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雄必有豪情； 豪情从来成就英雄。于是，便有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在毛泽东笔下，战争不是书生们想象的场面。
笔与剑在交叠，文人与战士在凝结，诗人与军事家开始契合……
在毛泽东笔下，摹景抒情不再空泛，他的诗风转入了纪实。
后来人们说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史诗”，无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的鲁迅，辗转读到了这首词。他对地下党员冯雪峰说：“颇有山大王的气概。”
1934年1月，冯雪峰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把鲁迅的这个评价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一笑。看来是“心领”了。
这是人们知道的鲁迅对毛泽东诗词的惟一评论。
其实，黄洋界保卫战，无疑是一局险胜之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红军官兵，都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于是，在山上开的庆祝晚会上，官兵们编演了一出京剧，就叫《毛泽东空山计》。
戏里有这样一段唱词—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
当然，这只是戏里才有的轻松夸张。
为了宣传，为了鼓舞士气，自然是“言胜而忌败”，突出毛泽东“用兵如神”。
事实上，人们始终有一个疑问：从未学过军事的毛泽东，为何能自如地统兵打仗？
就连毛泽东那些远在上海、广州的老朋友，在国民党报纸上读到“朱毛”在井冈山上的军事活动消息，也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位完全是书生形象的故人如何能指挥军队纵横驰骋，一时感到难以理解。
其实，毛泽东从书生到军人，从政治家到军队统帅，虽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相隔，其间的过渡和转变，却也十分的不易，甚至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听听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初是怎样说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我不是武人，文人只能运笔杆子，不能动枪杆子。”
的确，一位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老将军回忆，他只看见毛泽东挎了一次枪，从此不再摸枪。
听听毛泽东在1964年是怎么说的：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带起队伍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败仗。”
毛泽东说的“两个大败仗”，一个是1928年5月，他让随朱德上山的几千湘南暴动农军返回湘南打游击，结果一去便被敌人击溃。一个是1928年8月，红四军主力再去湘南，导致著名的“八月失败”。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正是发生在“八月失败”之际。
第二部分用兵纪实（3）
毛泽东接着说：“这两次失败后，我们总结经验。”
毛泽东的总结，有一副他当时撰写的对联为证—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这是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兵法”。
毛泽东从书生成长为军事奇才的秘密，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不二过”。
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的需要，把这位不愿带枪的文人推到了革命的“山大王”的位置，进而成为红色军队的统帅。
1937年，毛泽东回忆起“逼上梁山”以后的军事斗争，有一个精辟的总结—
“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围起来。”
所以，“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
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常常在敌强我弱、“围剿”和反“围剿”的较量中得以展示。
犹如两块燧石剧烈撞击，一定会迸出炫目的火花，毛泽东的诗情才华，也常常在充满压力和张力的斗争环境中得以不可遏止的闪耀。
1929年初，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从此转战赣南、闽西，逐步开辟了一大片根据地，即后来的中央苏区。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中央苏区遭遇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围剿”。
1930年底，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万兵力，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开始对根据地分进合击。红军在江西创建根据地以来遭受的第一次规模浩大的“围剿”开始了。
大敌当前，朱德、毛泽东还是用老办法：诱敌深入。主动退回根据地腹地，搞内线作战。毛泽东派一小支部队去引诱张辉瓒，要求是“只许败，不许胜”。
这样的战法，一直把张辉瓒的部队引到了江西永丰县的龙冈。
1930年12月30日那天，龙冈一带下起了小雨，大雾弥漫。红军主力趁雾埋伏，歼敌先头部队一个师，活捉了张辉瓒。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据说，发现张辉瓒的时候，他正躲在灌木丛里换士兵的衣服，裤子还没有来得及换上。这条裤子后来曾专门送到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上展出。
第一次反“围剿”就这样快捷利索地胜利结束了。
毛泽东在一首词中依然是纪实般地作了描述——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这首《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还只有上阕，就已经写到把张辉瓒捉住了。
不过，南京国民党政府很快就为这首词的下阕送来了素材。
1931年2月，何应钦指挥20万人马，布成700里的弧形阵线，严密包围，步步为营，向中央苏区推进，其势汹汹。
毛泽东便有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下阕——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词向来便于抒情，而不长于记事。这首《渔家傲》却是典型的用兵纪实，语言直白，不用任何雕饰。诗人省略了繁复的战斗描写，直接写张辉瓒的被捉。
“齐声唤”，看来是先听到战士的高喊，不知怎么回事，细一听，原来是“前头捉了张辉瓒”，诗人显然是在后面指挥时听到这一捷报的。由此渲染出战士们的兴奋之情和疾速进军的行动特征。
“不周山下红旗乱”，则是30年后毛泽东以从容的时间和心态来咀嚼这场战争时，改写出来的句子。
