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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１９０６年前后，袁世凯不但控制着北洋集团所拥有的中国惟一一支十万大军的近代化武装力量，而且他自己还取得了身兼八大臣的特别的政治地位。这八大臣分别是：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到这节骨眼上，清廷之“一切要政，惟袁之建言是听”了。
袁世凯走向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前台，尚无实据证明，在他的仕途中，有什么奴颜婢膝似的买官、贿官之行为，凭的完全是个人实力和举世公认的军事、政治方面的才干。国内对袁世凯的赞誉（主要来自维新派）先不说，就是当时悄然崛起的西方大国美国，对袁世凯也是盛赞有加。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４日，美国记者托马斯·Ｆ．米拉德在他的《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中开篇就说：“在西方人的眼里，长期以来代表大清国形象的，只是从四万万芸芸众生中站出来而非常突出和确定的几个人而已。正是这些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许能够开辟出一条道路，以迎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袁世凯是这些人物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也确实在这些趋向进步的高层官员中被认为第一。”〔２〕所以，即使后来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也绝非简单地如一般常识所说的窃国。历史表明，袁世凯的上台，国际国内形势、人心思定以及南北合作等因素，均起了重要作用。至于袁世凯“成了神仙想升天”（当了总统想皇上）的倒行逆施，又在另当别论之中，本文重在言说当红的袁世凯。
回溯至１８７９年，正是二十岁的袁世凯第二次乡试名落孙山的一年。他因此愤而投笔从戎，还给自己找了个妥帖的理由：“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随后就去了山东烟台，在他嗣父故交淮军“庆”字营吴长庆麾下，任营务处帮办一职。随军入朝不久，即赶上朝鲜政变，袁世凯又出任前敌营务总理。任上一年，袁世凯果断干练地处理实际事务的才能，为他赢得较高声誉，连朝鲜国王都要亲自请他“代韩练兵”。１８８４年，吴长庆因故内调回国，袁世凯接替了驻朝“庆”字军的统率权，仅年余，便获得“知兵”美誉。李鸿章在述职报告中对袁世凯的高度评价就来自这里。两年后，在李鸿章的大力举荐下，袁世凯终奉旨“以知府分发”并“赏加三品衔”，其平步青云的速度，史无前例。当时的袁世凯仅二十七岁。此后，袁世凯以清朝大臣身份，驻朝长达十年之久，直至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起，他才奉命回国。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促使袁世凯致力于陆军军制学的研究。“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自东北前线返京的袁世凯就居在北京的蒿云草堂。摒绝杂物，邀集同志，潜心搜集、整理、翻译了各类西方军事著作……”〔３〕袁世凯此举，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以致“人皆未见，目为奇书”。“联系自甲午中日开战以来袁世凯对于中国传统军制所提出的强烈批评，及其‘凡所建白，均料事如神’，使袁世凯一时成了众人瞩目的当代‘军事奇材’。”〔４〕众望所归，袁世凯被当时（１８９５年１１月）的督办政务大臣们一致举荐为练兵大臣。就这样，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组建了帝国惟一一支“装备完善”的陆军部队，名曰“北洋新军”。袁世凯正是靠这支军队树立起了他在政府（包括国内各派势力）及列强面前的崇高威望，也由此奠定了他牢固的政治基础。
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红极一时的袁世凯，使皇室大为不安。袁毕竟是汉人——而让汉人掌握着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在满清史上绝无仅有。１９０７年，皇室为“裁抑”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免去了袁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内调军机处“主持枢垣各政”。这不但没削弱袁世凯的势力，相反，袁还利用在军机处工作的机会，加快了他的政治理想——立宪政治的步伐。“果然，自１９０８年军机重组之后，清政府的《资政院章程》、《钦定宪法大纲》等一系列立宪文件相继颁发，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立宪机构相继设立，清廷立宪政治的步伐明显加快。袁世凯也由此获得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好感，他们在袁世凯的身上寄托着中国实行立宪政治的希望。”〔５〕
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并非一帆风顺，甚至早为他的政治夙敌载沣所不快。１９０６年，以袁世凯为首的立宪派提出一项改革方案，即《新官制改革案》，其核心内容是：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制。内阁制主要仿照立宪国的成例，使“立法、司法、行政各有责任，互不统属”，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三权分立。在政务处的一次立宪讨论会上，当袁世凯提出这一议案时，“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６〕。真还可以说，为追求三权分立的政治理想，袁世凯在当时是冒了生命危险的。这时，我们还看不出袁世凯有何不良动机（如皇帝梦），因为著名的清末五大臣赴欧美考察宪政，就是他力促而成的。这说明，此时期的袁世凯，其政治思想是足以为人所称道的。
从载沣过激的行为可以看出，当时的袁世凯被定为满清皇室的头号政治对手。历史证明，在清末的宪政运动中，袁世凯确为当时地方官僚中“最为激进”的立宪势力的代表人物。他很早便指出，要挽救国家，“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７〕袁世凯的立宪主张得到了相当一批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也“使得袁世凯本人在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并获巨大支持。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在晚清的统治层内部，还没有哪一位官员能像袁世凯那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为改良争取到这样多的东西”〔８〕。
在这次立宪会上，因未能要了袁世凯的命，载沣一直耿耿于怀。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载沣摇身一变，成了新皇帝（溥仪）的爹爹，且握监国摄政王的大权，他第一个目标就是要灭掉不同政见者总首领袁世凯。他本想置袁世凯于死地，可他错估了自己的能量；于是，杀不了袁世凯，就只好求其次，撤消袁的一切职务。后又以袁世凯的党羽为目标，将他们一个一个从重要位置上摘拔下来，企图以皇族势力取代袁氏势力。但载沣所做的这一切，在袁世凯及北洋势力面前，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因为在“北洋军中，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非袁不从。满族亲贵们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这一庞大集团的下层，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９〕。
