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对身边的近侍一向是信任的，他还要依靠他们做他想做的事，见两人这么说，事实似乎也能成立，于是只好罢免了裴、王二人的翰林学士。接着，又贬王涯、韦贯之、杨于陵出京，对牛僧孺三人也不予升调，迫使他们不得不远赴藩府。本朝地方大镇可以自辟中下级属官，无须中央任命，所以士子在朝不得意者，往往入于幕府。后来有所谓“藩镇得人”之说，也就是这么来的。
皇上此举招致了很多议论，白居易就是坚决反对者之一。但不知怎么，吉甫仍然没有表态，甚至在处理牛僧孺三人的过程中，也一点都未表示过不同意见，更没采取他应该能够采取的缓解措施，或者做些解释。也许在他看来，这毕竟是一件小事，但吉甫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就此犯了他一生中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数十年后，有不少人把这件事的过错加到他身上去，由此给他的儿子日后的一位杰出的宰相酿生了一场重大的灾难。
宪宗虽然不能摆脱宦官的影响，但对宰相的态度非常明智，他很清楚祖父德宗晚年的失误就在于事事躬亲，没有做到用人不疑。同时，皇上也十分慎重，每次选用宰相都经过仔细的斟酌，一旦任用，便推心委之，经常与他们讨论交流。政治的秘诀就在于对权力进行互相制约，每一种权力都不能无限膨胀，皇权和相权就是其中最主要的，什么时候两者能够平衡，什么时候就能显出政治上的清明。宪宗做得很成功。
因此“元和”成为本朝历史上第三个贤相辈出的时代，前二次分别是太宗的贞观和玄宗的开元年间。
四月份，皇上尽管因中人之意罢免了翰林学士裴垍，但不久却命他入相，时间是九月十七日。这是天子即位后任命的第五位正式宰相，五人基本是同时的，德行操守也都有口皆碑，不过有些摩擦也在所难免，主要原因还是李吉甫的为人性格所致。皇上起用裴垍，也是出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考虑。
吉甫任翰林学士时与裴垍就有意见上的不合，武元衡经常为他们调停。吉甫入相后，偏激的毛病不时或犯，和郑絪也产生过牴牾，对他事多因循很有意见，但是吉甫和他们的私交并不坏，彼此也相互敬重，裴垍得以入相，吉甫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吉甫得罪宦官在所难免，但吉甫不幸还得罪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时任御史中丞的窦群。这个窦群在王叔文当政时的表现证明了他确实是个小人，吉甫引起他的愤恨就注定是要倒霉的。
窦群与羊士谔、吕温是同学，两人当时都在御史台，窦群便想提拔他们。本来，吉甫对二人也是十分赞赏的，即使是超资录用也原无不可，但吉甫对窦群不先对他这个当朝宰相打个招呼就擅自主张很生气，把任命扣压了几天。窦群是何许人？哪能轻易招惹，他立即就要报复。
御史中丞是御史台长官，负责纠举官吏过失，有一定的权力。窦群探知有一位叫陈克明的方士经常出入吉甫在安邑坊的宅第，便秘密地将此人逮捕，并上奏皇上，宪宗亲自讯问，却没有查出什么奸状，皇上大怒，知道窦群诬奏，要将他斩首。这时倒反而是吉甫没有计仇，劝住了皇上。风波虽然过去，但宪宗心里对吉甫某些易招怨恨的处事方法多少有点不高兴，开始想让裴垍主持工作。
得知皇上这么想，宫中不少人很高兴，也纷纷说李吉甫确实不适宜久在相位。
这一年的九月，宪宗把吉甫也派出京外，出任淮南节度使。皇上自开始对藩镇施加压力以来，就经常把朝廷重臣派到重要的地方上出任节度，一是改变方镇节帅自为除授的旧例，二是为了加强控制，早些时候的杜黄裳、武元衡挂衔出镇都是先例。此次命李吉甫出镇主要也还是这个意思。不过，本朝官吏都崇尚在京中任职，因此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出任外职，心里都隐含着一些失意的成分。
吉甫此次为相实际不到一年半，但他深明时政，多有建树。这两年，在新财政长官李巽的努力下，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吉甫撰写了一部国情报告《元和国计簿》，汇总了全国方镇、州府县的数目以及户口、赋税、兵员状况。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整个帝国有十五个道控制在不法藩镇手中，不向中央申报户口；而每年的财政收入，全部依赖于只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江淮一带的八个道。这份报告的核心是重点指出了江淮一带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所在，吉甫的洞察力十分高明。
九月十九日，天子亲自在通化门城楼为吉甫饯行。告别了皇上，吉甫乘船向扬州进发。秋风阵阵，灞水汤汤，离别君阙之际，吉甫也未能免俗，心中感到无比的惆怅。
