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卫生室的医生也是如此。笔者访谈时，她刚刚大骂了“鸡婆”一顿，刚刚积极表态要求禁娼，就来了两位小姐（说普通话）看病。这位女医生给她们看完以后，告诉笔者：她们就是“鸡婆”；然后“脸不变色、心不跳”地继续冲着笔者骂小姐。
这不是她们个人的双重人格，也不仅仅只是一种自我心理防卫。这是中国人在“表态文化”熏陶下的人格悲剧：“态”是一定要“表”的，而且必须“表”对；至于自己的实际行为和切身利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二者必须分离，甚至必须相互矛盾。久而久之，不仅没有人会察觉其中的矛盾，而且许多人会发现它大有好处。
于是“表态”就成为一种行为方式，一种文化，一种民族习惯。
访谈镇内的男女时，他们就比较暖昧了，一般都说：“性产业”不关我的事，封不封我都没意见， 也不愿意管闲事。可是笔者在前文里已经举过例子，在B镇，无论是出租房屋的，还是经营各种小买卖的，连开摩托车载客的当地人都知道，他们与“性产业”已经是“砸断骨头连着筋”了。
人都是这样。道德义愤最后还是要服从切身利益。有文化的卫生工作者，对于这一点认识得更清楚。
一位女医生这样说：我们看不起做这种事的女人，但是从职业上来说，对她们的态度必须好，服务也要好。从女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支持关闭这些色情场所，但是一扫黄，医院马上就没有病人，没钱可收。过去几年，春节时小姐们回家过年，医院的生意就少许多。现在有些香港人过年也来，或者来这里过年，所以生意还不那么冷清。
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因为当地正规医院的妇科，主要的收入来自女人的冲洗阴道和阴道内放药。当地80％的小姐有各种妇女病，主要是霉菌性阴道炎 。农村妇女和打工妹里面，阴道滴虫比较多。所以，平时每天可以来70－80人，笔者访谈的那天是90人。每个星期一是人最多的日子。最旺的时候，每天可以来100－150个病人。
在B镇流行一句话， 叫做“一昌（娼）带来百业兴”。事实上怎么样，笔者无从全面认证；但是这无疑已经成为该社区的一种共识。
当地人说，刚开始的时候，公安狠抓小姐，每人罚款3000元。结果不但小姐少了，而且留下的小姐也穷了，到后来，本地的商店连百货都卖不出去了。特别是酒楼和饭店， 只好“停业不关门”，以便对上面报喜不报忧。例如，1995年7月有一个18岁以下的外来妹， 在B镇被迫卖淫。后来她告状到省公安厅，于是省里直接派人来抓，搞了一次大“扫黄”，影响B镇的商业长达4个月，直到11月以后小姐们才陆续回来。
从那以后， B镇一年只抓一两次小姐。每次抓了以后，市面都会冷落整整一个季度。可是上面要求，所以只好一年抓两次。
地方利益当然也与“性产业” 息息相关。 例如，当地的一位官方人员说：×qiao大酒店是香港人在B镇开办的，势力相对小一些。省里物价局检查它，要罚款。
结果香港老板罢工了，镇政府少了250万元租金，也不干。最后这事不了了之。
这就是说，“性产业”的经济纽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一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去反对它。
三、“理论黑洞”
对于“性产业”和“红灯区”，大多数中国人还很少思考。这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人们仅仅依靠“飞进几只苍蝇”、“沉渣泛起”的理论并不足以说明所有问题。
笔者曾经访谈了一位当地的官方人员，他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少数大学生之一。
他分析说，当地形成“红灯区”的主要原因有五个：
一是外来投资带来了大量港台人和外国人；二是本地人赚钱很容易，小姐们又年轻漂亮，本地男人对她们有很强烈的新鲜感，所以很舍得在她们身上花钱。
三是卖淫的高收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妹。她们在工厂里打工，每月才挣400－500元，而卖淫一次就可以挣到这个钱数。
四是她们远离家乡，卖淫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下水的人越来越多。
五是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纵容与支持。
笔者知道，许许多多中国人都持有类似的看法。可是我们却很少体味这种看法的真实意义。
