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但没有心肝的家伙。”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里赞美农村的生活，因为它“更接近于我们母亲——大自然”。他用农村人民的淳朴天性与城市人的虚伪狡诈作比较。“我们比农民们有钱，可他们却比我们高尚；我们不断耕耘而颗粒无收，他们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是贪欲的奴隶，他们却十分知足；我们从生活的杯盏中饮下的用绝望、惊恐和厌倦酿成的苦酒，他们喝的却是清澈的琼浆。”他赞美农民在乡间幽谷，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自由自在的生活，揭露在城市中贫富分化，有钱人醉生梦死，肆意为虐，穷苦人忍饥挨饿，备受欺凌。纪伯伦叹道：“这个曾在大自然怀抱中度过青春，在美丽的田野上放牧牛群的孤女，已被腐朽的城市的洪流所席卷，受困于痛苦和不幸的利爪之中。”
除了批判社会中有钱人的罪恶和败坏人的天性的城市文明，小说还揭露了教会神甫的虚伪。玛尔塔死后。“牧师们拒绝给她的遗体祈祷，也不允许将她的尸体埋入插着十字架的墓地”，表现这些神甫对被侮辱被损害者并无丝毫博爱之心。
纪伯伦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弱者的深切同情，表现了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中还流露出一种思想，即“一个人宁受欺压，也不能做欺压者”，“宁做一个弱者而牺牲，也不能做一个残暴的强人，用铁拳砸烂生活的鲜花。”这一立场与他后期受尼采“超人”哲学影响写出的文章的思想大相庭径。
《疯人约翰》是一篇声讨封建教权势力的檄文。青年牧人约翰，因牛群误入修道院的领地，惨遭毒打，被关禁闭，母亲交出她当年的结婚银项链，才将儿了赎出。复活节来到时，约翰在大庭广众下痛斥那些黑袍裹身的“神贩子”，又被送到官府，投入黑牢。父亲亲自出面证明儿子“发疯”，约翰才得开释。约翰敢于反抗，却受到人们怀疑的嘲笑。不过他自己对明天却抱有信心。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头脑清醒的，热爱“人子耶稣”、同情穷苦人民的青年形象。文章一开始，描写的就是约翰偷偷阅读《新约》，因为“神父们是禁止普通百姓深入了解耶稣的教导的。如果他们，便将被剥夺教会的 ‘恩赐’”。这揭露了教会利用宗教对人们实行愚民政策。而约翰正是在愚民教育包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个清醒者。
纪伯伦在作品中着重揭露了教会与世俗政权勾结，利用宗教一同残酷地压迫人民。当约翰的牛误入修道院的领地时，院长不顾约翰的苦苦哀求，无视他家中的贫困窘境，竟逼着约翰卖掉赖以为生的土地来赔偿，实际上他们失去起码生存条件。在复活节的庆祝场面的描绘上，贫穷与富有的对比是如此强烈，一边是“绵衣罗衫，镶珠宝的金器，银制的珍贵香炉烛台”，另一边只有“破衣烂衫”和“破碎的心灵”。纪伯伦借约翰之口指出：“耶稣为宣传生活而遣至人间的羔羊已经变成豺狼”，他们铁石心肠，目空一切，虚伪而又狡诈，这些传教士“已把教堂变成了毒蛇的洞穴；而把弱者抢劫一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孤儿寡母在坟地里哭泣”，而这些教士们只顾自己“怠惰、舒适的生活”，“而从未给饥饿的人一口饭吃”，反而继续巧取豪夺已被他们掠夺一光的穷苦人剩下的唯一一点维持生存的东西”。显然，纪伯伦对教会的揭露是大胆而又辛辣的。
更可贵的是，纪伯伦在小说中提出了“专制”与“顺从”的问题。主人公看以教权统治下的社会图画：“这边是残酷的专制，那边是盲目的顺从。究竟是顺从怂恿了专制，还是专制迫使人顺从？莫非专制是一棵强劲的大树，只在低洼的土地中生存？或者顺从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只有荆棘才能在此丛生？”可见，纪伯伦对当时受压迫人民的愚昧是极为痛心的。约翰的父亲是这个悲剧深刻性的体现，他遵照教士的话禁止约翰读《新约》，称毒打他儿子的院长为“尊敬的修道院院长”，并对院长的话深信不疑，最后也正是他亲自去证明约翰是个“疯子”。但在群众之中，虽然一部分人依旧认为“是一个恶魔借他（约翰）的舌头说话”，“我们需要什么，头头们更清楚些，不应该怀疑他们”，而另一部分人“受到了震动，认为约翰说的都是实话”。这是一种觉醒。
纪伯伦在这篇小说中表现的是个人试图反抗整个社会和教会。虽然这种反抗失败了，但主人公并没有失望，并且期待着黎明。
