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令我痛心的是：老孙是在我军打胜仗时被俘的。当时我们几个军把美军围困在长津湖，他的营负责在袋形包围圈的南面堵口子，不让敌人突围南窜。连续几天的战斗，喝不上水，吃冰雪，饭送不上来只好啃冻士豆。他的几个脚趾头冻得坏死了。当时部队通信工具很差，战场形势变化又快，他是在跛着腿去检查一个应该由我军扼守的阵地时，进入那个已变成敌人营地的阵地时，被敌人哨兵拦腰抱住活捉了。
听完了老孙的沉重回亿，我躺在他身边更加睡不着了：“他要是不被俘，现在肯定还在意气风发地指挥着部队战斗呢！多么可惜，他为这场战争付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又一个没有春天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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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的新年，是在那呼啸着从北方越过大海扑向巨济岛的凛烈寒风中来到战犯战俘营的。
这天，根据我们代表团传下去的建议，全体“战犯”举行了新年团拜以鼓舞士气。各个号内的战友都列队面向中心广场站在各自铁丝网前，在统一指挥下唱了《人民军战歌》和《金日成将军之歌》，呼喊了口号：“勇敢顽强，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团结就是力量！”各小号内的战友们还高喊着：“向代表团的同志们致敬！”“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友致敬！”老孙和我激动地挥舞着帽子也高呼：“向人民军战友们学习！向人民军战友们致敬！”
我们两人又被代表团的朝鲜战友们抬起来，其他近千名朝鲜战友们向我们鼓掌欢呼！于是：“毛泽东方岁！”“金日成万岁！”响彻了整个战犯战俘营。
这次敌人不知为什么未动用毒气弹来镇压。下午，当我们进餐时．发现各人碗里都有份朝鲜的特产“金鸡”——用生牛肉、辣椒面和盐一层层放在生白菜中腌制而成的。这是伙房的战友们特意在一个月前就为我们代表团腌制出来的极为难得的食品。我十分佩服他们怎么摘到了这些材料，我更为他们这种盛情而感动。尽管我和老孙有点怕吃生牛肉，但细细嚼来，真是其味无穷，这又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餐！
在“战犯”集中营里，由于我们是代表团员，又都是军官，营内其余的朝鲜战友们对我们十分照顾也非常尊敬，他们来送饭或抬垃圾都要敬礼。我们所有的劳务都由他们替做了，连往外运送粪便也没让我们动过手。（也可能是管理当局怕我们到外面被其他集中营的战俘看见后闹事）。相反，在伙食上我们这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反而供应得充足些，这些都使我们很不安。
美军管理当局对我们代表团似乎也采取了一种只要我们不领头闹事，就尽量不招惹我们的态度。这使得我们这些“战犯”在物质生活上反而比在当普通战俘时要稍好一点，连我们睡的草垫也换成了木板连铺床。但这点物质上的“改善”却远不能补偿我们精神上因被迫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集体而受到的损失。
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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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从劳动党地下党带来的关于和谈的消息令人沮丧，看来美方还没有被打痛，还存在着一些幻想，还不想结束战争，我们回国还遥遥无期。
我有时无端地烦躁起来，拒绝了“再来一盘”（围棋）的邀请，一个人跑到帐篷外面，独自坐在铁丝网边上的乱石堆上，一坐就是半天。
我望着天上漫游的白云，羡慕它们的自由自在！“你们游向何方？会不会飘过朝鲜海峡飘到辽东半岛上去呢？你看见祖国那美丽的山川大地了吗？看见了那奔驰在原野上的列车、高耸入云的烟囱、喧闹的城市、寂静的乡村了吗？这一切离我多么久远了啊！”
有时，我被那钻过铁丝网跑出去的田鼠吸引住了。那小东西跑出去后竟然回过头来用那双豆粒般的小眼看看我，甚至立起后腿，用两只前脚抓抓胡须。“你这小东西也嘲笑我吗！你虽是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却比我这万物之灵要骄做得多，因为你拥有世间最宝贵的东西——自由！而我们人类为追求自由，几千年来已经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这时，在我心中又响起了《吉普赛之歌》那悲怆而充满向往的旋律！西班牙作曲家萨拉萨蒂在他写的这首著名的小提琴曲里表达了多么动人的对不幸命运的反抗，多么深厚的对没有祖国的吉普赛民族的同情！
老孙有时也出来默默地坐在我身边，让我把头靠在他肩上，我们无声地交流着对祖国、对亲人的思念，对自由对光明的憧憬……
晚上，我更多地感受了失眠的苦恼。爸妈，兄妹，还有未婚妻Ｍ常进入我的脑中，似梦非梦，特别是每次Ｍ在梦中给我带来的温情醒来即化为更深的痛苦……
斯大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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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６日，托雷上尉忽然来到我们住的帐篷说：“一个重大新闻，你们的斯大林去世了！”
我们全都惊呆了。“不，你骗我们！”我先嚷了起来。
“张，今天是３月６日，不是４月１日。我们只是在“愚人节”才开这类玩笑的！”
说完他把藏在背后的手举起来，我看见他手里有张《星条报》。他说：“你给大家读读今天的头号新闻吧！”