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中国的具有一些思考能力的人们，对于“性产业”的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思考套路，一个解释模型。任何地方的任何时期的任何情况，都可以圆满地放进这个理论大筐里，以便在稀里糊涂之中求得一团和气。
更重要的是，这样思考出来的任何一个原因，都必定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且往往是并不需要去解决的。这样，人们不仅可以不必再劳心费神地探索问题，而且理论上的无奈就是实践中的无奈，人们可以因此而相当心安理得地容忍问题的存在。
由此，笔者经常想到，在许多禁娼文件和正式出版物里，也常常出现一些对于嫖娼卖淫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可是笔者总是觉得，它们真是难得的黑色幽默：不管作者分析出多少条原因，可是读者都会发现：它们是根本无法解决、无法改变的。
那么，这样的宣传材料，到底是为禁娼呢，还是仅仅满足于宣传？
第七节 当地的“二奶”问题一、现状“二奶”问题对于笔者来说，完全是“搂草打到了兔子”，是它自己撞上门来的。所以笔者的调查材料并不多，只能罗列如下：
1。概述当地人说，现在包二奶很普遍，带小姐是有本事。有钱的都有小的，乡长也有小的。中层干部都是如此，叫做“三小一大”（小汽车、小洋房、小老婆、大哥大）。
连司机一般都有二奶。
当地人里，40多岁的人包二奶的特别多。老婆一般都不做声。有些男人还把二奶带回家里。
“二奶”也有升为老婆的，有跟香港人拿了结婚证的，也有跟当地男人的。一般来说，一开始都是包，后来女方的父母、亲友闹得很厉害，最终就结婚了。
当地农村靓妹也有被香港人包的。
在医院的妇科，周末比较多是来人流的，有男人陪着。有些“二奶”给护士塞钱，开假化验单，证明自己已经怀孕了，以便向男人敲诈钱财。
笔者访谈的一位当地老太大，生怕笔者不信，就带着笔者去看一座三层的好房子，说是香港人的，每层养一个包婆，一共3个，每人每月2000元，不准出门乱跑。
2。故事故事之一：一位开“四轮车”（双排座的小型货运汽车）载客的司机，32岁，自己已经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又包了一个“二奶”，却让“二奶”连续打购4次。
故事之二： 有一个“二奶”，在老家有丈夫，还有4岁的儿子。现在被一个香港人包下来，跟他又生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因为香港人的老婆生的是女儿。
故事之三： 有一对广西夫妻一起来到B镇。丈夫伪装是“哥哥”，把“妹妹”
包给一个香港人。香港人一走，他们夫妻两个就过起了日子。
故事之四：一个40岁的男人，在外面“兜”（做生意），包了两个小姐，很漂亮的。回家后，自己身上有香水味，打电话又被老婆听到，于是老婆追查到小姐，大打出手。
故事之五：一个农村男人，已经有了3女1子，又包了小姐。老婆过生日的时候，要去OK厅，恰好遇到那位小姐。小姐不知道，还上来跟男人亲热。于是打架。
故事之六：一个农村家庭，最小的儿子20岁，读书读不下去，没事做，吃白粉。
包了一个“衰妹”，是外来妹。家里送他去戒毒，那个“衰妹”给他送白粉，他在三楼上，甩出一根线，把白粉钓上来。
故事之七：一个农村男人，在镇区里卖牛肉，也包了一个“小的”。结果自己有性病了，还回家传染给老婆。但是老婆一直找不到那个“小的”，所以两口子一直打打闹闹。
故事之八： 一个男人在外面包婆， 但是老婆把他的大哥大给“抹（Ma）机”
（盗用号码）了。一次，男人跟包婆通话，叫包婆“别乱跑，晚上我来”。结果老婆追踪而去，发现了。
故事之九：小姐有的也养小后生。例如在1996年，两个小姐包了两个同乡的后生，但是他们用安眠药把她们灌迷，拿走了存折。小姐第二天醒来才去报案。
3。“包二奶”的价格让笔者吃惊的，不是它的贵，而是它的便宜。笔者在陆续的访谈中，一共了解到11个“包二奶” 的价格。 其中最贵的是每月5000元人民币，最便宜的则是每月500元，二者相差10倍之多。而且，在这11个价格中，超过每月2000元的只有两个，大约等于2000元的却有5个，还有4个是低于2000元。其中只给500元的居然有两个。
所以笔者相信当地人的普遍说法：“包二奶”的平均价格，不会超过每月2000元。
当然，这里所说的，仅仅是男人直接付给“二奶”的现金。除此之外，男人还需要给“二奶”提供住房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这些往往都不是支付现金。因此，上述价格，实际上相当于“二奶”们的“纯利润”。
