淫活动， 1名公安人员和两名联防队员总共花费了68个小时，使用了“蹲坑”
（守株待兔） 、跟踪、取旁证等多种方法，才证据确凿地抓获了两个嫖客和1个暗娼。也就是说，为了证据确凿地抓获一个嫖娼卖淫者，平均需要一个公安人员有效地工作7。5个小时。
当然，情况不会都这么复杂和艰苦，也不能否认有些执法人员偷懒或者腐败。
但是如果可以把上述实例作为中位数来看待的话，那么在1993年之内，全国公安部门最终抓获那大约25万人次的嫖客与暗娼，就至少需要花费掉180万个人工时。
如果按照笔者1994年对总人口的调查，那么在南方那个600多万人的大城市里，就有大约12万人实际上参与过嫖娼卖淫或者类似的活动。这就需要警察工作近90万个人工时，才有可能把那里的嫖客与暗娼基本抓光。也就是说，必须有375个警察，别的什么都不干， 全年满负荷地工作300天，专门去抓才行。可是实际上每年只有251个法定工作日， 所以需要450个专职的、 全力以赴的“风化警察”。按照当地1993年的平均工资水平， 仅仅在这一个城市里，国家每年至少要拿出600万元，才能支付这种专职警察的工资，还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活动经费和设备费用。
按照社会调查的数据，全国算下来，需要多少人力和工资，才能把这样的人抓干净呢？恐怕肯定比简单的直线推算要多得多。
而且，我们在禁娼和扫黄的时候，实际上动用了正规警察之外的大量社会人力和物力。且不说联防队和保安，不知能不能计算出来，光是贴标语，就要花多少人工和金钱？我们从中央到乡镇层层设立了这方面的行政机构。就算这是必须的，可是我们中国有数万个乡镇和乡镇级的单位啊2还有，俗话说：魔高一尺，道就必须高一丈，才能压住它。警察的装备还老是落后于歹徒，如果再要扩大禁娼的战果，又需要把投入的力度加大到多少倍呢？
这就是禁娼的经济成本。
如果付出了这样的经济成本，就一定能“根除”这种“社会丑恶现象”，那么大多数中国人可能会乐于掏腰包的。可是，近年来，人们对此的信心已经大大地削弱了。
笔者在1994年的那次总人口调查中问道：“如果您无意中遇到，不是夫妻的一男一女在过性生活，又不认识他们，您会怎么办？”结果，回答说“我去制止、警告或者骂他们”的人只占3。7％；回答说“我会报告有关部门”的人只占5。8％；总共只占9。5％。 他们基本上是5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是这样的老年人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去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其余90％的人都是回答说“我装作没看见”或者“自认倒霉，赶快躲开”。这就是说，过去数十年里维持治安的必胜法宝——“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已经很不灵了；至少也是“眼睛仍然雪亮，只是睁一只闭一只”。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警察难当。这又反过来削弱了人们对禁娼成功的信心。
在上述调查中，相信“暗娼几乎都被发现（且不谈是否被抓获）”的人只占9。7％；相信“嫖客几乎都被发现” 的人只有3。7％。相反，对于暗娼，有42。8％的人相信“极少被发现”或者“全都没有被发现”；而对于嫖客，认为极少被发现或者全都没有被发现的人则高达63。1％。这就是说，过去维持治安的另一个法宝——“杀鸡给猴看”，现在也基本不灵了。因为“猴”们相信，“鸡”很少被抓获，即使一抓住就杀，又会有多少威慑作用呢？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禁娼的具体工作来看，人们越是不愿意管闲事，嫖娼卖淫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嫖娼卖淫者就会由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结果人们就会由于“法不责众”而越发不愿意管闲事。从政府的禁娼政策来看，越是提出“根除”或者“肃清”这样的口号，且不说执法人员为实现此“高目标”的苦衷，连老百姓也就越不相信彻底禁娼能成功，也就越发懒得去管闲事，最终肯定会削弱对政府和法律的信心，甚至会对整个社会失望。而这，人人都知道，不仅会增加嫖娼卖淫的人数，而且会使得许多人在其他许多方面铤而走险。
这就是禁娼所付出的社会成本。
从经济上来看，钱数是死的，节约的余地并不大。如果国家掏不起，或者掏不够，那么这笔钱就一定会从别的什么地方支出。可是，不管从谁那里支出，从总体上来看，消耗的都是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都是本来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
