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国家所以藉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１１〕科举不仅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核心，甚至也是传统中国文明的核心。它将政治与文化、社会结构与儒家意识形态统一协调起来，使帝制国家、士绅社会与儒家文化，围绕科场中心流动，创造了一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科举文明。
这样，科举使政治变成文化，文化也变成政治。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实践了知识官僚体制，将政治文化化。最初到中国的西方人，都将中华帝国当作柏拉图理想的哲人政治的楷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的国家，在世俗理性基础上，将文化彻底政治化。儒家的文官政治化与文官政治的儒家化通过科举制度相互渗透相互生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与文化政治，所谓以人文化成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传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科举，而不是西方历史范畴中的封建或东方专制主义。梁启超曾经从四个方面对科举的历史作用作过公正评价。他认为，首先，科举使帝制政权充满活力，不断从社会精英中吸取统治人才；其次，促进社会中官民阶层的流动，使社会充满活力；再次，使儒家思想与价值或意识形态制度化一体化；最后，使个人有出路，社会稳定。
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一种科举文明。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中国社会结构最具开放性，官僚出身最具平民色彩，教育普及面最大，所有这些，都是由科举制度造成的。而具有社会组织枢纽作用的科举，突然之间被废止，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或颠覆性影响，在历史中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以科举取士，渊源于隋、唐，虽法则屡更，然清承明制，所以清代的科举制度，以明清两代合计，也已行之约六百年。一旦停罢，其影响之巨，不言而喻”〔１２〕。废止科举，等于卸掉了传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动机，庞大的中华帝国势必停止运转。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指出：
１９０５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对在此之后任何一个政府来说，在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基本制度基础方面，在通过什么途径来赋予社会精英以地位并配备行政官员方面，１９０５年都带来了变化……旧社会主要的庞大的整合制度，已在１９０５年随着朝廷宣布终止中国的文官科举制度而被废除了，尽管革命的社会意识在这场变革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科举曾充当过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枢纽。这种考试是为维持儒家的国家正统的运作需要而设计的，是授予特权和打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手段，构成了社会理想的中国模式。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２０００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根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１９０５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些后果来得严重。
三
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天下治平，科举的作用非同小可：进可以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退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八国联军烧了北京贡院，癸卯年（１９０３年）顺天乡试、甲辰年（1904年）全国会试，都改在开封的河南贡院举行。江苏举人刘师培会试落第，“飞腾无术儒冠误”，心灰意冷，去上海开始反清革命，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位本想读书入仕、报效朝廷的青年才俊，竟成为推翻帝制的革命志士。自古以来，科举就是天下太平的保证。朝廷以科举牢笼天下，尽收圣智豪杰。一旦科场失范，士人心怀怨恨，就可能酿成天下大乱，“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１３〕，翻却曹州天下反，差点断送了大唐江山；还有宋江，科场无路，酒醉之时，写下“心在山东身在吴……敢笑黄巢不丈夫”，最终上了梁山。所以，宋人看得很清楚：“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１４〕
“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或许这才是科举的真义。清末科举一废，天下大乱。因为社会有效的、制度化的流动，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一个社会一旦出现流动阻塞现象，就可能积蓄起社会怨恨，最终酿成动乱甚至颠覆整个政权与秩序。真正摧毁清朝天下的，不仅是一蹴而就的辛亥革命，还有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废停科举。科举既废，朝廷失去了官僚体制自身的再造功能，朝野官民之间制度化的流通与平衡机制被破坏，有志之士仕进无门，穷途末路之下，即使不造反，也为革命准备了社会心理基础，彷徨、怨愤、绝望，社会失序，人心离散，有登高一呼者，难免应者云集。人们常奇怪大清江山如此脆弱，辛亥革命成功如此轻易，实际上废停科举已经抽去了清帝国大厦的拱顶石，革命只需轻轻一触，整个大厦便瞬间坍塌。
科举一废，天下英雄逐鹿中原。虽说将废除科举当作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有些过激，但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社会基础，却也是事实。旧科已废，新学正兴，读书未必出仕，道统与政统分离了，于是，朝廷失去了智辩勇力之才，士人的力量积蓄在民间，社会变得强大了，出现了“官不如绅”的趋势。废科举堵死文人的仕进之路，文人的地位降低，军人与商人的社会地位上升，新政时期与民国初年的“政治参与膨胀”中的活跃分子，除了新式文人外，职业军人与商人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官不如绅，文不如武，士不如商。当然，最简捷的道路是从军。于是，毕业于新学堂的士子，不见用于朝廷，“士”不能成为维护皇权的“大夫”，就成了颠覆皇权的革命者。
１９０５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废止科举，二是同盟会成立。科举既废，青年才俊纷纷出国留学。天高皇帝远，加上现代西方思想洗礼，海外留学，就不是“留学科学”，而是“留学革命”。最初的同盟会员，绝大多数是“游学”的新式文人。因此，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留学生与海外移民输入的革命。而革命之后，那些受过西式教育的新兴知识分子，又成为共和政治中活跃的政治家。废止科举从旧官僚体制中断了传统文人的仕进之路，同时也为新的共和政治准备了现代政治家。最值得注意的是，废科举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晋升之道从“读书做官”转为“打仗做官”，传统的知识与道德，不再能为权力提供合法性，那么就只有暴力与阴谋了。袁世凯的保定军校、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一批职业军事家，他们掌握着中国的命运，主宰了军阀混战与国内战争。有悲观者评论：“科举之弊，弊在愚民，民愚而无术以振作之，则天下心至于弱；学堂之弊，弊在智民，民智而无礼以防闲之，则天下尤易于乱。”〔１５〕
