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攻占抚顺，并在万历四十七年大败三路围剿的明军，近逼辽沈，严重威胁着大明帝国的安全。
在外患加剧的背景下，万历四十八年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称泰昌皇帝。新皇帝的皇位，可以说是不知多少“东林党人”拼掉官爵和前程才换来的，所以他即位的第二天便降旨撤回外出征税扰民的太监，再拨发皇家内库一百万两银子供应辽沈前线，又大批起用“被逐旧臣”，即主要是一些东林党人，更将民间拖欠的钱粮一概豁免……这些顺应民心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东林党人多年来不畏贬逐而一再提出的主张。可是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新皇帝登基不过一个多月，突然间却暴病身亡。追查死因，一是新皇帝曾“一夜御美女四人”，淫乐过度败坏了身体，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李可灼敬献的“红丸仙丹”两颗，第二颗“仙丹”吃下去不久就一命呜呼。四名美女是万历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新皇帝而敬献的。这事不便追查，能追查的只有“红丸仙丹”，因此此案叫做“红丸案”。主张彻查此案的仍然是东林党人，而变着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仍然是东林党的那些政敌。最终新皇帝不明不白的死亡又成了一宗疑案。
泰昌皇帝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便暴病死亡。皇长子朱由校才十五岁，被泰昌宠幸的一个李姓“选侍”（地位低于妃子的宫嫔）和万历的郑贵妃合谋“守护”在乾清宫内作为人质，要求封郑贵妃为太皇太后，封李选侍为皇太后，这才肯放他去登基做皇帝。这消息随着泰昌驾崩的消息一道传出，朝臣们悲愤号哭要进宫去见皇长子，太监却持棍阻拦。给事中杨涟厉声呵斥，率先闯入，群臣们这才一齐把皇长子抬到宫外去即位登基。这便是天启皇帝。但这时李选侍一伙仍占据着只应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杨涟、左光斗等人便赶快上疏要求李选侍她们搬走。天启降旨批准，李选侍一伙只得哭哭啼啼的“移宫”。政敌们便攻击杨涟等人威逼先帝宠爱的选侍，离间皇室骨肉之情。此事成了又一起聚讼纷纭的公案，是为“移宫案”，连同“挺击”、“红丸”二案，并称“三案”。东林人士主张彻查“三案”内情，弄清真相，明判是非，而他们那些和“三案”有利害关系甚至做过手脚的政敌们，则极力把“三案”化为礼仪问题、道德感情问题、动机用心问题等等，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这些问题反复纠缠、争吵不休。
“三案”的焦点，起初是“谁该做皇帝”的问题，后来便演变为“皇帝属于谁”的问题了。东林党人尽心竭力拥戴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登基，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父子俩多么英明多么好，而是由于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这皇位理应由他俩去坐，东林党只是忠实于这条原则，所以才不畏贬逐，前仆后继。至于这父子俩坐上皇位以后，究竟是好是坏，东林党人便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了。所谓“人事”，也就是尽到忠臣应尽的匡弼诤谏之责而已。皇帝不接受你的匡弼诤谏怎么办？那只有继续匡弼诤谏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便是儒家理念中的忠臣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能力都只能到此为止，越出界线的事，他们是不能也不愿干的。然而历史却和他们开着荒谬残酷的玩笑：他们奋不顾身地拥戴登基的泰昌、天启两朝皇帝，全都很不争气。泰昌执政不过四十天便淫乐而死，天启更糟：他懦弱而又昏愦，成了太监魏忠贤手中的傀儡，极其荒谬地虐杀了大批效忠于他的东林党人。
万历末年齐、楚、浙三党专权，大肆贬逐东林党人，史书上说是“善类为之一空”。到了泰昌登基，被逐的东林党人又大批起复回朝，所以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在朝中颇有实力。怎样对待这么多政敌？少数东林党人主张宽恕和争取部分可以争取的敌人，以利分化瓦解他们；多数东林党人则主张追究他们的罪责，明辨是非，严格划清“君子”和“小人”的界限，绝不和稀泥。于是，多数派占了上风，在天启三年的“京察”前后，便新账老账一起算，追论“三案”罪责，考核政绩人品，把齐、楚、浙三党的头面人物几乎贬逐一空。幸存的三党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便纷纷投靠野心勃勃的太监魏忠贤，汇集而成“阉党”。
