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不仅看到了社会上种种不义与弊端，而且透过地方官吏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行为，看到了反动政权的本质。当农民提出到埃米尔和教长那里去告族长与神甫时，纪伯伦让哈利勒说出：“不要到埃米尔那里去。在谢赫问题上，他是不会对你们主持公道的，因为猛禽是不会彼此撕咬的。也不要到神甫的头子那里去控告神甫，因为当头的知道，一个家室自我分裂，就会毁掉。”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政权与教权有着残酷剥削人民的相同本质，它们的代理人才敢如此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政权与教权紧密勾结在一起，通过层层机构，共同压迫劳动人民。
纪伯伦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控诉，暴露为主，如《玛尔塔·巴妮娅》，《墓地的呼声》，另一部分以叛逆、反抗为主，如《疯癫的约翰》、 《瓦丽黛·哈妮》、《新婚的床》和《叛教徒哈利勒》。显然，在《叛逆的灵魂》小说集中，可以看出纪伯伦的思想更加激进。他希望能将现实中的一切黑暗横扫，粉碎所有恶势力。纪伯伦对社会上的罪恶看得很透彻，他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能敏锐地捕捉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但由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他不能为人民指出一条通向自由的正确道路。纪伯伦小说中的“叛逆者”，大多是以一人对抗整个社会的个人英雄。而斗争的手法也多是言词上的痛斥、批判和揭露，他们是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化身。纪伯伦无法找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因此他的作品常常停留在大量的口头揭露与批判，而缺少真正的出路。他的叛逆思想是彻底的，但在行动上往往不了了之，有时只能以提问的方式收笔。唯一以斗争取得胜利为结尾的小说《叛教徒哈利勒》，那胜利原是一幅理想主义的图画，作者让主人公和他的农民朋友们生活在乌托邦式的社会中。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纪伯伦是对人类的前途是抱有希望的。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黑暗势力都是强大的，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从没有被吓倒，从没有失望。
这些主人公大都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具体的、特定的人，更是社会的缩影，是不守封建道德规范敢于向传统和习俗挑战的叛逆者。他塑造的不是孔武有力的“英雄性格”；而多是温文柔弱的“智者哲人”型的青年。这与后来受尼采影响之后写出的文章不尽相同。
纪伯伦的小说不以曲折丰富的情节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大段对话、独白为主。浓烈的感情倾泻，直抒胸臆，是纪伯伦小说的一大特色。这可以看作是阿拉伯演说体的传统的延续。在主人公的对话中充满哲理性的论辩，使用的是论战性的语言。但始终与优美的格调相结合，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充满激动人心的力量，像是一曲优美的咏叹调，使作品大为生色。纪伯伦注重描写人物内心的感受，去显豁而就幽深。他重视象征和意境，讲究词藻和语言的韵律，由此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
纪伯伦的小说一般都有“我”出现，或作为一个目击者，或作为一个当事人穿插其间，这更使小说显得真实可信。
纪伯伦出版这两本小说集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利益，相反，他自己耗费了一些钱去出版它们，但他的作品已开始引人注目，尤其在阿拉伯世界，反响是很大的。纪伯伦的小说反映的是阿拉伯社会现实问题，但风格上多带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小说对阿拉伯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巴黎学艺
整个 1908年上半年，纪伯伦都处在一种激动与亢兴之中。他计划着，设想着，将如何在那个伟大的艺术之都度过有意义的时光。他给远在叙利亚的好友写信，相约在巴黎相会：“让我们在巴黎欢聚！在巴黎，我们将尽情享受那出自众多艺术家之手的崇高之美；我们将参观先贤祠，在维克多·雨果、卢梭、夏多布里昂和勒南的墓前伫立片刻；我们将在卢浮宫的各个殿厅中徐步而行，观赏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巴尔基诺的绘画；晚上，我们将到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瓦格纳威尔第、罗西尼受到神启般的音乐和歌曲……”
