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和行为准则，便和东林党人一样未能挽救明皇朝的危亡。倒是在明亡以后，他们经历着痛苦的反思，逐渐在某些方面突破了皇权专制政体和儒学的僵硬教条，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潮的朦胧曙光。但这已是另一时段另一批中国读书人的悲歌，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评述了。
注释：
〔1〕〔5〕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5、35～36页。
〔2〕〔3〕〔4〕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稿》，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91页。
〔6〕〔7〕〔10〕〔12〕蒋平阶：《东林始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14、166～167、313页。
〔8〕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25页。
〔9〕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88页。
〔11〕〔14〕〔15〕〔17〕〔22〕〔24〕文秉：《烈皇小识》，上海书局1982年版，第33～34、86、77、110、105页。
〔13〕〔23〕〔25〕李之逊：《三朝野记》，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7、160页。
〔16〕黄煜：《碧血录·附燕客传略》。
〔18〕《明史》卷二五一《钱锡龙列传》。
〔19〕《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五。
〔20〕《明史·钱锡龙列传》。
〔2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列传》。
说幽默
说 幽 默
？ 方 成
幽默，这两个字现在很通行了。原来不是中国话，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先生从英文音译来的。意思和我国的滑稽相当。英美各国原先把逗人乐的事物均称幽默，正和中国均称滑稽一样。如今借用这两个词，把不同性质的逗笑加以区分：出于人的智慧的逗笑名之为幽默，其他的则称滑稽。
说来也有趣，别看现在幽默二字那么通行，书店和大街上书摊里的书就有多种在书面上印有这两个字的。但幽默到底是什么，从我收集的有关论幽默的书和文章包括英美国家的大百科全书有关幽默的辞条看来，至今还没发现有谁讲得清楚。从书本上看到，二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大师们就已经在研究它了。直到现在，英美各国和日本很著名的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以致心理学家等等都谈过写过对幽默的理论认识。例如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托马斯·霍布斯、作家斯威夫特；德国的伊曼纽·康德；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奥地利心理学家、医学家弗洛伊德，等等。他们出版的著作也不少，足见学者们对幽默的重视。十年前，我买过美国赫伯·特鲁写的《论幽默》，有好几个译本，书的印数加起来估计上百万册。可见读者对它的高度重视。在《美学原理》这本书里录有列宁一句话：“幽默是一种优美的、健康的品质。”
记得是在１９７９年前后，幽默大师侯宝林问我：“幽默到底是什么﹖”我说不出来，于是就查书。先查《辞海》，一看那解释就有问题。幽默的辞条上说：“美学名词。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方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
我是画漫画的，许多画，尤其是外国漫画，画上一个字也没有，无辞可修，但都幽默。我也写过相声。侯宝林在《夜行记》里说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它哪儿都响”，人一听大笑，都说很幽默。按修辞学的修辞法，别人能修得出来吗﹖这话只是说自行车破旧得很，可不能算是“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啊！
现在出版的《辞海》，幽默辞条改了，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但还是没说出幽默到底是什么。原文很长，这里不录。我已经写文章发表，谈过自己的意见。爱尔兰著名作家萧伯纳是很幽默的，他的文集说过：“幽默的定义是不能下的，这是使人发笑的一种元素。”也有几位学者同意他的看法，林语堂也是同意的。
我想幽默哪里有这么神秘啊﹖画漫画、写相声、写杂文和写喜剧小品都须用幽默笔法。我都写过，虽不多，但也有所体会。２００３年，我写了对幽默的认识，标题是《幽默定义》，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六期。我这样写，是想引起学者们的批评，望从中得教益。但两年了，没见反应。也许我孤陋寡闻，看不到，但很希望能见到。