明代的太监是一股自成系统、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清朝的康熙曾说：明末太监约有十万人〔１３〕，这个数字并非瞎估猜。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清理皇宫，“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１４〕，再加上南都、中都和上百个王府中的太监，十万人恐怕只多不少。而明末的在职官僚，全国不过二万人左右，在京的朝臣更只有三千左右，相形之下，就可见太监势力之盛了。打从篡位称帝的明成祖开始，太监就是皇帝亲自掌握的一股特务势力，东厂、诏狱、锦衣卫等等镇压机关，使全国臣民都谈虎色变。太监还奉派外出监军、监税、监贸易、监织造等，监控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像秉笔太监、司礼太监等等“大珰”，其权力几乎和内阁首辅相当。
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日子混得不如意，便自我阉割，找关系进宫做了太监。他勾搭上了天启的奶妈客氏，又抓住了天启耳根子软且又贪玩的特点，渐渐取得宠信做了司礼太监。天启爱干木工活，魏忠贤便凑他干得起劲的时候，捧一批奏章请他处理。皇帝不耐烦道：“这些事你们看着办罢！”于是魏忠贤便往往“矫旨”，即把自己的意志披上皇帝圣旨的外衣，爱整谁就可以惩罚谁。但他毕竟粗鄙、浅陋不知官场内情，要干预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党羽，而齐、楚、浙三党中的失势官僚尤其是一些贪污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后台和保护伞，双方因此一拍即合。比如御史崔呈秀贪赃劣绩败露，左都御史高攀龙要参劾他，他就夜间找到魏忠贤长跪叩头，请求做魏的干儿子，魏便矫旨免他的罪，还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龙贬逐回乡。再如人品卑污的内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劾，他便投靠魏忠贤，自称“宗侄”，于是那些参劾他的官员便纷纷获罪。诸如此类奸邪卑劣之徒，这时纷纷呼朋引类拜倒在魏忠贤脚下，为魏出谋权划策，一个个都成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他们置国家危局于不顾，却以搏击残害东林党人为业。他们编制了一份黑名单，仿效《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一一对号入座，名之曰《东林点将录》。例如，“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天勇星左付都御史杨涟”，“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份黑名单比起四百年后美国人在伊拉克搞的“扑克牌名单”更狠毒，因为它将政敌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强盗，已在政治上预先将他们判处死刑。
列入黑名单的东林党人先遭贬逐，再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抓捕回京折磨致死。例如当初熊廷弼经略辽东，因不肯行贿得罪一些贪官，便被牵连进他人的过错，以“丧失封疆”罪论斩。杨涟曾上疏为熊说过一些公道话，他们便据此捏造杨涟受了熊廷弼多少万两银子的贿，把杨涟逮回北京受刑“追赃”。再如周顺昌为官清廉，因曾大骂魏忠贤及其干儿子毛某，便被捏造说他贪赃银货装了三大船，多得把船都压沉了，也逮回北京“追赃”。诸如此类胡说八道毫无影踪的“罪状”满天飞，反正他们爱怎么糟蹋你就怎么血口喷人，且以“圣旨”形式下达，派出锦衣卫缇骑分赴全国各地去抓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
在这以前，党争基本上是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双方也都遵守内部矛盾的“潜规则”：失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无非遭贬逐，今后仍有机会“起复”，重新回朝执政，但现在阉党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已完全脱出了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常规，变成了一场蓄谋陷害、无理可喻、荒谬残忍的集体大屠杀。而那些手捧“圣旨”奔赴各地捕人的缇骑，则变成了激起公愤，引发群众性救援、抗争、甚至暴动的导火索，致使斗争远远越出了官僚集团的范围，演化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浪潮。
在江南，奔赴桐城逮捕左光斗的缇骑，遇到的是“里人数千祈神，欲击缇骑”。奔赴常州逮捕李应升的缇骑，遇到的是“常民一时集者数千人……欲击官旗”。奔赴苏州逮捕周顺昌的缇骑，更是遇上“一郡罢市，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号怨之声上彻云霄”。缇骑威胁打骂请愿示威的群众，“众心愤极，即夺巨梃反击缇骑，瞬息间万声鼎沸，虽黄童白叟皆攘臂奋勇……缇骑毙者三人，余皆四下逃窜”。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原是带领缇骑前来“弹压”群众的，这时吓得躲进茅厕逃命〔１５〕。奔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半路上敲诈勒索，百姓便“击者云集，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于河，“缇骑仓皇星散”，连随身携带的公文也丢失了。