这样一来，我们就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大量的金钱被用于整个地下“性产业”的消费，而且几乎全都不缴税，全都在国家体制之外流通与循环；另一方面，国家财政却又不得不支出大量的费用来禁娼，而且可能有很大一部分费用被迫转嫁到其他方面，加剧了经济资源的消耗。
其实，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国家花得起花不起这笔钱，而在于：这样的成本，究竟能够得到多大的收益？如果今后的嫖娼卖淫还在蔓延，抓获他们的成本还在加大，那么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就应该永无休止地支出下去呢？
尤其是，经济资源还好说，可是社会资源（人心、信用等等）却往往是很难再生的。现在，我们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社会资源可以被这样地支付下去呢？
第三节 分 析以下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不仅是问卷调查的数据，更多的是深入的个案考察。
笔者从1995年9月起，在华北的6个县级城市和两个村里的19个娱乐场所里进行过考察。 再加上本书将要描述的对于3个“红灯区”的社区考察，笔者才可能对整个性产业的情况进行以下的分析。
笔者还是不掌握任何内部材料，不否认任何其他分析与解释。笔者所做的仍然只是希望能为人们提供一个视角，一个思路。
一、卖淫业的分层1。“性产业”经营方向的分层从古到今，无论政府是禁还是不禁，卖淫业总是会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层次，针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这种分层的趋势总会经历这样三个过程：
第一步，所有业主和从业者，一开始都是一窝蜂地涌向最直接的卖淫，因为他们总是以为，只有这才是最能赚钱的。但是随着整个产业的发展，他们在市场竞争或者真真假假的“扫黄”的压力下，又不得不逐渐把自己的业务扩展到“性服务”
的所有方面，例如“三陪”、按摩、脱衣舞表演、“洗脚”等等。
第二步，从纯粹经营的角度出发，一旦产业内的分层已经形成，他们一般不会“跳槽”或者强行打入其他层次，而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经营。这样，分层就巩固住了。
第三步，一旦市场波动，造成各层次之间的过度竞争与冲突，所有业主和从业者就都会强烈要求某个权威力量来进行协调，甚至不惜暂时的牺牲。如果一切顺利，以前的分层就经受住了考验，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在南方那个以此著名的大城市里，这三个阶段已经出现过两轮了。第一轮大约从1987年到1990年。相对平静了大约两年之后，第二轮又开始了，到1996年夏天时大体上已经结束。所以1997年那里的情况是很典型的。
主要根据那里的情况，同时也参考了其他地方的情况，笔者认为，中国的地下“性产业” 最晚到1996年的时候，已经形成了纵向的7个层次。下面以卖淫女性的分层来说明：
2。卖淫女的分层处于顶端的是“二奶”阶层。她们虽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与纳妾、“傍大款”或者事实婚姻的本质区别在于：1。“二奶”是计时收费的；2。她们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务而不是情感生活、生儿育女、居家过日子等等。只不过她们计算时间所用的单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长，往往是按月收钱。
第二层是“包婆” （公安部门叫做“包娼” 或者“包嫖”）。她们虽然也像“二奶”那样，按照服务时间的长短来收取固定的“包身费”，但是她们往往并不长时间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 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间或者一段业务活动时间内被“包下来”。
第三层是那些活跃于“三厅”（歌厅、舞厅、餐厅）里的“陪女”。她们处于“三陪”与卖淫之间，收费也处于计时与计次之间。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以“坐台”
（仅仅当场陪伴）为基础，以此“保底”，然后再力争“出台”（跟嫖客出去）。
出台后，她们提供的往往是“包夜”（陪睡）多于“打炮”（性交合一次就完事）。
第四层是当地一些人所说的“叮咚小姐”（在其他地方没有统一的称呼，偶尔叫做“住店的”）。她们自己租房间，相对固定地位在一个宾馆里，通过电话拉客。
如果男人有意向，她们就会“叮咚”地按一下门铃，进来当场成交。她们的服务，往往是“打炮”多于“包夜”。
第五层是“发廊妹”或者“按摩女”。她们以洗头、按摩或者“洗脚”为名，在各种发廊、桑那浴或者“洗脚屋”之类的地方营业，而且往往是“当场解决”；“出台”（跟嫖客走）和“包夜”的机会往往更少一些。