我过去取来报展开一看，果然有镶有黑框的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的头像登在报头上，下面是粗大的通栏黑体字：“斯大林去世”。我举着报纸给战友们看了，什么也不用说了！
大家痛苦地低下头，晌起了一片啜泣声。第二天，巨济岛“战犯”集中营的全体难友举行了沉痛的追悼会。早上８点大家列队面向广场站在铁丝网后面，唱起了朝文的《斯大林大元帅》之歌：“人类的太阳，照耀千秋，斯大林大元帅……”
场外的美军、李承晚军队平静地看着这个场面，没有像往常那样叫骂，扔毒气弹，他们大概被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真挚感情所折服，被我们所表达的“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的气势震慑住了！
当托雷上尉吃惊地问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会对斯大林有这种感情？”我告诉他：“斯大林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他摊开手，困惑地摇摇头。
开始交换伤病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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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３年４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了先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的惊人消息！
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这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我们那些受尽折磨的伤病难友可以脱离苦海了，而我们自己也回国有望了！但这时我们也更担心我们这些“战犯”会被美方作为人质扣留下来不予交换。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给我方和谈代表的备忘录，详述了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被关押的近千名“战犯”的人数、组成、被美方无理判为“战犯”的原因和经过。请求我方代表在和谈会上揭露美方企图长期扣押我们作为人质的阴谋；要求美方立即取消“战犯”罪名，立即释放我们回到各自的战俘营，等待交换遣返祖国。
我们代表团成员首先在这份备忘录上签了名，按了血手印，又传到各小号内让战友们签名按血印，然后将这份长长的备忘录交由地下“联络员”送给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送往北朝鲜。
我们希望它能平安地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出现在板门店我方代表手里，我们的思想全集中在这上面了，白天黑夜大家谈论的几乎都是这个问题。我心里更加急躁起来，日子似乎过得更慢了。
和谈终于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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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１０下午我们从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今天上午签字，战争终于从此结束的消息，我们忍不住当着他就欢呼和相互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我们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大的痛苦！中朝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所有参战的国家为这场战争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托雷也搓着手愉快地看着我们。我忽然觉得应该感谢他及时把这样的好消息告诉了我们，于是又转过身去和他握手致谢。大家也都走过去跟他握手表示感谢。
大家抢着说：“让我们共同庆祝今天这个节日吧！”“战争终于结束了！”“双方的敌对行动总算停止了！”“双方军人不再生死相拼了！”“双方的人民不再互相仇视了！”
托雷一面微笑着和我们握手，一面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岛子，回到我的妻子和女儿身边去呢！”
十几天之后，巨济岛上的朝鲜回国战俘集中营的战友们开始遣返了。
满载着战俘的车队开始从“战犯”集中营的大门外驶过，我们拥向朝着公路的铁丝网，激动地向那些有幸首批遣返的战友们挥手道别！车上的人民军战友有的认出了自己的代表，便发出“敬礼”的口号，大家在向我们庄重地敬礼！
车队过完后，我们回到帐篷里，各人都躺在床上，不说话。我知道大家和我一样心里都被焦虑、渴望、等待的情绪折磨着。我们不止一次向美军管理当局去信质问为何不立即将我们遣返，一直没有回答。
痛苦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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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７月到８月，眼看一车车的战友们被送走，而我们自己毫无动静，大家都有些沉不住气了。本来不多的饭食每餐都有剩余，来送饭的朝鲜战友忧虑地看着我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把剩饭取走了。