花钱最少的、 每月只给500元的那两个男人，就是前面故事之一和故事之七里面的男人。故事之一的男主角是笔者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开四轮车的原农民，赚钱并不多。据笔者朋友的间接介绍，他的情况可能有些独特。他完全不怕老婆知道，还经常硬要老婆与“二奶”住在一起，以便省钱。他对付女人可能很有一套。他的那个“二奶”，各方面条件可能比别人的还要好一点，但是他却能够只用那么一点钱，已经把她包了快一年了。
4。为什么愿意被包？
有些“二奶”是外来的打工妹，有些是穷乡僻壤来的农村妹子，也有一些则是原来的小姐。笔者没有直接访谈过她们，无法进行个案分析；但是从别人对她们的介绍中，笔者觉得，至少有这样几个因素，促使她们不当小姐而当“二奶”：
（1）“我想有个家”，这在前面分析小姐的时候已经说过了。
（2）“二奶”多多少少有一些希望成为小老婆甚至大老婆，小姐却没有。
（3）“二奶”的收入很固定，比小姐们的“饥一顿饱一顿”更稳定。
（4）“二奶”的风险（被抓、被欺辱、得病等等）比小姐少。
（5）“二奶”付出的精力，也比那些辛辛苦苦百般拉客的小姐少。
（6）“二奶”不受“妈咪”或者“鸡头”的中间剥削，挣的钱全都是自己的。
除此之外，笔者实在想不出别的理由来。尤其是那些被低价包下来的女子，很可能觉得，即使每月只有500元的纯利润，也仍然比当小姐强。
这样的道理可能人人都懂， 所以在B镇，当“二奶”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二奶”不能仅仅靠年轻美貌，还必须有“居家过日子”方面的素质和相应的技巧，所以许多小姐都不合格。
可是，笔者至少听到过一个例子，有一位小姐就怎么也不肯当“二奶”。据说是因为她很快就要回家乡了。可是笔者猜测，真正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有一些小姐认为“流动售货”挣的钱更多，或者已经习惯于小姐的那种生活方式。
5。当地妇女对于“二奶”的痛恨笔者所访谈的那位村妇联主任说：“二奶”真是枪毙有余。现在，良家妇女不忧食穿，就忧男人在外面养个“小的”（白话也叫“小”）。良家妇女反而人不人鬼不鬼了。
1997年1月13日，当地的市委书记在大会上，一开始就讲：坚决取缔“包二奶”。
全场妇女热烈鼓掌。妇联主任说：我们拼全力也要选上一个女领导，为女人主持正义。
二、“包二奶”，纳妾乎？嫖娼乎？
据当地人介绍，“二奶”这个名词，在三角洲一带原来纯粹是指小老婆，就是按照纳妾来对待的“第二夫人”。后来逐渐把男人所包养的情妇也包括进去了，尽管情妇并不以纳妾的形式和名义出现。当时，“二奶”这个名词并不包括那些被长期包养的暗娼们。一来是因为当时这种情况还较少，二来是因为公安机关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包娼”，而民众一般也都从贬义上认同“包娼”这个词。
大约从1995年前后起，人们开始在名词“二奶”的前面，加上了一个动词“包（养）”。这样一来，当地民众对“包二奶”行为的性质就其说不一了。
据笔者所听到的， 一些人认为， “包二奶”其实就是纳妾，就是养小老婆。
“包”字只是形容词，表示小老婆被独占了。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包二奶”就是以前公安局所说的“包娼” ， 只不过现在人们对这种现象相对地宽容了，因此把“娼”字换成了比较好听的“二奶”。
笔者以为，一个新的流行词汇的出现，不可能仅仅是为了一成不变地指称原有的旧事物。至少，新词汇里的情感构成已经变化了，就像公共汽车被叫做“巴士”
一样。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包二奶”是以“包娼”为基础的、摹仿纳妾的、新的购买性服务的形式。它的最主要的新特征，就是双方结成了一种共同生活的、相对长期的性关系。但是，它仍然符合嫖娼卖淫的5条判定标准。
（1）双方自愿（否则是强奸）；（2）有性交合（否则仅仅是色情服务）；（3） 现金交易（不以现金为支付手段，或者仅仅给对方其他实惠或者其他利益，则不算）；（4） 以性交合的次数或者性交持续的时间长短来计算买卖的价格，例如“打炮”是按照性交一次来计价的，“包夜”则是按照持续时间的长短来计价（不以性行为的数量作为计量单位的则不算）；（5）双方没有共同经济核算的关系，也没有财产分立的约定。
人们最不容易弄清的， 就是第4条和第5条标准。在B镇，大多数“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