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开发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拉来不多的香港资金，而且人家看中的，其实是开发区紧靠市区，适于作为住宅小区或者别墅区。所以，大量的香港资金投入到这里，先后建起了“香港新×”、“××新都”、“××春苑”、“××商城”等商业楼区和住宅区。这样一来，开发区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被投资者给扭转了。
可是，一旦转向商住区，地价就不可避免地飞涨。加上前几年全国范围的昏炒房地产，使得这个开发区的地价高到荒谬的地步。到笔者考察时，它的边缘地带的不毛之地，也已经涨到一亩地最低8万元。中心区的地价则已经超过了旁边的市区。
结果，开发区的干部虽然信誓旦旦地说：这里的房地产已经卖出去一半以上了，可是实际上仅仅是已经有人开发了而已。据当地老百姓估计，真正卖出去的最多是四分之一，真正住上人的，大约只有十分之一。这其实是有目共睹的。夜里那鬼火般散落着的住宅灯光就是明证。
1996年起，开发区又是“漏船偏遇顶头风”。旁边的那个城市自己也在另一个方向的城市郊区，建起了大面积的房地产地带，不仅集商住区与旅游区于一身，而且地价明显低于这个开发区，尤其是， 开发区创建时所享有的3年免税期已经过去，因此在这里搞任何一项经营活动，已经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可言。引进技术与工业的路，几乎被彻底堵死了。
结果，这里的商住区开发也在最近一年多来陷入低谷，大批的半截子楼房树在那里，半截子马路躺在那里 。白天，几个巨大的商场门可罗雀，就像是河马张开大嘴，却又无食可吃。夜里，那成片的楼房只有稀疏的灯火，就像一群怪兽在潜伏着，只露出眼中的凶光。就连已经建成的楼房小区的环境美化也基本没有开始。
整个开发区少树无草，风尘席卷。除了贯穿开发区的公路永远是车水马龙，路边的“红灯区”晚上永远是熙熙攘攘以外，这个开发区似乎根本就是个无人区。
三、人 文实际上，如果按照人们对于沿海地带那些繁华的“开发区”的印象来衡量，这里恐怕也真的接近于无人区了。从户口上看，在这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原有的大约4000农民以外，所有后来搬进来的人口一共只有6000左右。但是在这些后来者里边，许多人实际上并不在这里居住，只是把户口迁来。这是因为在开发之初，人们普遍看好这里的发展前景，就急匆匆地把户口迁进来，希望在将来的大发展中，能够作为“当地人”而捞一些实惠，例如买地皮的权利或者优惠地价什么的。后来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 也就如鸟兽散了。所以，开发区的实际常住人口肯定不足1万人，也就是每平方公里只有500人左右。这跟一般农村地区差不多。
当然， 开发区还有1万左右的流动人口。可是除了与“红灯区”伴生的人员以外，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是建筑队里的打工仔。他们分散在楼区深处，生活简陋，近乎一无所有， 所以无论白天还是晚上， 都无法给开发区增添什么繁华色彩，反而“有碍观瞻”。况且，随着许多建筑工程的停产或者半停产，他们的人数也在减少。
虽然开发区已经搞成了这个局面，但是开发区的所有宣传材料和招商广告中，不仅在说明开发区的性质与目标时，仍然坚持把工业和科技摆在前两位，而且在描绘现状与成绩时，也同样是这样。尽管在这些材料中，后面所列举的所有具体的建成项目与在建项目，明明没有一个是与工业或者科技有关系的，但是，至少在中心区的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仍旧堂而皇之地写着“高新技术”的字样，而且雄居榜首。
这不仅能够说明官僚体制的僵死和宣传机制的虚假顽症，不仅是原有发展目标早已失败的历史记录，而且在向人们暗示着该地之所以会产生和维系“红灯区”的原因。
当地的原有村落已经荡然无存了。惟一能够表明以前这里存在过一个镇的标志，就是公路上的长途公共汽车站的站牌子，仍然顽固不化地写着原来的镇名。这里边的文化含义也很有意思。据当地人说，附近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从来也不叫这个开发区建立后自己给自己起的那个美妙动听的新名字。所以长途汽车的站名也不能改，否则当地老百姓恐怕会迷路的。