相传远古时期，有一个叫共工的人，敢于挑战权威，同当时的颛顼争夺帝位，不惜以自己的头颅，去碰撞不周山，结果，折绝了天柱地维，使山河改变了形貌，日月星辰也换了位置，于是，旧的秩序被破坏了，新的秩序出现了。
第二部分用兵纪实（4）
在毛泽东看来，共工并没有死，他是胜利的英雄。
眼前的红军，不正是以“天兵怒气冲霄汉”的英雄气概，进行着一场针对强大旧秩序的伟大挑战吗？他们也像共工那样，充满着献身精神，也充满着悲壮的诗情。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现代的“共工”们打的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不但胜利了，而且胜利得依然是那样的干脆利索。
何应钦指挥国民党军队20万人马“围剿”根据地时，汲取第一次“围剿”“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失败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的建宁长达700里的战线上，从东往西布成一条弧形的阵线，向根据地步步推进。
毛泽东采用的依然是调动敌兵打伏击的老办法。红军在江西吉安的东固一带，秘密埋伏了25天，在5月16日那天，出其不意地对来犯之敌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一个师。接着，转入反攻，由西向东横扫700里，16天中打了5个大胜仗，歼敌３万余人。
毛泽东后来称这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他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也写得痛快淋漓——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古代写战争场景的诗人，多是一介书生。出色一点的，也多只是一员战将。
在刀光剑影中奔突的诗人毛泽东，不只是战场的亲历者，不只是一般的战场指挥者，作为一方的统帅，他常常还是整个战役的导演者、策划者。
于是他有了和古代战争诗人不同的感受——“枯木朽株齐努力”，不同的视野——“七百里驱十五日”，不同的气魄——“横扫千军如卷席”，不同的诗趣——“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渔家傲》，也同前面那首一样的直白。
“枯木朽株齐努力”与“雾满龙冈千嶂暗”相呼应，有些斩木为兵、草木皆兵的味道。
“飞将军自重霄入”则同“天兵怒气冲霄汉”相衔接，生动写出红军如神兵天降的态势。
“七百里驱十五日”则如“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样，明明白白的纪实，没有任何雕饰，却是一种酣畅淋漓的抒发。
第二次“围剿”结束不到一个星期，蒋介石便开始筹划第三次“围剿”。这一回，他决心亲自出马了。他心中显然存有一个大疑问： 当年耍笔杆子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哪里学来这等打仗的本事。
1931年6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30万人马，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新战术，意在寻红军主力决战。
3万红军主力四面受敌，可以回旋的余地仅方圆几十里。毛泽东亲率主力从敌军结合部实行穿插，竟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突破重围，然后从后面打一个措手不及。毛泽东为这一战法取了一个兵书上无法找到的名字—“钻牛角尖”。
古人说：行非常之事，得非常之功。
这一战，打得很险，也更精彩。
可毛泽东却没有写诗。
这时候，他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
谁不希望脚下的道路平坦，然而坎坷更能使意志顽强，才华高涨。
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
正是革命战争的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
也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
第二部分狂飙图（1）
莎士比亚有一段名言：“患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非常的境遇方可显出非常的气节。……当命运的铁拳击中要害的时候，只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够处之泰然。”
智慧是战胜险难的钥匙，勇气是战胜险难的力量。
在险难面前，毛泽东以独具的智慧和勇气去迎接挑战。
不断经历的险难，又反过来磨练着他的智慧和勇气。
正像一位哲人说的那样：“平静的湖水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以后的一段岁月里，毛泽东的军旅之路，惊险危殆相继，始终是曲折连接着坎坷，希望伴随着失望。
一旦脱离了根据地，红军就十分被动，常常遭敌人伏击、穷追，连连失利。红四军军长朱德的妻子，也在转移途中被俘牺牲了。
一种前途茫然的情绪开始在部队里滋长，连毛泽东手下的爱将林彪，也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对朱、毛红军的命运也悲观了起来。
1929年2月，中央给红四军发出指示，让他们把红军分成小股部队，散入农村进行土地革命，同时决定，朱德和毛泽东马上“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毛泽东4月间才收到这封著名的“二月来信”。
战略家的判断，加上诗人的直觉和激情，使他作出了另外的选择。
毛泽东在回信中直陈中央的指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认为红军分散活动的前途只能是被敌军消灭和瓦解。
在逆境中坚持理想，在黑暗中预见光明。
早在半年前，毛泽东就预言： 蒋介石和广西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正在酝酿之中，军阀间的争斗，恰恰是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
果如所料，毛泽东的回信刚刚发出，蒋桂战争就爆发了。
红四军趁敌人在赣南闽西的兵力空虚，转战几千里，除赣南以外，又先后打下福建的永定、长汀、龙岩，在这些地方建立了红色政权。9月间又攻占“铁打的上杭”县城，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
正在永定合溪养病的毛泽东闻讯，心境顿时好了起来。
军阀混战所带来的纷乱局势，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带来的热闹场面，交错在他的脑海里，便有了一首《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上阕写天怒人怨的军阀争斗，不乏嘲讽。
下阕写红军“跃过”、“直下”，何等轻快。
军阀给人们带来的“怨”和红旗到处带来的分田之“忙”，不正是革命家、军事家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的诗意显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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