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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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东方冲击波-纪伯伦评传- 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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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伯伦是多么想念玛丽啊!在这两年中,他们二人虽然一直没有见面,但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纪伯伦极为感激玛丽,他在信中说:“由于玛丽的恩惠,我变成了一位艺术家;由于她的爱,我成了一位画家。”

  就在这时,纪伯伦酝酿出一个庞大的计划。他喜欢人物肖像画,决心为当代所有的伟人或名人画像。在巴黎他已为艾德蒙·鲁斯坦、享利·卢克弗尔、克罗德·德彪西、罗丹等人画了像。和名人接触,开阔了他的眼界,拓展了他的艺术表现空间。

  罗丹很器重这位阿拉伯青年画家,在和他的接触中,罗丹看出了他的天才,也看到了他的勤奋。罗丹十分赞赏他,认为他能诗擅画,颇似英国前期浪漫主义诗人兼画家威廉·布莱克(1757—1827)。据一些传纪材料载,罗丹曾说过这样的话:“世界将从这个黎马嫩才子身上看到很多东西,因为他是二十世纪的威廉·布莱克。”

  布莱克是罗丹最钦佩的人物之一,由于罗丹的影响,布莱克也成了纪伯伦最感兴趣的人物。布莱克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既是诗人,又是水彩画家、版画家。他的艺术具有独创性,显示出新颖、简练、表达思想感情率直而有力量的特色。他十二岁就已开始诗歌创作,出版过《诗的素描》、《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弥尔顿》、《耶路撒冷》等一系列诗集和长篇作品。他亲自为自己的诗集、作品,作铜版插画、装饰和进行手工着色。并且为《圣经》、弥尔顿的诗集、但丁的《神曲》等绘制了数百幅油画和水彩画。1809年,他举办画展,让观众认识了自己。布莱克在其文学艺术作品中,讽刺当时黑暗社会,描写人民生活,歌颂资产阶级革命,号召从传统势力下解放出来,提出好的社会不能单独靠政治和社会改良,还要有美的精神、人类的尊严感以及人与人的相互尊重等。——所有这些都对纪伯伦有一定影响。

  布莱克有着与常人不同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能将“自己感觉到而别人感觉不到的”事物,“有条不紊”地再现于他精致迷人的画幅中和充满弹性语言的诗歌里。在他的绘画中显露出诗情,在他的诗作中蕴藏着画意。纪伯伦完全被布莱克迷住了,这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和布莱克是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的。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广阔的时空意识,恐怕就是受布莱克的启发和影响。

  纪伯伦从美国启程前往欧洲时曾向朋友透露过一个畅游意大利的计划。这个长居一年的计划未能实现。至于是否短期游访过意大利,各种材料说法不一。有的材料说他不仅游访了伦敦、布鲁塞尔,而且游访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不过,纪伯伦后来曾以一个过来人的语气向朋友介绍过意大利和法国:“你将会发现,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有使你兴高采烈的艺术和工业成就。那里有许多博物馆、大学和学院,有古老的哥特式的教堂,有十四和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遗迹,有许多被征服和被遗忘的民族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可见纪伯伦对意大利等地的文化历史也是相当熟悉的。

  玛丽与爱情

  1910年10月末,纪伯伦离开艺术之都巴黎,怀着对玛丽的爱,第三次来到了美国。

  两年来,玛丽对纪伯伦在艺术事业与物质生活上给予了真诚的帮助,二人在各个方面达到了更多更深的相互理解。万里海洋不能隔开他们息息相通的心。纪伯伦心潮澎湃,恨不得插翅飞到玛丽身边。10月31日,他抵达纽约,紧接着返回波士顿,把行李交给妹妹,便匆忙地去见玛丽。 11月       1日,他们在波士顿会面并共进晚餐,诉说着离别日子里的一切。

  纪伯伦小心翼翼地对待与玛丽的爱情和婚姻问题,但他们的感情已经很明显了。玛丽这时候却在激动之余,变得犹豫起来,她是深爱纪伯伦的,她觉得“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们分开”。而这深沉的爱使她更加痛苦,玛丽的确曾考虑过结婚的事,但她感到自己的年龄是难以超越的障碍。玛丽生于1873年,比纪伯伦大十岁。每当想起这个,她的眼泪就忍不住地涌流。她一心为纪伯伦着想,认为纪伯伦的婚姻应成为他“伟大的起点。”“哈利勒需要来自梦境的爱情,来自他的星光闪烁的远方”。玛丽在日记中用痛苦而又坚定的手写下:“这一爱情的女主人不是我,是另外一个女人,——这是必然的。”

  纪伯伦并没有考虑这么多,他与玛丽频繁地见面,每周至少2至3次。他们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谈托尔斯泰,最后,纪伯伦谈到了婚姻,他正式向玛丽求婚了。