当地农民早已失地失业，大多数是靠原来的村镇陆续地分发一些卖地的钱。少数人经商了，少数人打工了。可是近一年多来商业萧条，建筑业萎缩，真正还能工作的人恐怕大大减少了。所以，白天在开发区里，闲人显得格外多。经常可以看到一群男人围在一起，或站或坐，却既不聊天也不打牌搓麻，只是呆呆地待着，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当地人说的方言，与旁边的工业城市是一样的，非常接近普通话。据说这是因为在历史上，这里就是北方来的移民的聚居地。最晚从唐代开始，官方就不断地组织大规模的来自北方的移民，以便与当时当地的少数民族争夺土地。最终，在方圆至少百里之内，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什么少数民族。此外，这里的那个工业城市，本身就是5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的人为产物，是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人员从头建设起来的。所以这里不但普通话很流行，而且方言也很像普通话了。
四、官 儿这个开发区虽然就在城市的边上，但是在行政区划上，却并不属于那个工业城市管辖，而是直接属于地区政府的专门领导小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形成了这个开发区的管理体制的独特之处。
首先，开发区虽然小，但是它的行政级别却是“正县处级”。据说在1992年刚建立的时候，它曾经被定为“县级市”的级别，曾经由一位副专员亲自挂帅。按照中国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开发区的正式级别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实际管理操作中，尤其是在与外单位和别的地方打交道的时候，开发区就可以自视为“副地师级”，相当于省里的副厅局级，或者中央政府的“副司局级”，而且别人也会买它的账。对于这样一个弹丸之地来说，这无异于平地升天。可惜，也许是因为后来的发展不尽人意，后来那位副专员不再挂帅了，原来的县级市的级别也被降成了正县处级。
可是即便如此，开发区仍然与它在地理上所在的××县是平级单位。那个县不但根本不能管它，而且在心理上肯定也是矮半头的，因为那个县是很出名的穷山恶水贫困县。
其次，开发区的级别虽然不如旁边的那个地区级的城市，开发区的原始发展目标虽然也是要依托于那个城市，但是由于行政上互不隶属，所以这个小小的开发区，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不理睬那个睡榻之侧的庞然大物。哪怕开发区威胁甚至危害了那个城市，对方也没脾气。如果二者发生争执，由于开发区隶属于与城市平级的地区，双方就不得不到省政府去解决问题。因此，在开发区与城市的关系上，开发区实际上处于“省辖”的地位之上。这就是中国特色，正所谓“权大势大，遇到‘条条’没办法；财大气粗，出了系统就输”。
第三，在开发区所隶属的地区的行政系统之内，开发区具有三大特征：一是整个地区里的“肥缺”，二是位于××县境内，三是当地原来就有一个行政体系。所以按照官场的惯例，开发区的一切干部，包括公安人员，在人员组成上就必须照顾到这三方面的利益。如果三方面都是势均力敌的话，那么在开发区的每一个官位上，恐怕就不得不挤坐着三个人，或者不得不把原来的一个位子扩大成三个，而且必须小心翼翼地使三个官儿或者三个位子在名称上和实际上都保持高度的平衡。
笔者所考察的这个开发区的官方人员的组成结构，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但是不足为奇的演变过程。根据4位当地官方人员从不同角度的讲述（也带着不同的评价），笔者知道了：
在开发区创立的头两年里，直接从地区党政机关里派来的人员，挟着“在白纸上画图”的旗号，一度占据了大多数位子。县里派来的人员据理力争，好歹也沾了一些光。惟独当地镇里的原有干部，就像被扫地出门一样。命运最好的是一位镇里的女干部，被送到党校学习去了，后来居然到另一个县里，升为一个官儿。其余的当地大小干部，基本上是“被当作工人使用”（一位原当地干部的原话）。
可是当地干部是不争权力争实惠，不争官位子争地盘。
首先，他们保住了原来村落的所在地。尽管它地处中心区，房屋的档次和外表参差不齐，与四周的高大楼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最开始的时候，上面曾经决定把所有的村民都搬迁到开发区的边缘去，而且许诺，新的住宅将远远超过农民们自己盖的房子；但是当地人在权力体系中的代表们，还是顽强地抵制了这种诱惑或者收买。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高明。因为原来的村落，就是公路两边最适合于开办旅馆和“特种服务业”的地方。结果，直到笔者去考察时，所有（确实是所有）的旅馆，仍然全都是农民们自己盖的。其他的房地产商人们无论多么有钱，由于再也占不到合适的地盘了，所以也就没有一个盖旅馆，完全放弃了旅馆业。