纪伯伦踌躇满志，他向朋友透露：“从前，我仅满足于在有限舞台上扮演小小的角色；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疏懒的观念。我曾经透过泪与笑看待生活；今天，我将透过魔魅般的金色的火光看待它……这金色火光给我的灵魂注入了力量，在我心中唤起了勇气，它激发我全身的活力。我曾像被囚禁在笼中的一只小鸟，安于命运之手为它添加的食料；今天，我变成了一只容光灿灿的飞鸟，在它面前是金色的田野，绿色的草原。它将在辽阔的天空自由翱翊，它将用双翅搏击太空，为它的灵魂和想象摄取力量。”
纪伯伦无比振奋，他对明天充满信心，一股“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冲动在胸中激荡。他对朋友毫不掩饰自己的心志和抱负，他说：“我感到纪伯伦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在生活的页面上用大字书写自己的名字。这一感觉日夜伴随着我。它使我看到未来充满了光明、欢快和荣耀。我从15岁起，就不断地梦想，梦想，梦想着实现精神的意义和特性。如今，梦想已逐渐成为现实。我的巴黎之行是我从地面升到天空的第一级阶梯。”
在纪伯伦看来，他即将迈出自己人生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对他的未来有定向意义，用他的话说，“它将成为联结纪伯伦满含辛酸的过去和将取得成功的未来的链条中金色的一环。”根据行前的计划，他在巴黎学习一年之后，还要去意大利住上一年。“我要参观它的伟大的博物馆和众多的古迹，游历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和热那亚，然后从那不勒斯返回美国”。
他称这次旅行将是一次“伟大的旅行”。
这一伟大的旅行终于开始实现了。1908年夏，纪伯伦越过大西洋，登上欧洲大陆，来到他日夜向往的世界艺术之都巴黎。巴黎用微笑欢迎这位充满抱负的阿拉伯青年。
纪伯伦在塞纳河西岸最古老的部分——巴黎拉丁区租了一间房子，安顿下来后很快就进入巴黎艺术学院学习。在学习和工作之余，他怀着无比兴奋地心情畅游了这座美丽的城市。
巴黎的确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艺术殿堂。纪伯伦沉醉于卢浮宫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海洋之中，流连忘返于凡尔赛宫展出的诸多艺术大师的经典作品之间。他走访了巴黎的大街小巷，漫步于香榭丽舍大道、协和广场的各个角落，欣赏每一处古迹，每一座雕像。埃菲尔铁塔的雄伟、凯旋门的壮丽，都给纪伯伦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都是艺术，都是美啊！纪伯伦对人类的创造的艺术和美赞叹不已。纪伯伦没有忘记，在巴黎，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绘画。他知道，熟练的技巧产生于勤学苦练，锲而不舍，持之以恒。他在写给玛丽的信中说，他一直“在和颜色较量”。斗争是艰苦的，他把自己的灵魂注入颜料，使他的作品带上生命的气息。他决心画出最好的画，画出“范型”，希望回到玛丽身边时，能带回“成熟的果实”。他作起画来往往废寝忘食，他在信中说，他常常像一个忘了时间的孩子那样被迫上床睡觉。
在他画室的对面，有一个作坊，那里有一位美丽的妇人，傍晚时分不时唱起动听的俄罗斯民歌，使纪伯伦颇受感动。在为艺术奋斗时，纪伯伦有时也感到孤独，甚至失望，这时，他就重读玛丽的来信，寻求慰藉。他曾对玛丽说，是她的那些充满爱护和温情的信，使他“远离丑恶污浊，避开生命的堕落”。
1906年6月23日，纪伯伦在给玛丽的信中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父亲去世了。他父亲死在六十五年前他降生的那间陈旧的房子里。临死前在病床上向远方的儿子祝福，吐出最后几口气时还在为纪伯伦祈祷。纪伯伦向玛丽谈到自己的复杂心绪。尽管他和父亲之间曾有芥蒂，有隔膜，有恩怨，但毕竟是他的父亲。此时此刻他的心禁不住自己的悲哀，他在悲痛和烈火中忍受着煎熬。他又一次回忆起自己家庭的一系列不幸，他看到了往昔之影。他叹道：“当年他（指父亲）、我母亲、哥哥和妹妹生活在一起，向着太阳微笑。现在他们都哪里去了？哪里去了？”“他们是在一个无名之地吗？他们彼此生活在一起吗？他们还追寻着对那已蜷屈于他们殓衣中的昔日的回忆吗？他们是在离我们这个世界很近的地方，还是很远的地方？”尽管他在信中表示，“他们仍然活着，过着那种由一种崇高庄严的美统摄的永续不绝的生活。他们比我们更接近上帝”，但他的心“仍然痛楚不已”。
为了摆脱死亡笼罩在心头的阴影，他安慰着自己，平复着自己的悲伤。也许，失去亲人的悲哀，使他更需要感情的抚慰了，更珍惜玛丽对他的温情与关怀了。他在信中称玛丽“我的欢娱，我的慰藉”，“我最亲近的人”。说“在我独自一人时，你同我在一起散步”。“我想着你，不像想着别人那样。当我想着你时，生命放出光华，生活的果实正在成熟。”“我闭上双眼吻你的手，我看得见你，亲爱的！”
