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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的最高境界和社会管理思想
从经济学对于激励问题的理解出发，法律所具有的功能就更全面地被揭示了出来，它不仅保证社会公平，调整社会财富的分配，还有着保证效率或效益，激励人们去“做大馅饼”的功能。法律之所以具有保证效率、“做大馅饼”的功能，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自觉、自动、自愿地将个人活动的“外部性”内部化，进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在“经济人”人性规定之下，人人都“主观上”追求自己的利益，在“客观上”则实现了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
就社会生活常识而言，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部分，更多地表现为强制地处理社会有关法律事务的实践规则，人们更关注某种违法事项出现后，如何根据法律标准去度量当事人的责任，并给予相应的处罚或补偿。然而，法律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作为一种非强制的警示、约束和调整人们行为模式的功能更为重要，而这方面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或关注不够。作为处理有关事务规则的法律，在一个社会里它们是天天都在被使用的，天天都有一些人和一些事受到法律规则的度量和评判。但不论如何讲，法律实践的面就是再大再宽，相比于整个社会所有人和所有的事而言，它们终究是少数的人和少数的事，是非普遍性的，作为度量和评判规则的法律，其被使用的程度当然就是有限的、可计量的；作为激励机制的法律，情况则大不相同，它是普遍的规则，是对每个人、每一事件都具有作用的内在力量，其被使用的过程完全融合在人的日常行为之中，它具有无限性，不可计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讲，法律作为激励机制，其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是法律作为处理日常有关事务规则的功能无法比拟的，尽管法律作为处理实践的规则也非常重要。
以上面讨论过的“损坏东西要赔”、“杀人偿命”的例子来看，运用这样的法律规则来具体地处理有关事务，显然只是解决具体的个案问题；而当它们将“损坏东西”和“杀人”的成本，通过法律的条文，明确了由当事人自己承担，形成了个人行为的“外部性”一定要由个人内部化规则后，人们普遍地由此获得了一种激励，主动自觉地选择“不损坏东西”和“不杀人”。当这成为一个社会人们行为的主流模式时，这个社会就是美好和谐的，能够获得持久的发展。可见，法律作为处理有关事务的规则和作为激励人们进行行为选择的规则，相比而言，无论如何强调后者都是不过分的。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法律作为激励机制的功能更重要于作为实践规则的功能，是仅仅在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或“规则”层面上讲的，没有涉及法律实践或执法过程的严肃、严格和有效等因素。或者说，我们假定法律的实践过程或执法过程是严肃、严格和有效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律的激励功能较之于法律的度量、评判规则功能更为重要。毫无疑问，如果法律实践或执法过程不严格依法办事，法律实践无效，人们就会视法律规则为儿戏，不仅什么激励力量也没有，就是作为度量和评判法律事务当事者的规则，也是形同虚设。
进一步看，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法律作为社会制度安排的一部分，除了上述一般性的激励力量之外，它也有激励人人“说真话”和“不偷懒”的具体力量，从而有效地保证个人行为从“外部性”向内部转化，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难题”，如上面谈及的抓犯罪逃犯的“有奖通缉”制度规则（扩大信息来源）、以后果为准严厉处罚“偷懒者”的规则（如出现火灾，负责防火安全的人也要受到严厉处罚）等。在这一点上讲，法律作为一种规范或规则更为重要的还是它的激励功能。这样的激励对整个社会的普遍意义在于，不要以为信息不对称就可以违法犯罪，法律具有扩大信息来源的作用；不要以为信息不对称就可以“偷懒”，就可以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或减少自己的劳动付出，法律可以根据事后结果的惩罚来实现信息不对称下对“偷懒”问题的解决。这样一来，法律就事实上在激励人们不去犯罪，激励人们勤奋努力地工作，以实现法律一般规则要求的将个人行为的“外部性”内部化的目的。
因此，法律的最高境界在于，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则或规范，实现“非强制性”的法律激励，调节整个社会人们的行为，内部化人们行为的“外部性”，实现社会的和谐和发展。或者说，通过“强制地”让人不做什么的具体规则，产生“非强制地”让人做什么的普遍激励，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在现实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法律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不仅仅激励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且激励人们不依赖于信息不对称“侥幸地”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法律制度是由人来安排的。我们讲，法律具有激励功能，是建立在对于法律本质有着清楚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一点，经济学体现出了它的某种方法论的力量。在未认识到这一性质时，法律规则产生的激励，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但这是一种顺其而来的结果，没有法律制度安排的主动考虑在内。在充分地理解了法律激励功能的前提下，我们的法律制度的安排和完善，就不仅落脚于法律实践的处理规则方面，还必须充分地考虑到法律制度的安排对于社会更普遍的激励意义，即在针对具体法律事务提出、修改和完善处理规则的同时，主动地考虑对整个社会人们行为普遍激励的需要，以增加法律的完备性。
社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制度的安排和管理，其中包括法律制度的安排和管理。在我国以往的制度安排和管理实践中，我们常常单一化法律制度的功能，总是将其作为一种度量标准，一种处罚规则，一种分配补偿规则，强调它的保证公平的实践性，忽略或淡化了它的巨大的激励功能。一个社会的稳定和谐，离不开根据实践需要建立的法律处理规则，更离不开警示、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激励规则。只有绝大多数人将法律的规范转化为一种内在行为的激励时，这样的社会才可能是稳定和谐的。因此，就中国的法律制定和完善而论，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就是，不仅仅要出于法律处理的实践需要来制定和完善法律，更要出于对社会的普遍激励来制定和完善法律。推而广之，一个社会管理中任何的制度安排，不仅仅要出于“管”的考虑，更要出于“激励”的考虑。