同时，当地人在实际上还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他们反复强调，这个地方一直是交通要道，农民们很早就开始经营各种各样的路边店。他们里边早就没有多少人种田了。如果真的按照原来的统一规划，把这里的土地都盖上楼房，使得原来那条省内的重要公路，仅仅变成开发区里的一条大街，那么已经失地失农的农民怎么活呢？所以，必须在公路的两边，继续保留宽阔的地带，不能在里边盖楼；必须允许当地原来的农民继续长期地（而不是临时地）经营路边店，而且应该在路边建设好水电通讯等市政设施；必须保护农民在路边进行经营的自主权，把它与开发区的引资招商相对分开，否则财大气粗的强龙们一来，当地农民就没有活路了。
他们最终成功了。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努力，是一种“势”与“场”的作用；不是写在纸面上的协议，是一种双方的心照不宣；不是谁可以无法无天，是互相给台阶，一起求和气与保面子；不是要“闯新路”，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所有的“外来户”和开发区的上级们，都在做着暴富的梦，以为这不过是给当地农民一点小甜头，收买人心而已。谁知道后来开发区的整体发展被迫改变了方向，朝着不伦不类的商住区走去，结果路边店的作用反而越来越大。由于它们并不是创新，也不是空中楼阁，而继续非常传统地作为交通要道的必备的附属设施，所以一直到笔者考察时，公路两边仍然是整个开发区里最热闹的地方。
再往后，开发区实际上已经失败了，地区派来的干部就逐渐另谋高就了；县里来的干部抱着这根“鸡肋”，也日益得过且过；当地原来的官方人员和头面人物们，虽然仍然没有什么官位子，但是他们的“势”和“力”都相对地大多了。也就是说，随着开发区的经营内容迫不得已地被改变，它的内部权力体系的实质内容已经改变了。这，就连大街上的闲人都知道，而且没谈多久，他们就会向笔者绘声绘色地讲起故事来。
总而言之，这样一个高行政级别的、权力上独立于左邻右舍的、实际上被本地势力所左有的、地理上贴近人口中心和消费中心的、已经被迫全面转向经营商业服务业却又不大可能有什么大发展的、除此之外又别无出路的、面临其他地方竞争的、地处交通要道的、名不副实却又大名鼎鼎的开发区，怎么会不成为一个天造地设的“红灯区”的“乐土”呢？
第二节 “性产业”的历史沿革一、本地自发时期1。“创始人”的故事这个开发区里的“性产业”，并不是随着开发区的建立才产生的。据当地人说，因为这里是交通要道，而且当时是那个工业城市在这个方向上的惟一通道，过往的车辆一直很多， 所以早在1980年，这里就有一些妇女卖淫。还有3个当地男人分别说，其实在70年代的“文革”后期，就已经有女人开始卖淫了。其中的两个男人还指名道姓地说，原来住在村东头的××rong就是从1975年前后开始卖淫的。这两个男人分别讲了××rong的故事。
××rong是（当时的）本县山区嫁来的。她老公是本地一个很普通的农民。他们家住在村子边上，紧靠公路。1975年前后，村里人发现她跟一个经常路过的司机特别好。那个司机是×zhou市那边的城里人，专门开车拉煤。他每次路过都到××rong家里来，每次都给她家卸下一些煤。她家自己烧不完，就送给亲戚朋友一些。
后来，可能是这个司机又介绍来一些别的司机，所以她家门口经常停着好几辆汽车。
结果她家不但有煤，还有铁丝、铁管、砖头、石料什么的。不过，她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卖钱，只是用来给众人“买好”而已。
可是大约在毛主席逝世前后，这件事终于引起了上边的注意，村里人的嫉妒也终于化作了愤怒。 于是××rong被抓了起来，挂着“女流氓”的牌子挨了斗（那时还没有“卖淫”或者“暗娼”这样的概念与名词）。事后，她自己扔下丈夫和两个儿子，跑到外地好几年，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又回来。可是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什么风流韵事了。
到笔者考察时，她都50多岁了，跟老伴一起开了个杂货铺。她的一个儿子就在城里上班，另一个儿子去广东那边了，可能是在做买卖。尤其重要的是，即使在目前当地存在着“红灯区”的情况下，她也并没有涉足“性产业”。就连讲她的故事的男人也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
2。80年代的情况据当地人说，8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承包制以后，农民们都忙于种田，而且“脑筋也不开”，所以那时还没有路边店，也没有什么人想到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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