第六层是“街女”或者“街妹”。她们往往在宾馆门前、电影院或者其他娱乐场所的大门外拉客，然后在别的地方“打炮”。有些则是从陪人看电影开始，其实是出售抚摸，常常有“上半场”与“下半场”之分。
第七层是“下工棚”或者“住工棚”的女人。她们主要与外来民工交易。有些是偶尔为之或者“兼营副业”，有些则是跟一伙民工住在一起，类似于收费的公妻。
她们是卖淫女里的“贫下中农”，有些人仅仅是为了找一口饭吃。
这7个层次虽然都是卖淫， 但是所提供的商品却大不相同。最底下的两层，提供的仅仅是一次插入的机会；第五、四层提供的是多种性行为；第三、二层还加上一种人际交往；而最顶端的则是提供一种同居生活。按照民间俗话来套用的话，第七、六层就是“卖×（性器官）”；第五、四层是“卖肉”；第三、二层是“卖俏”；而第一层则是“卖骚”。当然，所有这些都可以叫做“卖身”。
3。各个层次的卖淫动机处于这样7个层次之中的暗娼们，卖淫的目标当然也不一样。第一层的“二奶”
和第二层的“包婆”，目标都是有朝一日成为真正的妾，甚至最终成为正妻 。
她们寻求的是正式的性关系，所以她们虽然也锱铢必较，但是在某些放长线钓大鱼的时候，她们也可以分文不取，甚至倒贴。
第三层的“陪女”和第四层的“叮咚小姐”所寻求的，不仅仅是现金，更是她们因此而获得的那种相对奢华的生活方式。她们的一句行话是“脚底不沾土”，就是出门有车、进门有地毯的意思。别说农村妹子，就是大多数城市小姐，在日常生活中也无法享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这些卖淫女们虽然时常无客，甚至饿饭，却仍然顽强地坚守阵地。
第五层和第六层的“发廊妹”、按摩女和“街妹”，往往没有多少奢望，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已。价格是她们的命根子。所以，虽然她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比一般人想象的苫得多，受剥削和受伤害的可能性也大得多，但是她们仍然可以挺过来。
第七层“下工棚”的卖淫女，恐怕连挣钱都是梦想了。她们往往是流落街头的农村外出妇女，相貌差，年纪大，甚至拖儿带女，连做“街妹”的资格都没有。一些临时组建起来的“民工队”，把她们收留起来，白天是保姆，晚上是“公妻”。
她们往往连固定的价格都没有，民工给她们的不是“小费”，而是“接济”。即使整个民工队都我不到活干，她们也仍然会像所有穷人的老婆一样，苫撑苦熬下去，不会轻易“跳槽”。
所以，从收费不收费这一点上来说，最高级的和最低级的卖淫女，都很像妻子。
无论是多么高雅的妻子，或是“黄脸婆”，妻子都是不收费的。硬要说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道泾渭分明的鸿沟，恐怕只是某些“知书达理”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发出的梦呓。
所有7个层次的卖淫女， 当然都力图一层一层地升上去。第三层的“陪女”，由于接触的顾客往往是各种“体面人”，想靠“三陪”或者卖淫而成为“二奶”的动机当然也就更加溢于言表。但是从业一段时间后，大多数人都被固定在某个层次上， 也就听天由命了。尤其是，在这7个层次里，第一和第二这两个层次构成了卖淫的上层，第三层和第四层构成了中层，第五层和第六层构成下层，第七层则是底层。在每一个大的层次之内，卖淫女有可能上升，但是很少有人能够从一个大层次上升到上面的大层次里去。这是因为，这种上升，不仅仅靠身材相貌等外在条件，更要靠自己的基本动机的改变，靠对于卖淫这个职业的深刻理解。可是，大多数卖淫女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与此相反，这种工作里的失败和“下岗”却很常见。一旦遇到市场不景气，就连顶端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基层”。
4。组织者的分层中国地下“性产业”的组织者，无外乎是“大户”与“个体户”两种人。所谓“大户”，就是那些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于“性产业”的人，或者说是把性产业当作“企业”来经营的人。他们一般都是财大气粗，或者有权有势。所谓“个体户”
则是指那些单干的、主要是为了以组织卖淫而谋生的人，也就是那些操纵单个暗娼的皮条客或者鸡头。
在开始的时候，“大户”们虽然都知道，卖淫业最上面的两个层次可以带来最大的利润，但是他们很难长期控制住这样的卖淫女。最下面的两个层次是最容易被他们控制的，但是获利甚少，他们又不屑为之。因此他们在一开始时，都不由自主地向第三、四、五这三个层次投资。所谓“歌舞厅比副食店还多”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
可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