在北方，囚押杨涟等人的“槛车”一路北上，一路都有士民群众“设案焚香祝祷”，为他们鸣冤、祝福。保定举人孙逢奇更在畿南各地“举旗击鼓，张榜设柜”，公开为蒙冤“追赃”的东林党人募捐“义助完赃”，等于在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鸣冤、求助。更有一位无名氏，人们称之为“燕客”，听说杨、左诸公被捕，便赶到北京，投宿在“诏狱”附近，换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狱卒、马夫们吃喝交朋友，设法混进狱中，终于见到了被捕的党人们，把他们惨遭酷刑被摧残致死的情形，以及他们的遗言、遗书、血书一一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说漏了嘴，被人发觉后，于是他赶快换上商人的服饰，跨马疾奔南方，一昼夜急驰三百里，这才逃脱虎口，为死难党人们的残酷遭遇留下了见证，也为他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血书和遗稿〔１６〕。
（三）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抗议浪潮中，东林党人不仅没有起来领导这场运动，反而向抗议的群众作揖打躬，恳求他们不要闹事。他们一个个都严守“君臣大义”，虽然明知这些缇骑“开读”的“圣旨”出自阉党，自己被捕后“决无生理”，但既然面对“圣旨”，他们便一个个都自觉地“囚服待罪”，束手就逮，蹲坐进槛车长途跋涉去北京面对屈辱和死亡。这些曾经在殿陛之间敢于不顾身家性命直言极谏、痛切批评皇帝的正直刚烈之士，此刻面对屈辱和枉死的命运，为什么全都采取逆来顺受死而无怨的姿态呢？
儒家学说认为皇权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违拗，但皇帝只是上天把神圣皇权授予他的那个肉胎凡人，所以皇帝并不一定圣明，需要臣下在拥戴的同时诤谏匡辅，以帮助皇帝更好地使用手中的神圣皇权。臣下若发现了皇帝的过失或国政的弊病却不加诤谏，那就是不忠，而那些谄媚迎逢、纵容或诱导皇帝犯错误以谋一己私利的家伙，才是奸臣，甚至是心怀叵测的乱臣贼子。传统儒学的这种忠奸观，意味着皇权专制需要自我完善，便应赋予臣下有批评皇帝的权利，因此东林党人在殿陛之间直言极谏、强项抗争，他们自己和同情他们的普通士民都认为这就是在尽忠报国。皇帝如果因此生你的气，把你贬逐、充军甚至杀头，那你也应该无怨无悔地接受，因为你已尽到了自己对国家和皇权应尽之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上天会鉴谅你的孤忠，青史会留下你的英名。如果因为皇帝怨屈你，你就有权反抗，若是人人都这样干，那么神圣的皇权就无法维持，你就将违反自己的初衷，反而陷自己于不忠了。
因此，如果今天的人们认为“皇权天授”、“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之类观念陈腐愚蠢，从而把身殉这些观念的古人贬之谓“愚忠”，那就和嘲笑古人为什么不乘飞机却要坐骡车旅行一样轻浮。在四百年前满世界都是君主国或者酋长国的古代，儒家学说中关于上天、皇权、皇帝、臣僚和兆民等关系的阐述，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民本思想、忠奸观念等等，乃是当时全世界最文明先进的学说。而东林党人正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正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出于维护大明皇朝的自觉，才一个个都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但又都宁死不屈。
杨涟被诬“受贿”下狱，他在狱中写的“揭”（大约相当于“声明”）中说：“血性男子……既已不爱官、不爱生矣，前日无所不拚（指争“红丸”、争“移宫”、弹劾魏忠贤等事），今日当无所不听，辩复何为？……何以不欲辩？非不敢辩、不能辩，私心窃有自盟：我辈入告君父，出对天下，辩驳执争，只当在国家大是非、大安危，不当在一己胜负、一身利害。……若夫雷霆霜雪，莫非天恩，何不可安受？……但愿二祖十宗，实鉴此心，天下后世，共见此心，涟之愿毕矣！”他不屑为自身的清白辩护，因为向存心“污其名、陷其身”的仇敌证明自己的无辜不仅徒劳，而且有失尊严，他心里念着的是“国家大是非、大安危”。
左光斗也是如此。据方苞在《左忠毅公轶事》中记述：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听说老师在狱中遭炮烙酷刑，出五十两银子贿赂狱卒，换上掏粪工人的衣帽、背筐，手持粪铲，混入狱中。见到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耶，而汝前来！国家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生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吾今即扑杀汝！’”
杨、左等人被酷刑折磨而死的次年，有同情者为高攀龙通风报信，说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高攀龙笑笑说，“果然来了”，饮食起居如平时。将寝时又有人来报，说缇骑快到了，于是他“从容入书斋”，写了两纸文字，又从容和夫人说了些事，然后投水自尽。他写的“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他这是以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