然而这对于帝国来说，或许却是件好事。淮南是帝国的第一方镇，天下财赋，半出于斯，对维系国家安危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形势正向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方向发展，如果吉甫能克尽其职，保持淮南的安定，长安的霸业就成功了一半。
第二章 元和：短暂的中兴短暂的中兴（3）
三
新相裴垍是河东人，其七世祖裴居道是睿宗时的宰相。裴垍二十岁就中了进士，应制举中的“贤良方正极谏直言”试又是第一，授为美原县尉。任期满后藩镇交相征辟，他均未接受。后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职，元和初入为翰林学士，与李吉甫、李绛、崔群同掌机密。其时正值初平蜀、吴，事务繁多，裴垍承担了主要部分，励精思理，小心谨慎，很得天子赏识。
宪宗对他十分了解，知道此人的最大特点就是正直、讲究法度。所以尽管罢免了他的翰林学士，但不久就直接起复他为宰相。
裴垍入相之时才四十四岁，然而须发尽白，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一看就是个器局峻整、秉公无私的人。果然，裴垍一人相，便齐整法治，考课吏理，即使大官前辈有所托请，也绝不徇私，甚得朝野好评。特别是他入相之初，即推荐、提拔了好几位贤才进入了中枢阶层。
一是荐李藩入相。李藩时任“给事中”，就是专门负责封驳制敕的门下省官，李藩敢于驳正，制敕有不可者，经常就在敕书背后批涂退回，有刚正之声。宪宗在裴垍的建议下用他代替了无所建树的郑絪。
二是启用了裴度为起居舍人。裴度是贞元五年（公元789年）的进士，应赴制举数科，皆登高第，元和初做到监察御史。因为直谏得罪了杜佑而被贬出京，在河南府任属官。裴垍对他和另外一人元稹十分赏识。
三是擢用李夷简出任御史中丞。李夷简是皇族子弟，但仕途也有起伏，为人谦虚忠正，未尝苟辞悦人，正是御史的佳选。
此外尚有不少人。裴垍量材赋职，从不挟以个人好恶，所以选任之精，前后莫及。其间还出过一个趣闻。
裴垍也曾应过“博学宏词”试本朝科举分常举和制举，制举又分诸种，士人可以多相赴试，不受限制但却名落孙山，当时的主考官是崔枢。裴垍为相，仍然提升他为礼部侍郎。
裴见到崔枢，笑说：“以此报答君前番之‘厚德’也。”
崔枢惶恐羞惭不已，他此时正站在堂前的台阶上，心里一慌，差点一个跟头摔下去。
裴垍赶紧拉了他一把：“此戏言耳，此戏言耳！”
一时长安城中传为佳话。
但裴却与一个人有矛盾，这就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宦官吐谷承璀。
承璀其时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领全部宦官，并还任左神策军中尉，掌管禁军，恩眷无媲。这不仅是因为他从宪宗为太子时就侍奉左右，更主要的原因是皇上需要身边有一种力量保证皇位的安稳，这是新天子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经验之一。当然，皇上也知道这种力量不能大到反客为主的地步，所以他即位以来尚还能掌握分寸，至少他对承璀的期望就是尽量利用他的忠诚维护天子而已，并不一味纵容。否则，朝中的那些正直不二的朝官是不会答应的。
就是这样，裴垍对包括承璀在内的宦官们仍然十分不满，尤其是对那些出使各镇的监军。此辈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经常使得原本忠于朝廷的一些方镇产生抵触情绪，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裴垍抑制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承璀仗着天子的靠山，并且立过大功，自然也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但是作为宦官，对宰相还是怀有畏惧的，承璀也只能通过皇上起作用。然而一般的关照请求，皇上始终没有松口，可一旦涉及到关键问题，宪宗能否坚持就是个未知数了。
其时的中心问题无外乎是：打击藩镇。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河北三镇之一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的儿子病死。不出预料，其子成德副大使王承宗自命为“留后”。河北三镇早就开始自置所谓“副大使”，以嫡长子为之，父死则以子代领军务，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
经过三年多的准备，宪宗开始想对河北有所动作，王士真之死正是个契机。
四月份的一天，皇上在紫辰便殿召重臣人阁议事，在场的还有吐谷承璀等一些宦官。
宪宗道：“朕欲乘王士真之死革除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以朝廷之命委任成德节度使，若其不从，即兴师讨伐。卿等以为如何？”