纪伯伦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是《叛逆的灵魂》，于1908年出版。顾名思义就可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胆地宣扬叛逆和反抗仍是小说集的主线，也是这部书成功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纪伯伦被土耳其当局吊销了“国籍”，被教会开除了教籍。
该书共有四篇各具特色的作品。《瓦丽黛·哈妮》，歌颂了一个敢于藐视传统和法律，敢于同没有爱情的婚姻决裂的阿拉伯女性。主人公瓦丽黛和玛尔塔不同，玛尔塔是时代的牺牲品，是弱者；瓦丽黛则是自己命运的主宰，是强者。玛尔塔的形象意义在于对社会提出控诉，瓦丽黛的形象意义则在于反抗社会。像瓦丽黛女士这样的文学典型，在阿拉伯近代文学作品中是并不多见的。她大胆地冲破人们早已习惯、服从并维护的腐朽传统，与自己所爱的人结合，并认为只有这样的结合，在上帝眼中才是神圣的。这在当时是与人们，尤其是阿拉伯人的世俗观念完全相悖的，难怪会在阿拉伯世界掀起轩然大波。纪伯伦早已预料到这种反应，他借瓦丽黛·哈妮之口说：“人家会说，瓦丽黛·哈妮是一个忠实的忘恩负义的女子，她水性杨花，……是一个淫荡的女子，她那污浊的手拆毁了宗教编织的神圣的婚姻花冠，却带上了一个用地狱的荆棘盘成的肮脏的草圈。……因为他们祖先的幽灵依然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犹如空谷里的洞穴，只能为别人的声音发出回响，却不知道那声音意味着什么。他们不懂上帝对万物的律法，……只是用鼠目寸光的眼睛看事物的表象。……他们无知地加以判决，盲目地予以定罪。……这样来进行判决和定罪的人是多么该死啊！”
纪伯伦指出，人类的传统习俗是人类“为自己身心制定的一个残酷的法律，为自己的爱好感情筑起的一个狭隘、可怕的牢狱，为自己的心灵、理智挖掘的一个深深的、幽暗的墓穴！”而一旦有人要起来“摆脱这些清规戒律，他们便会说：这是个罪恶的叛逆者，必须予以放逐；这是个下贱的堕落者，罪该万死……”纪伯伦点明：“这个社会机构，对敢于起来反叛它教规习惯的人要进行迫害的，却不会去询问他们之所以要反叛的原因。”
瓦丽黛·哈妮这个形象的意义，就在于她是一个清醒的反叛者，抗争者。她不是盲目的行动，不是为了追求肉欲或是物质上的享受，而是在理性基础上对幸福、对爱情的追求。如果说玛尔塔还是自卑的，而瓦丽黛则是充满自豪与自信的。正如她所说的：“她的感情挣脱了腐朽的人间教规的桎梏，以便按照崇高的爱情法则来生活。”而她的爱情是永恒的。
纪伯伦将世俗婚姻比作“一个用女子的血泪书写的痛苦悲剧。”而瓦丽黛与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从出现女子可欺、男子强暴的现象”就开始了的，并且“这场斗争是不会结束的。”因为“这也是一场腐朽的教义和心灵崇高的感情之间的激烈斗争。”毕竟瓦丽黛“站起来了，摆脱了女子的懦弱，挣开了逆来顺受的束缚，展开双翅，飞上了爱情和自由的高空。”
瓦丽黛的谈话既像一位被告站在法庭面前为自己辩护又像声讨社会传统恶习的战斗檄文，矛头直指“黑暗的世代所树立的偶像”——教规教律。她揭露了没有爱情的婚姻本质是“以肉体交换食物”，从而揭示了反抗这种婚姻的必然性。
《叛逆的灵魂》中的第三篇小说是《新婚的床》。它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纪伯伦称这是一个发生在黎巴嫩北部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女主人公莱伊拉容貌出众，性格倔强。她真诚而热烈地爱着青年萨里姆，但受别有用心的人的挑拨，作出了不理智的决定——答应嫁给一个她根本不爱的有钱人。在豪华的婚礼进行时，她约萨里姆在花园相会，表达了自己的愧悔，并提出与青年立即私奔。萨里姆受传统偏见的束缚，不敢作出果断决定，于是佯称爱上了别人。姑娘在情急盛怒之下，用随身带的匕首刺向爱人的胸膛，青年临死前才说出自己深藏心里的爱。莱伊拉召唤宾客来看“真正的婚礼”，她高声宣布，这倒在血泊中的青年才是她的“新郎”。她控诉道：“我们曾经到处寻找，但在这个世界上始终找不到适合我俩憩息的床榻。这个世界已被你们的愚昧无知搅和得一团漆黑，被你们的污浊气息搞得臭气熏天。我们宁愿到天上去。”在长长的控诉和斥责之后，姑娘也用匕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纪伯伦极力渲染这个悲惨而壮烈的场面，为的是与神甫的冷酷与残暴作出强烈的对比。新娘以死来抗挣，使参加婚礼的人们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们“惶恐不安”，“好象这死的庄严已攫去了他们的生气和活力”。这时，神甫站出来，痛斥这“叛逆”的行为，“诅咒向这两具沾满了罪恶和羞耻的躯体伸出的手！诅咒为这两个灵魂被恶魔送到地狱的毁灭者落泪的眼！”毫无怜悯之心的神甫面对这殉情者，竟吐出这样恶毒的话：“让野狗撕碎他们的尸体！让狂风吹散他们的骨架！”他威胁人们，命令他们散去，否则将使他们成为“被弃绝，被鄙视的人”！，“不能走进虔诚信徒做礼拜的教堂，也不能参加基督教徒举行的祈祷”。懦弱而没有主见的人们很快地服从，并又恢复原来的心安理得，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似乎是为了给读者或是给自己以安慰，纪伯伦在故事的结尾安排了姑娘的一位女友，不怕冷酷无情的神父的威胁恐吓，决心守护着这对“爱的烈士”，直到黎明来临。