许多学者在谈论幽默时，常和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以及人的性格、品质、处理事务的态度与方法等等互相联系，涉及哲学，可能因此把幽默看得颇为深奥复杂，不易讲清楚。这确是值得研究的。对此我也有所体会。但幽默究竟是一种艺术，也是方法。研究幽默的目的，就在于认识它、运用它，学以致用。我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又以漫画为业，还写杂文和涉及幽默的其他文艺创作，首先想要掌握的是幽默的艺术特性和运用方法。所以，论及幽默理论问题，我想从自己的艺术实践出发，讲个人的体会，讲自己运用幽默艺术的方法。
美国政治家是重实用的。他们知道，有幽默感容易和群众接近。他们需要群众的选票，就须学学幽默的方法。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里根总统就有一套班子，为他准备幽默资料。
从书报上可见论及幽默的文章，总会想及幽默的社会作用，谈到幽默、教育和政治等等。我还写过文章，说书店经理人缺乏幽默。从生活经验可知，一般人喜欢幽默的多。例如，大多喜欢和相声演员在一起，有说有笑，心里痛快。相声演员更重视幽默，因为相声的幽默最动人。人们喜爱欣赏侯宝林、马三立和刘宝瑞的表演，就因为在艺术上赞赏他们的幽默感。
幽默是语言文化高度发展而形成的一种艺术，一种文明的语言方式，很值得研究的。
知其一也要知其二
？ 范 泓顷读2005年《书屋》第二期，刊有陈福季先生《“佞宋”何指？》一文，针对拙作《胡适为何屈就东方图书馆馆长》（2004年《书屋》第十二期）中“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所刻印的许多书也在收藏之内，包括《十三经》、《十七史》等。毛晋刻本在当时影响很大，著名学者钱谦益就说过‘毛氏之书走天下’这样的豪迈之语，尽管也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之句提出了异议，并认为“此段话完全是错的”。陈福季先生这种“有错必纠”的态度是真诚与善意的，对此，我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必须指出，陈文似犯有“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之粗心，让人多少感到遗憾。
首先，陈文认为：“钱谦益言‘毛氏之书走天下’是张冠李戴。此话不是钱谦益说的，而是清代大藏书家朱彝尊说的。”陈文依据王余光、徐雁两先生主编的《中国读书大辞典》“毛晋汲古阁读书生活”一文中清人朱彝尊的一段话，即毛晋“力搜秘册，经史而外，百家九流，下下至传奇小说（陈文在此多录一“下”字），广为镂版，由是毛氏锓本走天下”（应为“由是秘书锓本走天下”），据此认为“范泓在文中却改为‘毛氏之书走天下’，加在钱谦益的头上是不妥当的”。事实上，“毛氏之书走天下”确为钱谦益所言。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牧斋有学集》中《隐湖毛君墓志铭》一文有云：“谓经术之学原本汉唐，儒志远相新安，近考余姚，不复知古人先河后海之意。代各有史，史各有事有文，虽东莱、武经以巨儒事钩纂，要以歧枝割剥，使人不得见宇宙之大全，故于经史全书勘雠流布，务使学者穷其源流，审其津涉。其他访逸典，搜秘文，皆用以裨补其正学，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而知其标准者或鲜焉。”（下册，第1141页，竖排第五列）此书系钱仲联先生点校。毛晋初名凤苞，字子九，后改名为晋，字子晋，别号潜在，晚年改号隐湖、笃素居士。毛晋为钱氏之门生。2002年2月，徐雁教授在《苏州杂志》第一期《“虞山派”藏书事迹》一文中称毛晋“壮年从游于钱谦益，在藏书、刻书活动方面得绛云楼主人之益亦非浅鲜”。绛云楼主人即钱谦益，可见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朱彝尊生于1629年，晚钱氏四十七年，晚毛氏三十年，所谓“由是秘书锓本走天下”，应是钱氏之语而为后人所引申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其次，陈文中第二点：“关于‘佞宋’的问题并非毛晋的故事，而是清中叶的藏书大家黄丕烈之事……”此话并不为错。黄丕烈是清代乾嘉之际著名大藏书家，杰出的校勘学家、版本学家，其人“蓄书多宋本”，可谓无人不知，故有“佞宋”之雅号。我之所以认为“有不少人因毛晋很少臆改宋本而‘佞宋’，将其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是指长期以来，毛本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即毁多于誉。如长沙名人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即称，毛晋“其刻书不据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矣”。这实在是一大误会。曹之先生在《毛晋刻书功过谈》（2001年湖北编辑学会《出版科学》第四期）一文中作过分析：“毛晋刻书大多以宋本为底本，毛晋刻书底本使用古籍善本之例甚多。例如《诗外传》、《郑注尔雅》、《后村题跋》、《魏公题跋》、《芥隐笔记》、《孟东野集》、《歌诗编》、《玄英先生诗集》、《松陵集》、《花间集》、《片玉词》、《史记索隐》、《姚少监诗集》、《乐府诗集》、《吴郡志》、《杜工部集》等书，均以宋刻本作为底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宋淳熙十四年（1187年）严州郡斋刻本《新刊剑南诗稿》，就是当年毛晋刻《剑南诗稿》使用的底本。”