废除科举启动了现代政治，也开启了现代教育。废科举，立新学。当年袁世凯等人上书主张废科举，最主要的理由是科举不废，新学不兴。１９０５年废除科举，科场改做学堂，各地新学堂数以每年一万所左右的速度增加。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有六万多所新式学堂，学生数将近两百万。新学堂培养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接受启蒙思想，崇尚科学民主，掌握了现代知识与思维方法。梁启超就曾经说过，现代观念的出现，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的灭亡。新式文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与技术，接受科学进步、民主自由新思想。这些思想无不冲击着传统儒家的观念与价值。
废除科举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的直接结果是辛亥革命，在文化上的直接结果是五四运动。传统士绅失去了科举仕进的出路后，在官僚阶层与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同时也受到了威胁。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传统文人更感到无所适从。废除科举与传统文人的失落，使儒家主体的传统文化，失去其制度与个人的保证，最终导致传统文化的危机。与此同时，如果从同文馆设立算起，新式或西式教育也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改造了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结构与价值体系，开始与传统儒家竞争意识形态领导权，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优势。从晚清立宪到民国革命，新学出身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大多是留洋者，逐渐成了社会与国家的主导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酝酿着一场彻底的“文化革命”。新文化或现代文化从此开始。
“１９０５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１６〕废除科举，使传统国家失去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也使儒家意识形态失去国家权力的制度化依托，使社会中文人边缘化，也使文人的知识与价值儒学边缘化。科场改成学堂，孔子孟子也就让位给“德先生”、“赛先生”。废除科举是传统中国自我阉割性的致命的一刀，其制度与文化都失去了再生的能力，现代中国出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废除科举，动摇并解体的不仅是中国传统政治或文化，而是一种文明，一种政治与文化高度一体化的文明。废除科举，是传统儒家文化衰亡的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也是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点或分水岭。辛亥革命发生了，五四运动即将到来。１９１６年，严复深有感慨地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中说，废止科举“乃吾国数千年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１７〕。
四
１９０５年这一年的冬天，远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的鲁迅，看了一段日俄战争的幻灯片，从此“决计要学文艺了”。据说他在片中看到许多久违了的中国人，其中一个被捆绑着，因为给俄国人做间谍，将被日本军砍头示众，而周围是一些围观的中国人，身强体壮，但表情麻木。鲁迅醒悟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１８〕
突然觉悟要放弃医学，实则是放弃一种专业，而从此提倡文艺，实则是投身一种公共事业。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掌握专业知识与技术，在专业知识与技术范围内，运用理性服务社会，用康德的话说，这是一种私下的、消极的理性方式；另一种是超越自身所属的专业与职业，公开地、自由勇敢地运用理性，投身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前者是专业知识分子或科技知识分子，后者是人文知识分子或政治知识分子、批判的知识分子。在康德的启蒙理想中，专业知识分子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与超越，都是必要的：一方面，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坚守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其职业岗位上谨慎地运用理性，讲求服从与合作；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要能在公共领域勇敢地、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社会、政治、文化问题进行反思批判，追求思想与真理的彻底性。
对中国文化传统而言，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似乎并不陌生，尽管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传统中国文人的“公共性”有本质的区别。真正陌生的，是专业知识分子，即那些掌握现代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人才。中国拥有传统意义上强大的“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科举制度下的传统中国文人，既是政治精英又是知识精英，而且其知识与政治是一体化的，政治被人文知识化，知识也被人文政治化。礼仪天下，耕读传家，如果不是西方文明的冲击，传统中国文人也自成一统。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最大困境，即是缺乏专业知识，所谓有经义文章，无一技之长。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经世致用之学，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技术如开矿、冶金、筑路、造船、造炮，于是，新学出现了，新学培养的专业知识分子也出现了。
废止科举之后，传统士大夫晋身无门，从官僚阶层与农耕士绅阶层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漂浮的群体，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但新颖却不强大。变废科举、兴立新学，最初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专业知识分子。但现代中国的真正问题是，专业知识分子的专业理性不强大，人文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性也同样不强大。就专业知识分子而言，新学不新，旧科不去。新式教育中教师一知半解，学生死记硬背，华而不实，几乎成了“科举之变相”。１９１５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发现当时北大的教学内容虽已是新学，但学生心理还是旧科的一套，以学业为举业，大学毕业等同于科举及第。１９１８年胡适回国，发现国内新学堂的学生高不攀、低不就，成为一种“无能的游民”。
科举使传统社会的政治与学术一体化，废止科举，首先想仕学分途，但实际上许多学人仍不忘读书做官。所谓时下“人多喜作政客，鲜为学者”〔１９〕。废止科举后，士人仍有学以致仕的心理，但体制内堵死了学而优则仕的途径的同时，反制度的革命却提供了新的、更有戏剧性的致仕之途。职业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人文知识分子，而人文知识分子又很容易成为职业革命家。科举之后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处在学术与政治、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断裂中，进退维谷，专业知识分子守不住自己的专业理性，人文知识分子也难以发展其公共理性。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梁启超、胡适，都曾摇摆于以政治还是以学术为本位的境地之间；许多知识分子，著名如陈布雷，都曾投身于政治，结局不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