裴垍非常慎重。
“陛下，”裴垍谈出他的想法：“淄青镇李纳跋扈不恭，其子李师道自命留后，陛下都予以同意；而王承宗祖父王武俊对国尚算有功，陛下前许师道，今夺承宗，违背情理，彼必不服，若再讨伐，就是名不正言不顺。”李师道自为留后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朝廷正对刘辟用兵，未暇分心，曾下诏答应李师道承袭父职。
殿前议论不下。皇上于是又问翰林学士们有何意见。
翰林学士李绛也是赞成抑制藩镇者之一。
“河北不遵朝廷声教，普天之下，谁不愤叹！”此话一出，皇上很高兴，但出乎意料的是，李绛却也反对立即动手：
“不过今日取之，恐怕不行。”李绛的智谋是朝中最出色的，他的话处处显示出深谋远虑：“一是成德自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近四十余年，人情习惯之下一旦易之，恐怕彼处上下都会不以为然；二是另外数镇与其同体，唇亡齿寒，必然会私相勾结。再说兴兵攻讨，征召邻近数道是在所难免之事，可他们哪里又会与朝廷真正协力！届时按兵逡巡，坐观胜负，而国家又要负担他们的劳费之资，岂非得不偿失！眼下江淮正有水灾，财政情况很不好，不是用兵之时。”
皇上沉吟不语。旁边的吐谷承璀却有自己的想法。
承璀伴君有年，晓得皇上炫耀圣威的心情很迫切。他仗着有禁军在手，觉得自己能从中大捞一票，还可以借机把朝官的势力打下去。主意一定，承璀便挺身而出，自请领兵讨伐王承宗。
宪宗尽管有点心动，但没有立即表态。
这个时候适宜不适宜进兵不是主要的，关键是目前绝对不能与河北开战，因为河北诸镇实际上已是一个互为联系的整体，成德、魏博、淄青甚至幽州往往相互依托，如果朝廷不能一战而捷，战线就必然会越拉越长，后果也就会像德宗时那样，天下疲弊，内外空虚，以致祸起萧墙，夷狄乘间，造成无可挽回的灾难。元和之初平定蜀、夏、吴的成功也证明，只有先对弱小者动手，各个击破，才能对河北形成致命的打击力量。可惜的是，朝中似乎只有李绛、白居易深明这一点。
李绛坚持认为：河北与早先的刘辟、李锜不同，数镇内则胶固，外则势广，本质上都是想永保世袭，因而在这一点上更能形成统一联盟。朝中急躁之人劝图河北，实在是因前日之成功冲昏了头脑，绝非深谋远虑之言。
天子心里很窝囊：“照你这么说，眼看幽州刘济、魏博田季安亦有病朝夕不保，若一旦物故，岂非也要像成德一样付授其子，如此天下何时可平？！”
“陛下，”李绛语重心长：“太平之业，非一朝一夕所能致，请陛下三思。”
宪宗还是心有未甘，迟迟没有下达对王承宗的处理意见。
事有凑巧，就在这时，从淮西镇传来的消息说：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病重，可能拖不了多久了。李绛一听，计上心来。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州，辖申、光、蔡诸州，故又称“蔡”或“申蔡”。在它的西面，南出襄州（湖北襄阳），北逼洛阳；东面，南跨淮水，北临汴州（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运河交通，地位十分重要。自德宗时的李希烈树起反旗之后，一直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德宗《罪己诏》颁布后，王武俊、田悦、李纳皆去王号，惟李希烈反称皇帝，国号大楚，两年后的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四月，其部将陈仙奇毒杀李希烈，被命为淮西节度使。七月，淮西将领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从此独霸淮西将近二十年。
淮西虽然地位重要，对朝廷有很大的威胁，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地处中原的腹地，面积狭小，四周全是忠于朝廷的势力，在一般情况下，常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当年的李希烈之叛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李希烈在公元784年谋反时，他与河北的叛乱同伙很难作出任何战略上的协调，而且立即就引起了邻近地区军事力量和中央军队的包围，只是因为当时河北事重而让他钻了空子，占据了从汉水到汴渠的一大片领土，切断了南方的供应路线，才得以苟延残喘。
李绛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在得知吴少诚病重的消息后，立即给皇上秘密上了一本，建议放弃对王承宗用兵的计划，转向淮西。
这个计划极富战略眼光，如果能被皇上采纳的话，元和时代的成功或许可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