毛泽东也说了一句话：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他借用的是《诗经》里的话。
似乎早有牺牲的准备，杨开慧把自己写的那首题为《偶感》的诗稿和题为《自述》的回忆散记，藏在了长沙板仓镇杨家老屋墙壁的砖缝里。直到1983年翻修房屋时，才偶然被发现，得以重现人间。
这已经是被岁月浸蚀得斑驳残破的手稿。
一个女性的爱情火焰，就这样在黑暗的狭小空间里，独自燃烧了半个多世纪。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或许还没有相应的心境把自己的怀念之情转化成诗。等他有相应的心境赋诗悼念的时候，诗情却已经转到另外一路了。
1957年1月，《诗刊》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18首诗词，杨开慧的中学同学李淑一读后，想起曾看到过毛泽东1920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抄寄全词，还给毛泽东寄来自己1933年听说丈夫柳直荀牺牲时，结想成梦、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
“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李淑一的这首《菩萨蛮》，和杨开慧牺牲前留下的那首《偶感》诗稿一样，表达着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思念。
都是阳光下的月亮之歌。
读到李淑一的信和词，毛泽东没有把《虞美人·枕上》抄给李淑一。但李淑一的词，却在他的内心世界激起难以平息的涌潮。他虽然没有读到杨开慧生前想念自己的诗，但却完全可以体会到杨开慧当时的思念之情。
在回信中，毛泽东径直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并嘱李淑一“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
这时，毛泽东已经有了表达“感慨”的特殊方式。正是李淑一的《菩萨蛮》，激起他的诗情，写下别具一格的悼亡之作《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追念亡妻杨开慧、亡友柳直荀，已经没有了《贺新郎》的断肠凄清，更没有《虞美人》的孤愁缠绵。有的则是上天入地的大境界，感天动地的大精神。毛泽东的情感，被想象包裹起来，升华了。杨开慧和柳直荀，已融进了另一个概念—为革命献身的忠魂烈士。
他们以羽化成仙的形式获得了永生。他们来到了美丽的天上月宫，那个被罚在那里没完没了地砍桂树的吴刚老头，也要折腰向他们奉献上好的桂花酒； 那个偷吃仙丹跑到月宫却永失欢乐的寂寞嫦娥，也翩翩起舞来欢迎他们。
毛泽东还想象，忠魂烈士仍然关注着、牵挂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当传来革命胜利的消息，二人竟洒下如倾盆大雨的泪水。忠魂烈士快慰了，毛泽东思念伴侣的情感也深化了。
第一部分月亮吟（4）
爱是个人感情，却对应着整个世界。
人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
毛泽东并非刻意地藉爱情抒写政治，也不是刻意地用政治比喻爱情。
因为个人与世界的必然对应，他把爱情提高到了政治，升华为历史。
同毛泽东私交颇厚的民主人士章士钊，在读了《蝶恋花·答李淑一》后，曾当面问他：为什么把杨开慧称作“骄杨”？
毛泽东回答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1920年的《虞美人》，1923年的《贺新郎》，1957年的《蝶恋花》，即使不能说是毛泽东一生关于爱情的全部咏唱，至少也构成了他的爱情之歌的最强音符和主旋律。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寄情于月亮—
“一钩残月向西流”，“照横塘半天残月”，更有那长空明月，“嫦娥舒广袖”。
月亮的清辉，月亮的清朗，月亮的清美，月亮的清纯……
月是恋人心，月是故人情，它是那般的绮丽忧伤，它是那般的高尚脱俗……
这三首写给杨开慧的作品，都抛洒了眼泪—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重感慨，泪如雨”，更有那“泪飞顿作倾盆雨”。
丈夫有泪即可流，只因到了动情处。
天地有阴阳，人性有刚柔，思绪有情理，声容有哭笑。
真正好的爱情诗，何尝不是月光下的吟唱，何尝不是由血与泪、歌与哭、爱与情串连凝结起来的呢？
第二部分问乾坤沉浮（1）
前些年有部电影，叫《毛泽东在1925》。影片说的是那年春夏，主人公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故事。
当时，32岁的毛泽东踩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回到家乡。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在革命阵营，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官”了。
韶山一带掀起了红红火火的局面。
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还秘密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韶山支部和国民党的区党部。他发动农民平粜除米，阻谷出境，同地主民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大革命的时代洪流奔涌在了偏远的乡村。
毛泽东在韶山的举动，惊动了省城。反对国民革命，一心要抓革命党的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派快兵赶赴韶山捉拿毛泽东。幸亏有好心人通了消息，1925年8月28日那天，毛泽东趁着月色，扮作乡下郎中，被人用轿子抬出了韶山。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是让毛泽东乘坐小船离开了韶山。韶山本不通船，创作者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呢？
这样的结尾，也许正是要突出毛泽东的诗情——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离开韶山的毛泽东来到了赵恒惕的眼皮底下— 长沙。
这首《沁园春·长沙》，就是在长沙旧地重游时写下的。
风物依旧的长沙，五载读书生活时的景致历历在目，可世势全然大变。过去的狂放和岁月的流逝，眼前的峥嵘和社会的生机，还有未来中国的寥廓和希望，都一股脑儿地涌上诗人的心头。
上阕写充满朝气的万物气象。一个“看”字，写尽明丽高远的秋天景色。
枫林如火，深寓着他火热的革命家情怀； 万类霜天，寄托着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和追求。
下阕写充满朝气的人格主体。一个“怅”字，道出了无尽的苍凉和想象。
青春岁月，摆脱不了的回肠荡气；指点江山，从昨天延伸到今天的英雄本色。
在迎送岁月的时候，人们在创造生活，有的人，同时会创造历史。
熟悉的往事逐渐远去。陌生的现实和未来正步步逼近。
这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和争相前行的大小船只，诗人感到是那样的亲切，又平添出异样的严峻。
是呵，就像辽阔的天空和水面，任人角逐，但究竟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在人类斗争的风浪中，又是谁能够游到胜利的彼岸呢？
诗人的耳边，或许回荡着他五年前在《湘江评论》上敲响的黄钟大吕——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毛泽东是一个喜欢提出问题的人。
他常常问天，问地，问人，问自己。向世界发出各种各样的提问并寻找答案。他的追问，有时是诗人的，有时是政治家的，有时是哲学家的，有时是革命家的。有时，则兼而有之。
“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果说还是有几分书生意气的豪言壮语的话，那么，《沁园春·长沙》，则以一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告别了过去，为过去的书生意气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此，一心要扭转乾坤的诗人毛泽东，开启了以更加具体沉实的责任感为基本旋律的创作时代。
1963年编选《毛主席诗词》时，他特意把这首《沁园春·长沙》选为开卷之作，足见这首32岁之作的分量。
第二部分问乾坤沉浮（2）
诗人还解释说：“怅寥廓，说的是在北伐以前，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
写完《沁园春·长沙》，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
正是在广州，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高唱“要把月来吞了”的浪漫诗人郭沫若相遇了。
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
他们的见面，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
“到了祖涵房家里，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 ‘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披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太低，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得的，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
广东的现状是，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中山舰事件”，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
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在广州，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这个问话，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
革命是要有资源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
出类拔萃的人，无论是诗人，还是政治家，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
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26年11月，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然后他一路西进，赶赴武汉。
这时候，革命已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
1927年3月，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毛泽东在武汉做出了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经典描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
果然，一进入1927年4月，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
掌握枪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