注释：
〔１〕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
东林悲歌
东 林 悲 歌
？ 陈椿年
（一）
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冬十月，由削籍回乡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主持，在南直隶常州府属无锡县城东门外，修缮重建后的东林书院举行了首次大会。这里原是北宋理学家杨时（龟山）的讲学之地，历经五百年风风雨雨，早已荒废而为僧舍。如今由顾宪成集合几位同道，包括他的老弟顾允成，同乡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聚徒讲学，书院的名声很快便传扬全国。《明史》记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吴、越、江汉甚至北直隶等地都有人慕名前来，人数之多使得书院里的房间都不够住了。
顾宪成曾在朝廷考核官吏时“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从分管一个“府”的政法工作的外吏升任吏部考功主事。可是他上任不到三年即被“削籍”，换成今天的说法相当于开除公职，原因是他触怒了皇帝。当时的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据说他俩曾在菩萨面前密誓，要册立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常洵是老三，万历的长子朱常洛系恭妃所生，按“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规则，太子应为常洛。万历便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肯“立储”，指望在时间的推移中能找到废长立幼的有利时机。万历还制造“子以母贵”的既成事实，册封郑氏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却有意冷落恭妃，以此试探朝臣们的反应。许多朝臣都上疏激烈抗议并因此遭到贬逐，但两届首席内阁大臣即“首辅”对于皇帝这种藐视“祖宗成法”和有悖“伦常”的错误，不仅没有抵制和进谏，反而一味迎合。例如册封郑氏为皇贵妃时，首辅申引时就出面担任首席赞礼官。后来的首辅王锡爵更为皇帝出了个“三王并封”的馊主意，即把三个皇子在同一天封王，实际上剥夺了皇长子应为太子的优先权。而他这个主意遭到另一位内阁大臣王家屏等人的反对。王家屏还勇敢地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竟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当时和顾宪成一道而先后遭到贬逐的官员很多。按照官场惯例，朝臣们是可以上疏为他们求情和分辩的，这叫“申救”。可是官拜“行人”的高攀龙却上疏质问皇帝，列举众多被罢斥官员的姓名，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未见忤旨，何以皆罢斥也？！”他不是为某一官员求情，却代表所有这些被贬逐的官员公开向万历帝和首辅提出抗议。结果是：他的官从七品官“行人”贬到外省一个小县里去当从九品杂职的“典史”。
再如钱一本，他原先官拜御史。当时皇帝被朝臣们接二连三、连篇累牍奏请早日“立储”的事闹得心烦，便降旨宣布：如果朝臣们一年之内不再提及“立储”，那么一年之后我就来办这件事。如果你们一年之间再拿这件事来烦我，那就再拖一年免谈此事。谁知一年将满之时，一位朝臣上疏谈论册立太子的礼仪和费用问题，万历便抓住这件事宣布：既然臣下违反当初的旨意，那么立储一事在下一年也免谈！钱一本竟上疏尖锐批判皇帝：“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１〕措辞如此尖锐激烈，简直像在指着皇帝的鼻子大加训斥似的。万历帝大怒，当即将钱一本削籍为民。
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其余几位人物，也都有着类似的“抱道忤时”的经历。他们虽官职不高，声望却不小。尤其是顾宪成交游广阔且颇有手腕，由他牵头重建东林书院，淮南巡抚李三才便慷慨解囊，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县令林宰更是具体操办，“为之营造”，京城的许多官员也致信鼓励、祝贺，各地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自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把这座书院当作他们的一个结集点了。
不消说，他们“抱”的是孔孟儒家之“道”。但明代中期以后，曾经垄断孔孟之道阐释权的程朱理学已被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所取代。王学主张“致良知”、“心即理”，声称“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２〕，甚至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王学的出现对于那时禁锢心智的理学末流曾经是一种解放，但王学自身也存在着先天的弊病。“心性”和“良知”都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并无客观标准，所以王阳明死后，按黄宗羲的说法，王学迅速分化而成七个支派。到了顾宪成他们的时代，“无善无恶”的王学末流已成抹煞是非观念、肆意胡作非为的根源，所以顾宪成批判它是“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砥节砺行为意气用事……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人心者矣！”〔３〕更批评“心即理”的说法是“此乃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错哉？”〔４〕顾宪成他们进而认为：当时那种朝政浊乱、是非混淆、皇帝任性胡来、官员们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轻浮丑恶……种种不良现象的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王学末流的盛行。因此他们要强调善善恶恶、明辨是非，主张学问应该“济物利人”，做人做学问应该严谨笃实、身体力行，主张士大夫应该“立朝居乡，无一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故”〔５〕，这样才是“学以致用”的孔孟之道。
因此他们在东林书院中专讲《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顾宪成在首次大会上宣布的《会约》中规定：东林书院每年召开大会一次，会期三天，每月召开小会一次，大小会都轮流推选主持一人，再推一人主讲学习《四书》中某篇某章的心得，大家可以向他提问质疑，也可互相讨论印证。他们不论是讲解还是讨论，内容都联系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史》记载：他们“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