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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可能是由于这里实行的是“进去就做，废话少说”，由于主要是鸡头负责拉客，由于小姐们的职业化水平很低，所以这里的小姐们出奇地不爱聊天，与笔者在三角洲所见到的小姐形成很大的反差。笔者再三地试验过，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小姐之所以会这样，都不是因为保密，更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她们在这种卖淫方式中，没有聊天的必要和习惯，所以她们往往觉得笔者找她们聊天是很奇怪的事情，而且总是分明地表现出来。
第三，在这个开发区旁边的那个城市里，方言很接近普通话。这个开发区里的当地方言也是如此，很容易交流。可是小姐们却大都来自外乡甚至外省，又都是农村妹子， 又都没有职业化，所以普通话的水平就很差了。在B发廊里，居然有一个湖南小姐真的听不懂笔者所说的大多数普通话，就连听老板娘的当地方言时，也是似懂非懂的样子。这增加了笔者听和谈的困难。
可是，这里的所有场所也有一个笔者事先没有想到的好处，就是房间之间的墙都较矮，上面相通。所以，“隔墙有耳”是笔者收集资料的重要途径，而且常有意外的收获。
一、从妹子到小姐除了那些“自由职业者”和“游击队”以外，这个开发区里的几乎所有小姐都依附于一个路边店或者一个鸡头。她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从家乡被招到这里来，然后就直接投入“性产业”。笔者所获得的直接访谈材料还不够多，尚不足以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却可以发现以下的一些现象。
1。小姐们的家乡这个开发区里的小姐，大都是本省附近地区的人，尤其是附近那几个县的人格外多。 因此她们离家乡的路程很少超过150华里。来自外省的小姐虽然也有一些，但是距离家乡的直线地理距离也很少超过150公里， 所以在人文地理的概念上，与本省人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当然，笔者也遇到了东北口音极重的小姐，但是只遇到两个，而且她俩显然是结伴而来的，所以应该算作特例。
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还没有总结出什么特别的规律，只能从当地人的一般心理上来分析。笔者在聊天中发现，这个开发区虽然就在一个工业城市的旁边，虽然去珠江三角洲只需要坐一天的汽车，虽然据说来过不少香港人，但是当地人在提到广东的时候，仍然是一副“远在天边”的神情。而且，如果说到某人去广东了，都会加重口气。这可能反映出，这里的人们对于沿海发达地区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心理距离，仍然把去广东看作是事关重大的“出远门”。据此推测，那些来自附近农村地区的小姐们，这种心态可能会更严重，所以她们大概是不敢或者不习惯于一下子就跑出千里之外去，所以就集中到这个相距百里左右的开发区来了。此外，这个开发区虽然地处交通要道，但是附近山区和农村的交通却并不发达，而且铁路线也并不直接通往广东，所以小姐们大概觉得，到这个开发区来，已经算是“出远门”了。
小姐们的家乡，一般都是山区或者半山区，一般都是住在村里，很少有住在镇里的。一般来说，她们的家乡都比较穷，但是也不见得就都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
例如C旅馆的那两位表姊妹， 家里都有兄弟，还种着果树和甘蔗，应该不会特别穷的。同时，这一点从她们的穿着上也可以看出来。例如在A酒吧里，笔者曾经遇到4位刚刚从家乡来的小姐，她们的服装虽然相当“土”，但是都还说得过去，没有一个是农村妇女下地干活时穿的那种。
她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比例不详）是被鸡头“招工”招来的，到了开发区以后也往往是集中在同一个场所里“工作”。例如，在B发廊里，1996年的那8位小姐，都是来自本省的同一个县和同一个乡， 只是分布在4个村里。在出来以前，她们之中有3人是互相认识的。
这应该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一般来说，出来做小姐，最怕家里人知道，甚至连一般老乡都会回避。可是在这个开发区里，老乡甚至亲戚在一起“做”的并不少。
至少在笔者所考察过的场所里， 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B发廊里，这些小姐并不隐瞒她们是老乡， 甚至主动告诉笔者，她们在出来以前就认识。在C旅馆里，小姐liu和小姐wang的表姊妹关系， 也是她们自己主动告诉笔者的，而且两个人先后分别主动说过。