孤独与悲哀没有影响到纪伯伦的学习热情。他还是那样专心致志地投入。他开始注意研究各个艺术流派的特点，吸收其中的精华。他常去罗丹的画室参观，学习。他为这位世界级雕塑大师创作中表现出的独特艺术风格所深深吸引，并仔细地品味着这位艺术大师的深刻思想。罗丹主张从事艺术的人做“美”的歌颂者，让“自然”成为艺术家的“女神”。要求艺术家能够发现外形下透露出的“内在真理”。罗丹认为“艺术就是感情”，而艺术又是一门学会“真诚”的学问。在罗丹看来，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艺术家这个行业不是叫低能的人来搞的。罗丹被称为叛逆传统的人，因为他不像一般人那样，只反映他们所处环境的意识就满足了。他要做的还更多，他在传统积聚下来的公共财富中大量汲取，同时又充实了这个宝藏。他确实是个创造者和引导者，他的精神如洪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艺术潮流。罗丹带给他的时代的是新思想和新方向，很难为当时许多人所接受。他几乎一生都在和流俗作斗争，因为正如他所说。“越有天才，越会长期不被了解。”
然而纪伯伦是他的一位敬仰者，一位知音。他理解罗丹作品中深蕴的力量和感情。他能感受到罗丹艺术的精神意义和内在之美。李相信自己的眼睛。
纪伯伦在几个月内考察了现代派和古典主义画派的不同特点，以便进行选择。他们似乎更欣赏介于现代派与古典主义之间的象征主义画派，除了对罗丹外，他对法国画家奥金·卡里矣（1849—1906）也很看重。1906年5月25日他在给玛丽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对卡里埃的看法。他说，卡里埃“深谙长、宽、高的含义”。他很佩服卡里埃阐释“内在痛苦”的能力和技巧，他认为这与卡里埃本人经历过痛苦有关。他不喜欢学院派画家的枯躁、矫揉造作、突出华丽外表的画风，因此与神秘主义派的画家过从甚密。他加入了神秘主义画家贝林诺的画室，经常在那里聚会，切磋技艺。他对当时流行的立体派艺术，兴致并不大，在这方面，他和他的也在巴黎学艺的同胞尤素福·胡维克意见相左，这位老同学当时十分热衷于把体和面作为自己雕刻和绘画的表现重点。
他努力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充实。他和诗人桑伯林对坐畅谈文学，去听比亚尔·卢默特神父关于世界起源理论，阅读尼采的著作和勒南的《耶稣传》，在发现他人的同时，也更多地发现自我。在1909年七月份，他还和另一位侨民文学家艾敏·雷哈尼 （1876—1940）渡过英吉利海峡去英国旅游。他们造访了伦敦的著名博物馆和画廓。在津津有味的欣赏中进行着对比与品评。他发现约瑟夫·马拉尔德·威廉·透纳 （1775—1851），是英国画家中“最伟大者”。透纳是英国风景画大师，擅长水彩，前期追随古典派，后期表现出抽象和诗意，一生创作极丰，据说遗世之作达一万九千余幅。这位英国艺术科学院的画家成就不凡，但说他是画坛之冠却是新鲜见解。
在政治问题、特别是阿拉伯东方的未来命运上，他也表现出极大关注。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发难，强迫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恢复1876年宪法，召开第一次议会。1909年4月议会废除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奥斯曼主义和当时特定意义的泛伊斯兰主义开始崩溃，阿拉伯人日益觉醒，阿拉伯民族主义趋于抬头，从主张分权到要求独立的各种团体纷纷出现。这一系列事件和发展，使纪伯伦不能不思考民族的前途和达到目标的手段。他是主张从奥斯曼统治下争得彻底独立的。在巴黎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甚至和阿尤布·萨比特、舒克里·昂尼睦共同组建了一个政治组织。他的民族义务感、使命感日益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也越来越集中于民族的社会政治现实和对未来前途的思考了。
1901年，巴黎的春季传统画展再次举办了，这对于在巴黎的艺术家们是一次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一幅幅精美的绘画各展风姿，各个流派大放异彩。在激烈的角逐中，年仅二十七岁的纪伯伦脱颖而出，他送来参展的名为《秋》的绘画在整个画展中获得银奖。春季画展的获奖，对纪伯伦来说，是对他两年来刻苦努力的一种肯定，而这成功也凝聚着玛丽的支持与期望。他在这幅画的一角上写了“Ｍ·Ｈ”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正是玛丽·哈斯凯尔名字的缩写。
纪伯伦是多么想念玛丽啊！在这两年中，他们二人虽然一直没有见面，但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纪伯伦极为感激玛丽，他在信中说：“由于玛丽的恩惠，我变成了一位艺术家；由于她的爱，我成了一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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