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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爱国运动后，胡适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陈独秀则走上了政治革命的道路。胡、陈二人之间志同道合的蜜月结束了。于是，胡、陈的分道扬镳导致了北大知识分子的分裂。集合在胡适旗下的主要有周作人、毛子水、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集合在陈独秀旗下的主要有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慰慈等。前者叫问题派，后者叫主义派。
虽然政治主张相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可从陈后来的遭遇中看出来。陈独秀一生遭绑架—次，四次被捕。遭绑架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动员了一切可调动的力量不遗余力地营救了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也有二人都爱国，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终其一生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陈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但二人也有较为一致的地方：能容忍异己。正如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的变化。胡适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后来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
李鸿章的“排场”
？ 贾庆军
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过一个声势浩大且隆重无比的加冕典礼，时间是１８９６年５月。当时大清帝国曾派出首辅李鸿章前往庆贺。
因为还有中东铁路等事务需要商讨，李鸿章在加冕典礼前两个多星期，即１８９６年４月１８日就抵达了圣彼得堡。
中华大帝国派出如此一位股肱重臣，沙俄方面不能说受宠若惊，起码有点大喜过望。提前抵达的其他国家的使节一律先在附近城市下榻待召，惟李鸿章可径达圣彼得堡（当时沙俄首都在彼得堡）。尼古拉二世特意授命总理大臣谢尔盖·尤利耶维奇·维特全程接待。
在李鸿章之前，维特还没有亲身接待过任何一个中国使节。这位精明的沙俄总理大臣专门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中国人喜欢什么﹖中国官员讲究什么﹖有什么特殊爱好和习惯﹖怎样才能让他们舒心惬意产生好感﹖有人出主意说，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最当紧的要记住，办事不要有急躁情绪，不能要求速效，不能快刀斩乱麻；说话要四平八稳，有板有眼，讲究派头，“急病慢郎中”，守住“份”儿。不然他会认为你“嫩”，不成熟，没经验，修养不到家，从心里小瞧了你。此外，接待一定要讲排场，因为中国官场是最讲究规格和排场的，如果场面欠排场或者不隆重，他会觉得很丢面子，认为你不尊重他，小瞧了他，能办的事情也大半会办砸。
维特是沙俄朝臣里温和派的代表，他深谙只有让李鸿章舒心惬意，才能和他建立良好关系，只有和这位在大清朝一言九鼎的人物搞好关系，才有利于接下来的一系列谈判以及两国的长期交往。于是维特先是派出宫廷事务部官员乌赫托姆斯基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到达敖德萨城后又派出一队士兵专作荣誉护卫。在圣彼得堡举行的欢迎仪式当然是盛大隆重的，就连接下来的吃茶点都安排了乐队，组织了歌舞，甚至还有专门的礼宾司仪。
“彼此鞠躬之后，我把他延入大厅，待一程序完成，命令仆役开始上茶点。茶点同样是以盛大而讲究的场面送上来的。”维特后来专门写到过这一吃茶点的细节。舞女展袖，管乐齐鸣，大厅里轻歌曼舞，乐曲悠扬，不断旋转而过的舞女宛如片片彩云，维特对自己的精心安排无疑是满意的。
但这位沙俄总理大臣很快就没了自信。他发现，在“排场”方面，在这位中国大员面前，自己怎样挖空心思也难望其项背，只有自叹弗如的份儿。
李鸿章一个小小的吸烟细节就把包括维特本人在内的所有在场的俄国人都镇住了。维特写道：
用过茶点，我问李鸿章是否要吸烟﹖他于是喊了一声，声音沙哑，有点像马的嘶叫。立时就有两个中国侍者从隔壁房间飞奔而出，一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烟袋，一人托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火种和烟草。
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吸烟仪式开始了。从吸烟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李鸿章除了嘴一张一合和胸脯一起一伏之外，包括双手在内的全身始终是一动不动的。两个侍者分工负责，训练有素，一个专管烟袋，一个专管烟草和火种。李鸿章把烟袋含在嘴里的时候，负责烟袋的侍者单腿跪地，双臂平直始终在下面托着，每等李鸿章吸完一口，就不失时机地把烟袋从他嘴里取出，待他恣情美意吞云吐雾一番过后，再如木匠接榫子一般恭恭敬敬迅速而准确地投送到他嘴里去。负责烟草和火种的侍者，动作完成得更是连贯紧凑得体。两个侍者配合得天衣无缝，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简直就是在表演杂技。而李鸿章始终眯着双目泥塑一般端坐在那里，连眼皮也不抬一抬。
作为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两朝元老，维特担任过多年的财政大臣，担任过大臣会议主席，直至担任总理大臣，接待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和美国巨富摩尔根，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首相俾斯麦及其继任者卡普里维等都有过多次交往，绝对算是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可他何曾见过这等吸烟场面﹖他只有连连摇头，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
１８９６年５月６日，也就是李鸿章抵达两个星期后，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如期举行。地点在莫斯科，共三周时间。５月１８日是既定的游艺大会，地点在莫斯科的霍顿卡广场。因为传出圣旨，那天皇上有礼物分发（小纸袋里装有一块白面包、一节香肠、一块蜜糖饼干、十块糖果和五个核桃，另有一个印有新皇帝姓名第一个字母的搪瓷加冕杯），莫斯科的市民们为了得到皇上一份礼物，也为了一睹新皇上的风采，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向霍顿卡广场进发。托尔斯泰曾写到过这一场景：
来霍顿卡广场的人整夜川流不息……通往这儿的每条道路上，来者不绝如缕……来的不完全是普通老百姓，在那纷沓如潮的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商贾，甚至贵族，像二十三岁的公爵夫人里纳·戈里岑娜——好奇心把她吸引到霍顿卡，和一个名叫叶利扬梅·亚戈德科夫的工人站在一起（这是她的幸运，后来是他救了她的命）。