毛氏在当时的条件下，校刊不精，文字多有讹脱，是不争的事实。《放翁逸稿》中就混有李纲、邓肃等人的作品，《宋名家词》中也有一些张冠李戴的现象。黄丕烈在《宋刻李群玉集跋》中曰：“毛刻李文山集，迥然不同，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顾千里《陆游南唐书跋》亦云“汲古阁初刻《南唐书》，舛误特甚。此再刻者，已多所改正”……后人指出毛本中之错讹，不以贤者避，实为一种可取的态度，但某些“佞宋”者以“贵远贱近”的态度否定包括毛本在内的明代刻本（曹之语），则让人不可理解。所谓“佞宋”是指对宋本书的一种盲目崇拜。不过，台湾学者王曾绍先生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九期上撰文，认为“‘佞宋’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藏书家、校勘家追求的目标，并不是什么坏事”，似又成了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由于拙文其本意非在讨论宋本与明本之孰优孰劣，在言及毛晋刻本时不过一笔带过，并未展开，而陈文批评说“‘将宋本的一些错误也推到了毛本的头上’的没有别人，也只是范泓‘自己一人’而已”，其实也是一种误读。但如果此事涉及当今“读书界、学术界的一大弊端”，则不得不作出以上解释。同时，我十分认同陈福季先生“关于毛晋、钱谦益、黄丕烈和朱彝尊等大藏书家的事迹资料不说车载斗量，可也说数量不少，不难寻觅。如不确凿，不妨多处查查，弄准确了再写不迟”这样的话，因为对于任何一位为文者而言，“率尔为文，这就难免错位嫁接，张冠李戴，远离事实”，无论如何，都是必须引以为戒的。
梁章钜并非绍兴人
？ 郭华荣
《书屋》2005年第二期刊《大清：与胥吏共天下》文尾说到“绍兴师爷”事：“嘉庆朝的绍兴人梁章钜在《浪迹续谈》中说：‘绍兴三流行，皆名过其实。’‘绍兴三流行’指的是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实际上绍兴之外的各省都有不少学幕的，绍兴师爷相比较而言多一些倒是真的，于是人们就把师爷概称为‘绍兴师爷’了。”这里，作者张云江可能觉得梁章钜如此知晓“绍兴三流行”，梁章钜一定是绍兴人了。其实梁章钜是福建长乐人，清初徙居福州，自称福州人。字闳中、茝林，号茝邻，晚号退庵。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中举人，嘉庆七年（1802年）成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军机章京及数省按察使、巡抚、总督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因病辞官，专事著述。有《枢垣纪略》、《归田琐记》、《浪迹丛谈·续谈》等，而最著名的为《楹联丛话》，开楹联理论著述先河，被楹联界奉为鼻祖之作。还有与《楹联丛话》相近的《制艺丛话》、《试律丛话》，谓“梁氏三丛话”，享誉士林。特作简介，请予更正。
永远的巴金
？ 李夫泽
巴金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实践这种以“爱人”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猛烈攻击与批判不把人当人的黑暗的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并执着地探索着怎样才能把人变得更好，从而不断追求人性与人格的完善和完美。
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思想最早通过巴金的母亲撒播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母亲作为“第一位老师”从小就教他“爱一切人”：“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穷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难中需要帮助的人”，“因为受到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底。”〔1〕就这样，传统文化中的“仁爱”思想积淀在巴金灵魂中，成了“爱人”思想的根基。此外，作为“五四产儿”的巴金同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从卢梭、托尔斯泰、雨果等一批作家和思想家的言论和作品中受到“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启发，特别是从克鲁泡特金、高德曼等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和著作中受到人类互助、正义、公正和自我奉献的伦理思想的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对巴金产生的作用最大。巴金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完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从这时起，我才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