下围棋停止了，讲故事停止了，学外语停止了，大家躺一会儿，坐一会儿，出去走一会儿又回来躺下了。
我被派去问托雷上尉我们是否将被长期扣留下去？托雷耸耸肩做出无可奉告的姿势。我问的次数多了，他就说：“张，我自己也希望你们早日回去。我在这里和你们一起成天在铁丝网里呆着，已经觉得自己也成了囚犯！请你告诉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吧！”
当天下午，托雷拿着一个足球来对我说：“张，你们到操场上去玩玩足球吧！”
我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翻译了他的话，并请大家一起到操场上去玩。但大家到操场上只玩了半个钟头就不想玩了，倒是周围各分号的战士们羡慕地拥到铁丝网前面来“观战”。于是我请托雷把球依次给其他各分号的难友们玩。他同意了。
从此，“战犯”集中营反而有了运动场上的欢笑声。只是我们这个小号内仍然气氛沉闷。我们知道，如果敌人要扣留人质，我们首先难以幸免！
我不知道怎样来描述当时我们的心情，很难找出合适的词句能恰当地说明那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难熬心情，因为我们所企望的不是一般的利益，而是自由和尊严，是新的生命！
到了８月中旬，托雷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和谈双方达成了交换双方‘战犯’的协议，你们可以回国了！”我们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我们也更急切地盼着回国了！
结束“战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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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底的一天，托雷上尉来到我们住的帐篷对我说：“你和孙少校拿上行李出来吧，车在门外等着送你们走。”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看着他！
他又重述了一遍。这次我明白他所说的话了，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又转身去拉老孙。
老孙显然也听懂了托雷的话，他坐起来要我问一问托雷为什么只送我们两人？朝鲜战友们何时走？
我问了托雷，他回答说：“先送你们回到你们的同胞中去，好一起回国。他们当然也快了。”
于是，所有的朝鲜战友都过来抢着为我们收拾行李，一床军毯，一条毛巾，一把牙刷，一个饭盒，一双筷子。看着他们那种难舍难分的样子，我们那种即将回国的欢乐情绪又被离愁冲淡了。
从１９５２年５月７日谈判代表团成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整整度过了１５个月，而这又是什么样的１５个月啊！
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一拥抱告别。老阿爸爷抱着我哭出了声，说：“我等着你们将来从中国重访朝鲜时再见！但你们要早点来啊，要不我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
我也哭着对他说：“阿爸爷，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给我讲的故事，也永远不会忘记您！我一定要争取早一点重访朝鲜去看望您，您的家乡地址我已经牢记在心上了！”
我那时当然不会知道别后三十多年，我一直没有可能去访问他那坐落在美丽的金刚山脚下的家！如今阿爸爷还健在吗？
和战友们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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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和老孙被押送到一个紧靠港口的铁丝网内，这儿显然是专为这几个月来押送战俘上船回国临时修建的转达站。
到了那里，我和老孙又分别被送往战士队和军官队。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一句就被分开了。等我扭过身去看他时，只见到他向我摆了一下手就被押进另一个围着铁丝网的小营门。
我在战士队见到坐着整整一帐篷的在济州岛被判为“战犯”的战友们。他们都是在历次斗争中被敌人抓出来的“领头暴乱分子”，其中有不少原来“７１”战士队的战友们。
大家一见我进来都惊异地站起来。接着是一阵欢呼：“张翻译回来了！”大家围过来和我握手，拍肩！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整整１５个月的相互思念、担心，汇总在一起无法用语言表达了！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马兴旺营长，他正站在后面微笑地望着我。我挤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问：“您怎么没分在军官队？”他说：“我自一被俘就说我是炊事员，登卡片时也报的是战士，现在看来要遣返了，仍然是按战俘卡片来区分军官和战士的。”
我问：“刚才大家是在开会么？”他告诉我大家正在研究怎样向敌人提出要求，让我们去会见咱们的红十字会代表，以便有机会向祖国亲人控诉敌人的罪行。
我惊喜地问：“咱们祖国的红十字会代表真到巨济岛来了么？”
“这是我们的估计。因为刚才站岗的美军扔了一包中华牌香烟进来，大家分析这包烟是我们的代表带到岛上来的！大家正议论找谁去跟美军谈判呢，你回来得正是时候！”
正说着，张达走过来把那包中华脾香烟递给我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