一对爱侣以这种方式双双殉情，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取，但在当时，却是一种挑战——向法律、教权、传统发出的挑战。这是一篇以情节奇险，结局壮烈为特色的小说。
《墓地的呼声》描写了被法官老爷判处死刑的三个无辜者——一个是保护未婚妻贞操不被侵犯的青年，一个是留恋着自己被剥夺了的爱情的少女，一个是为自己正在挨饿的五个孩子寻找食物的父亲。
纪伯伦在小说中采取了倒叙的手法。先描写的是法官审讯的过程，这审讯在人们对法官公正判决的交口称赞中结束。紧接着描绘了“我”在城外荒野刑场上看到三个人的尸体，并听到真正当事人的申诉。在这篇作品中，纪伯伦揭露了贪官酷吏的为所欲为。收税官倚仗所谓的“法律”，任意抬高税额，以达到霸占民女的目的。姑娘的未婚夫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军官，招来大祸。纪伯伦再次抨击婚姻制度。描写被迫嫁给自己所厌恶的人的那位姑娘，被爱心驱赶偷偷与前来探望她的爱人默默相会，彼此洁身自爱，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但不巧被凶狠的丈夫碰到，不由分说将女子交到粗暴的士兵手中。在此，纪伯伦还提到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他借青年的嘴说出：“是非不分的教规与腐朽的戒律只是惩处失足的女子，对男人是不予治罪的……”。纪伯伦对宗教教士的虚伪与残酷再次给以无情的暴露与批判。一位善良的农夫为修道院辛苦了一辈子，饱受欺凌，到了年老力衰，便被修道院一脚踢出。为了能使五个孩子吃上一口饭，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到修道院去偷取一些粮食，不幸被修士发现，押进了临狱，而那些粮食正是他辛勤耕耘出的。
纪伯伦通过对审讯过程的描绘，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野蛮残忍。法官老爷是惨无人道的政权和虚伪的法律的象征。他既不审讯“犯人”，也不查询证人，只追究他所见到的“杀人”、“通奸”、“盗窃”的所谓“事实”，却不考虑隐藏在这些现象之后的原因，便随心所俗地剥夺了这些善良者生存的权利，和爱的权利。三个无辜者都被判了死刑：偷食物者被吊死，自卫者被砍头，会情人的女子被乱石击毙。
纪伯伦怀着极大的义愤指出，教规是“以更大的罪恶去惩治罪恶”，“公道”是“用更大的罪行去制服罪行”，而“律法”是“用更大的腐化去消灭腐化”。在纪伯伦的心中，充满了对被害者的怜悯与同情，对借法施暴者的愤怒与仇恨。
《叛教徒哈利勒》，分为八段，也可视为中篇小说。纪伯伦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主人公哈利勒原是一位正直的青年修道士。他是一个孤儿，从小给修道院放牛干活，有机会看到修士们怎样欺诈百姓，巧取豪夺，榨干了穷苦人的最后一滴血。残酷的现实促使他觉醒了，他起来揭露与反抗。他在强暴面前毫不畏惧。别人的嘲笑，院长的酷刑、族长的屠刀，都未能使他放弃反抗。在他的启发与号召下，被压迫、被欺骗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不再服从族长的命令，而跟着一个“叛教徒”造反了。故事的结尾是浪漫主义的：农民胜利了，耕者有其田，过上了富足幸福的生活。
这篇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叛逆者”哈利勒对自由的呼唤：“从尼罗河的源头到幼发拉底的入海口，从阿拉伯半岛的边陲到黎马嫩的山麓，从海湾的沿岸到撒哈拉的深处，人们眼里充满内心发出的痛苦，仰望着你，——自由啊，顾视一下我们吧！自由啊，请听我们诉说！……”这令人回肠荡气的话语，正是从苦难深重的阿拉伯民族，也是整个东方民族心田发出来的。
纪伯伦不仅看到了社会上种种不义与弊端，而且透过地方官吏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行为，看到了反动政权的本质。当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