进而，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政治现象：一个以“布衣”、“野老”隐居在河南漳德洹上村的袁世凯，却牢牢地控制着北洋的几万精兵和全国政局。当时的洹上村，实际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这里专门设有电报房，随时保持着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信息联络，袁世凯每天上午都要花上一两个小时来处理“公务”。北洋各路将领还随时赴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汇报。甚至一些朝野要人、外国使节也常常到洹上村来拜望袁世凯，聆听他的政见。这使人想起当年李鸿章在天津办公的情景。外国使节在前往北京之前，都要去天津逗留几天，以专程拜访在那里的李鸿章。因为那一时期的大清政策，也只有李鸿章摸得上头绪，有定准，说了算。这一点，袁世凯很像发现他的伯乐李鸿章。
袁世凯在漳德息影林泉三年间，仍通过各种渠道尽力地建立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因此在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年轻人中建立了极好的印象：“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有的还“谊若父子”〔１０〕。“在宣统纪元以后的许多记载中，我们的确常常可以发现袁世凯靠着‘金钱蒸发之力’帮助革命党人揭竿的例子”，如１９０８年４月，袁世凯就曾资助过同盟会在云南河口的一次起义。“客观上，袁世凯对于革命所持的这种暧昧态度，使相当的革命党人对其产生好感。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南北谈判期间，颇有声势的临时大总统‘非袁莫属’的呼声有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革命党人的内部各派。”〔１１〕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中国出现混乱局面。“一位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１２〕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提趁火打劫的日本和俄国。袁世凯离职后，清廷失去了一位铁腕人物，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政局的混乱与恶化，为日本和俄国在远东地区肆无忌惮地扩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也影响了英、美、德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当然，受害最大的是中国。在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紧要关头，加之英、美、德等外交使团给清廷施压，袁世凯受命出山，并提出六项条件，前两条便是“即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
对袁世凯的条件，政府全部答应了。因为处在这种环境下，袁的条件也就算不上什么了。问题是，这样一个骤变的时代，谁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一句话，这时没人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包括皇室成员和袁世凯在内。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连众望所归、“收拾残局，非袁莫属”的袁世凯都大感意外。接着，就该轮到皇室大感意外了——袁世凯的出山，不但没有像皇室一厢情愿的那样“保我大清”，相反倒加速了满清王朝的灭亡。南边的革命党人提出条件，只要袁世凯能迫使清室退位，他们就把大总统一职让予袁世凯。袁世凯不能不心动，而且他是那个大动乱时代惟一有能力动心于大总统宝座的人。然迫使清室退位所遇到的抵抗与当时的暴力革命相比，这简直不值一提。所以，袁世凯轻易地做到了在其他派别看来不易做到的事情——清室和平退位。于是，革命党人履行承诺，袁世凯也就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这真是中国人实行先进政治民主的一次大好机遇——推翻帝制，南北统一，开启国会，三权分立……这是戊戌变法以来多少开明之士的梦想呀！万万不幸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开始就极大地削弱了总统的权限，使其在职能上仅仅成为一个“橡皮图章总统”（在国会和内阁通过的文件上盖盖章而已），而国会的权限则无所不及，等于创造了“数百议员皇帝”，“其尊与帝国之君相似”〔１３〕。不要说袁世凯这样一个半新半旧的官僚难以就范，就是专制文化熏陶下的新官僚，也决不肯向《临时约法》躬身。袁世凯那样的强权人物一旦感到宪法的强烈束缚，自然就要设法去突破。一边要破，一边要立，总统府和国会就打起来了。一开始，双方还有妥协和忍让，闹到后来，袁世凯干脆解散国会，进而称起帝来，践踏宪法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袁世凯这个清末民初红极一时的政治家，登上极权宝座仅五年，就成了一个全国人人诛之黑极一时（乃至一世）的人物！如袁世凯去世的时候，在上海养病的黄兴就寄来一幅挽联，表达了他的某种惋惜之情。挽联曰：
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假筹安两字美名，一意进行，居然想学黄公路。
仅做了八旬三日屋里皇帝，伤哉短命，援快活一时谚语，两相比较，毕竟差胜郭彦威。〔14〕
挽联的“好算得四十余年天下英雄，陡起野心”前十五个字，基本公正客观地总结了袁的一生。“四十余年天下英雄”——是对袁世凯才干的赞誉和认可；“陡起野心”——似乎又为袁世凯开脱了不少称帝罪责。作为袁世凯政敌的黄兴，真可以说是温良敦厚了。只可惜袁克定“这样的曹丕”（冯国璋语）不识货，坚决拒绝悬挂黄兴的这幅挽联。因此，在次日全国各大报登出这幅挽联后，社会各界也多从反面去解读，挽联的正面意义也就埋没了。而黄兴的温敦宽厚，更无从体现。今天来读黄兴挽袁世凯联，我认为它实际总结了专制社会政治人物的共同命运：少壮清明建功业，老大昏庸留骂名。
注释：
〔１〕〔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３、３４、６０、５２、４９、６１、５８、６３、６４、５９、７４、１１２页。
〔２〕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１４〕程润：《护国风云》，载２００２年８月新作家网。
陈寅恪三悼王国维
？ 王 永
１９２７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导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近代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撰挽词赞曰：“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成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
王国维生于１８７７年，字静安，晚年又号观堂，浙江海宁人。其生平大体简略，一如本人自云：“自来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