  这对于玛丽是多么甜密而又痛苦的时刻啊!她度过了几个不眠的夜晚,最后终于决定拒绝纪伯伦的求婚。这在她1911年4月13日的日记中有生动感人而详细的记载:

  今天,他刚一来我这里,我就抢在他前面说:“我有话说。”我犹豫了一会,接着又说:“我的心背叛着我的嘴,我的心责备着我的脑,但真理是要占上风的”

  他问:“你心里究竟在翻腾着什么?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说:“千好万好属于你,千坏万坏归于我!如果我流干了热泪,请你别在意。昨晚我一直在流泪。”

  他焦急地大声说着:“你哭了!……你哭了!……你哭了!……”他把我的手拉过去,贴在他的胸口上。

  我说:“我决不考虑结婚,尽管我焦渴的心向往着。”

  他目瞪口呆,我茫然无语。……我不明白……但我继续说:“我不是属于你的,我喜欢你,但纯洁的爱阻止我去安排你的未来。”

  是的,我的岁数比他大,他面前有漫长的日月年华,命运正向他展开双臂。

  纪伯伦几乎要流泪了,接着他放声大哭。我递给他一条手帕,他擦了擦泪颊,喃喃地说:“一句话,——我爱你!”

  他一下把我搂在他的怀中。

  在一阵迷醉之后我吻着他的手,我捧着它吻着,泪水浸湿了他的手。他的手是一颗跳动的心。

  在门口,他喊着:“玛丽!玛丽!给我一颗心!”

  平安笼罩了我,光明照亮了我的前方,快活地回答:“谢谢你,我的主!”

  我多么幸福!我作了牺牲,但是牺牲使我们更接近了!”

  是的,在玛丽拒绝纪伯伦的求婚之后,两人的关系非但没有就此破裂,相反,他们的心更接近了。这种介于爱情与友谊或友谊与爱情之间的感情,持续了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直到玛丽在1926年嫁给了米尼斯。而且即使在她结婚迁居美国南方后,他们的友谊甚至也未因此而中断。从1908年至1931年,纪伯伦至少给玛丽写了300多封信,玛丽给纪伯伦也写了这么多封。他们谈生活,谈创作,谈家庭,谈社会与个人爱好,谈东西方文明。他们一起上街散走,去舞会,参观博物馆,轮流到各自居所度过幸福的时光。

  纪伯伦称玛丽为“我的主人!”在给玛丽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我全部生活中,我知道只有一个女人给了我思想和精神的自由,给了我成为 ‘我’的机会!这个女人就是你!”他热烈地赞颂玛丽:“你是我的世界的美丽与纯真。”“我心灵的母亲……你是水,是火,是风,是露。你是我灵魂的一部分。”甚至说:“人们都有一个偶象,我有两个——上帝和你。”

  玛丽对纪伯伦的爱更深沉。她对他的信仰是忠贞不变的。她称纪伯伦为“我的自由”,“风刮不倒的大树”,“我最爱的人”。他们达到了相互了解,正如纪伯伦所说的“我们的爱是永恒的爱,因为我心中蕴藏着她心中所蕴藏的,我感到的正是她感到的。”他们“目标相同,方向一致。”是“两颗互相拥抱的灵魂”,“一个彼此缔约的信念”。

  纪伯伦此时也不愿结婚了,在审视了世界上许多不幸的婚姻之后,他似乎形成了某种对婚姻的成见,他认为一个没结婚的女子生机勃勃,完美鲜艳,一旦结婚,就会使她身上生命的火焰熄灭,凋蔽。“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形骸”!在他后来的作品《掘墓人》中曾有这样的话:“婚姻不过是人在延续力面前表现了奴性而已。”也许这就是纪伯伦在他一生中一直保持独身的缘故吧!

  1911年4月,纪伯伦迁居纽约,因为他感到在波士顿没有太大进步而纽约是美国文学家艺术家荟萃的地方,对于纪伯伦来说具有更大的发展余地。纪伯伦觉得纽约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力度的城市”,在这里“各种因素都在动,正像上帝的想象力在动。”当然,纪伯伦的离开也有求婚受阻的原因。

  纪伯伦首先搬到瓦渥雷区164号,很快与布鲁克林与曼哈顿的阿拉伯朋友们打成一片,并再次遇到好友、侨民文学家雷哈尼。5月,玛丽来到纽约与纪伯伦见面。

  5月16日,纪伯伦在雷哈尼住的一座老房子里租了一间小屋,那是一个“洞穴一样”的房间,使他感到狭窄、窘迫。但他可以在雷哈尼的大房间里作画,情况有所好转。9月22日,他又搬到纽约西10街28号。这是一间很平常的屋子,他将它改装成一个画室。它有一个阳台,透入阳光和空气。他说这间小屋也挺美,比起他在巴黎住的那个房间来并不逊色。房租是20美元。他很知足。他向另一位女友描绘他的起居室的艺术收藏:“在办公室的一角,有一小批传世的珍品,还有一些贵重的物品,如埃及的、希腊的、罗马的绘画,腓尼基的玻璃器具,波斯的瓷器、古书,意大利和法国绘画,以及沉默而会说话的乐器。”他称自己的居室兼画室为“禅房”或“茅庵”。