到５月１８日的黎明，在基本上只有一点五平方俄里的霍顿卡广场上，已经聚集了百万之众。世界近代史上一次有名的人祸发生了。
从凌晨时分，人们发现彼此呼出的热气就像弥漫的浓雾，咫尺之间看不清面孔。这时候开始传出疲惫和虚弱的人的呻吟声，中间的人想要挤出来已是不可能了。快到早晨六点钟时，骤然间像是听到某个无声的命令，人群开始骚动，纷纷向外拥挤，有人拼命呼救，一些老人和妇孺开始被踩死在脚下。后来就不管是不是老人和妇孺了，有人拼尽全力从脚底下站起来，还没来及站稳，旋即又倒下去。场面越来越混乱，已经完全无法控制，场地上空一片呼喊和叫骂声，人们在成堆的被踩死的人身上挤来拥去，甚至有许多死者被抛上头顶。还有更多的死者，由于挤得太厉害，仍然夹在人群中。人们由于恐惧，想尽力推开尸体，实际无济于事，只不过越发加剧了拥挤。由于疏散不力，这种可怕局面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
据当时官方公布的数字，那天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而据当时各媒体报道，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至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在喜庆大典日子里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不少当事的沙俄朝臣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不知道下步该怎么办。这时李鸿章作为观礼使节，带着一支豪华侍从队伍出现了：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我赶快迎上去……李鸿章问我：“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有一两千人伤亡，此事可真﹖”我回答说：“是的……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忽然又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这不幸事情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不解其意，答道，是的，已经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地摇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太没有经验了，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奏报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皇上问我有没有什么瘟疫疾病发生，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随后，李鸿章又解释似的开导我说：“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做臣子的要让他高兴才是，干吗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这一次，维特的感慨是：“我自己想，我们虽然落后，毕竟还是比中国人先进些。”
不久，沙俄高层在对中国政策上产生了分歧。一派提出俄国在远东需要一个太平洋港口，而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极具战略位置，他们要出兵强行占领，并迫使中国把整个辽东半岛都割让给他们。而另一派则不希望这么硬来，不主张这么赤裸裸地对中国进行侵略。侵略派的代表人物是新任陆军大臣库罗伯特金和外交大臣穆拉维索约夫，而维特是代表开明一方的。维特指出俄国刚和中国缔结了一项秘密的防守同盟，在此情况下夺取中国的港口是极端的背信弃义和不守信用，即使抛开这些道德原则不说，完全从俄国自身的利益着想，这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俄国正在中国领土上修筑铁路，这对俄国极具利益前景。结果维特一派的努力白费了，因为尼古拉二世本人一直就渴望扬威拓土，对中国的旅顺口和大连湾垂涎欲滴，他很自然地接收了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
在这件事上，维特是非常佩服李鸿章的。李鸿章为了维护中国的利益，很长一段时间态度一直很强硬，一再要沙俄政府相信，他认为只要俄国方面向南有任何行动，都会引起两国对抗，对于中俄两国都会是灾难性的。李鸿章并一再让维特转告尼古拉二世，中国人不会屈服，俄国任何时候都不可对中国有侵略企图。以致维特多次评价“李鸿章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杰出的政治家，而过去他在一般欧洲人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半开化民族的代表，这未免太冤枉他了”。“我接触过许多将会永垂史册的政治家，以李鸿章的能力和功绩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
但是，据维特自己说，在僵持了一段时间后，事态却开始恶化，沙俄国内开始进行战争动员，一批俄国战舰也已停泊在了旅顺口外，随时准备突袭中国。如果中国再不与俄国达成协议，很有可能引起流血的战争。鉴于这种情况，“我给我们驻北京的官员发了一封密电，教他去见李鸿章和另外一个大臣张荫桓，就说我劝他们与俄国方面达成协议。我并指示我们的官员馈赠两位大臣以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万卢布的贵重礼品”。接着维特又着意加了一句：“这是我在与中国官员办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贿。”
这以后的事态完全按维特的设计发展了。我们不知道多大成分是由于形势的所迫，多大成分是由于卢布的作用，反正如维特所说，李鸿章和张荫桓去了颐和园，对正在那里游玩的慈禧太后进行了劝告。最终的结果如维特所说，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５日，李鸿章和张荫桓代表一方，沙俄的代理公使代表另一方，中俄双方在协定上签了字。
大概维特觉得这次自己的做法也不够光彩，既没有对李鸿章进行圈点，自己也没有发出任何感慨，只在后来的文字里对被他贿赂过的两个中国官员的结局作了一点交待：辽东半岛割让给俄国以及列强相继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引起中国民众的舆论大哗和强烈不满。签订协定的李鸿章不得不放弃高位再次当了两广总督，至于张荫桓，则在不久的动乱中被放逐到外省，在那里被缢死了。
当红袁世凯
？ 魏得胜
１８８４年，在李鸿章的一份述职报告中，有一段对袁世凯的评价，说他“胆略兼优，能知大体……足智多谋，两次勘定朝鲜变乱，厥功甚伟”〔１〕。获此殊荣时，袁世凯年仅二十五岁。此后，李鸿章对袁世凯一度给予积极举荐和重用，彰显出其惜才的一面。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当李鸿章天年即尽的时候，慈禧问谁能接他的班，他指定了袁世凯。从这年起，袁世凯逐步走向清廷政坛的前台，并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一跃成为晚清一时无二、举足轻重的政治家。
到１９０６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北洋集团所拥有的中国惟一一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