  阿拉伯作家努力埃曼也曾描绘过纪伯伦的“禅房”:这间房子在一座旧建筑的最高一层——三层上。这是间长约八米,宽约五米的小房间。“在东侧的墙上,有一个占半面墙的欧洲式壁炉。在炉膛里又有一只铁火炉。……壁炉左面有一张普通的低矮的小床,……小床上有羊毛毯和形状不同颜色驳杂的几个枕头。……床边是个小柜,上面堆放着书和纸张。壁炉右边有个画架,画架后面是书架,上面也堆放着书和纸。在我座位的右边有一张圆书桌,上面同样堆着书、纸张、笔记本、墨水瓶和笔。……在北墙的中间有突出的书架,上面放着二百本左右的各种书。……在西面墙上挂着一大块旧时代的织绵,显示出被针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屋子里只有一个旧沙发,两把旧椅子,一个绘画用的木头长椅。北墙与南墙的玻璃窗上与天花板的大玻璃窗上都垂挂着黑色窗帘。这“禅房”如此简朴,它“表明了主人的贫穷、他的努力、他的节俭和苦行”。

  尽管努埃曼感到这个屋子十分简陋,但对于纪伯伦,这间屋子却是“广阔的森林”——在这里“生命与生命彼此呼唤着”;是“浩瀚的沙漠”——在这里他看不到别的,只看到“沙子的海洋与以太的海洋”。难怪纪伯伦说这个“禅房”是“我的神殿,我的朋友,我的博物馆,是我的天堂,也是我的地狱。”

  纪伯伦在纽约的这个居所里度过了他在后半生——整整二十年。除了有时去波士顿看望妹妹玛尔雅和玛丽,或去外地疗养外,他再没去过别的地方。

  然而,他并不是个自囚者,他的灵魂在这间屋子里自由飞翔。他说他的房子是“无顶的”,他的工作室连接着外部世界。很多同胞、朋友来拜访他,有的时候,房间显得分外拥脐,他恨不得用力将墙壁四下推开,让生活的空间大一点,更大一点。

  到纽约后的几年内,他越发勤奋地工作起来了。他感到,在纽约没有安适,他提醒自己说:“可我来到这个大城市是为了寻求安适的么?”他仍有许多知识要学。他说:“我用一千只眼睛看着,用一千只耳朵听着”。他应邀给人画像,和朋友们交流阿拉伯世界的消息,去看画展,和专家、艺术家鉴赏家讨论出售画的价钱,上博物馆,做礼尚往来的应酬,与挑拔离间的土耳其外交官员们周旋,读自己购得的和玛丽寄来的书,有时累病了又须和疾病作斗争。让他迷恋、激动和疲惫的事有多少啊!他脑子里盘旋着“一千零一个计划”。他觉得生活中“充满了值得去做的事。问题接着问题,梦想连着梦想”,他说:“我的心中有一团火,我的手上也有一团火”,他感到自己“正在焚燃”,正在从让自己戴上手铐脚镣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他不知道有什么快乐能超过“火的快乐”。

  他从前一段围绕婚姻的感情纠葛中解脱出来了,他更爱生活了。1911年11月26日他在给玛丽的信中说:“最伟大的力量是生命。为了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应当正视生命,看真正生命的闪光。”

  他“白昼充满燃烧的见解,夜晚沉浸于梦幻的海洋”。带着“一颗盈溢着的心”和“一个饥饿的灵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搜寻着,发掘着生命的意义。他对玛丽的爱更深沉了,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更自信了。他说:“我现在感到,将来也会感到,‘我’是不灭的,它不会沉入我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个大海中去的”有一阵他病了,病得很厉害,玛丽对他十分担心,他却乐观地安慰女友,说:“不!不!我在结束我对生命的使命之前,决不会离开这个美好的世界。在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前,我是不会结束这一使命的。”

  有时,他的确也感到压力,感到烦恼,感到痛苦。他的解释说,“我被创造出来时,箭就插有我的心里,我若将它拔出,痛苦是剧烈的;我若让它留在心中,痛苦更甚!”

  他的痛苦是孕育的痛苦。他把自己比作一只“珍珠贝”:“我像蚌那样蜷曲着!我是一只想从自己心中生成一粒珍珠的贝”。然而人们并不理解这孕育“珍珠”、产生价值的痛苦。“我可以撕裂自己的胸膛,将心捧在手上,让人们了解它的一切。在我的心中有一种揭示的愿望。我们所有人都想摆脱我们心中的秘密。第一位诗人,当洞穴的居民嘲笑他的谵言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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