笔者觉得，这并不是不想保密，更不能说明她们的家里人或者家乡人就能够宽容她们在外面做小姐。 例如在C旅馆里，当小姐wang的父亲真的来看她时，就连老板娘hua姐也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帮她隐瞒真相， 甚至不惜减少生意。小姐们的这种坦诚，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笔者在前文已经分析过的：小姐们与这个开发区的外部世界格格不入，只好而且只能加强内部的联系，以便在小姐这样一个边缘群体中确立和维系自我。这样，亲戚、老乡和熟人在小姐的生活里就显得格外重要，就有可能被小姐挂在嘴上。此外，这样坦诚相告的小姐，也许同时也是在向其他小姐炫耀自己的关系多。
2。出来前的信息准备F小姐＇1＇是这样说的：“在家乡时，女人们平时也议论这样的事情，说城里的男人坏，糟蹋乡下妹子；城里的女人也坏，卖身赚钱。可是一般都不议论本村已经出去打工的妹子，除非原来就有仇的，就说（那个妹子）在外面卖。”
（笔者分析： 表面上看来，F小姐的父老乡亲们，对于农村的道德约束力还是充满信心的，。 所以使用“他们”来指斥城里人。对自己村里出去的妹子，则是坚信变坏的只是一小撮。但是实际上，有和没有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就像二进制思维改变了世界一样，0和1才是最本质的区别。所以。只要村里人想到过和说到过，本村妹子里也有卖的， 那么还没有出来的妹子的心理基础，就不可能再是0而很可能是1了。）“我跟一个要好的同学谈论过。我们都说，如果出去打工，打死（我们）也不会干那种事的。”
（笔者分析：为什么要在私下里互相发誓呢？恐怕一来是因为自己的心底实际上已经多多少少发虚了，所以需要用誓言来约束自己，而不是对方：二来可能是已经觉得自己的决心还不够可靠，所以需要别人的监督。我们不妨反过来想想，如果这两个妹子是在假设自己根本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例如假设自己向美国总统求婚，那么她俩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恐怕是一笑了之，或者根本不屑一顾，还用得着互相发誓吗？尤其是，她们居然谈到了“打死也不卖”。她们怎么知道不卖就会有人打她们，而且是往死里打呢？看来，妹子在出来之前的信息准备，比她愿意告诉笔者的还要多。）“×叔（那个鸡头）来招工的时候，说了要来这里，但是只说是进工厂做，包吃包住。路上又变成去饭店里做服务员。我就有些害怕。来了一看，是这个样子，我就明白了。”
（笔者分析： 其实已经没什么可分析的了。 中国的暗娼之多，这个开发区的“性产业”之出名，如果妹子们居然还被完全蒙在鼓里，笔者倒要觉得奇怪了。）3。旁证关于出来的事情， F小姐是跟笔者聊得最多的一位。这当然远远不够，但是笔者也访谈到或者观察到一些其他情况，可以作为旁证。
首先，虽然鸡头保证出来以后包吃包住，但是妹子们都自己带了一些钱，而且可以说是相当多。例如F小姐居然带了300元钱出来。其中只有50元是父母给的，其余的都是她自己平时积攒下来的。 其他3位小姐也说，自己带了一些钱，而且没有一个少于100元＇2＇ 。按照这个开发区的物价和农村妹子的生活标准，100元钱差不多可以吃一个月的饭，F小姐的300元则可以连吃带住一个月了。如果是为了预防万一，可以坐汽车回家，那么40元（连路上吃饭）就足够了（父母给的50元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她们为什么带这么多钱，而且把自己的私房钱也悉数带来？恐怕是因为从一开始就不大相信鸡头关于进厂做工的许诺，也并不想一旦不是进厂就立刻回家，而是希望“天无绝人之路”，希望在外面多闯闯。读者都知道，越是抱着这样的希望的人，就越是宁可在外面受罪也不愿意灰溜溜地回家。现在在海外真正“受洋罪”
的人们也无不如此，所谓“不混出个人样来，不回来见你”是也。这恐怕就是妹子们在“一看就明白了”之后，仍然没有打道回府，却义无反顾地“做”下去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 所谓“妹子”，并不等于处女。按照E鸡头的说法，其中至少有一半以上是做老婆的，只不过结婚早，出来时大多数都不到30岁，甚至刚刚20出头而已。
至于没结婚的， E鸡头也是专门挑那些似乎“不正经”的。他按照他的偏见，断然地说，那些没结婚的也肯定没有一个是处女。但是他的话也有另一层道理：既然鸡头是这样来挑选妹子的，那些真正的处女妹子难道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吗？乡下人再闭塞，也不可能不想想：城里有什么样的工作，是专门喜欢招那些结了婚的女人，甚至是“不正经”的女人去做？尤其是，所有的鸡头都是只招女人不招男人，也不许丈夫或者父兄跟着来。这，就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吗？恐怕不是想不到，而是不肯去想。
当然，鸡头一般都是巧舌如簧，再加上一般都是原来手下的小姐介绍去的，所以很可能真的把乡下人骗得晕头转向。 但是至少在E鸡头讲的例子里，两省交界处的那位大家族的老爷子，却是分明地知道妹子们出去干什么，可是他仍然源源不断地把自家妹子们介绍出来。也许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吧？＇3＇
如果仅以 F小姐为例，那么可以说，那些出来之前就已经有心理准备的妹子，更容易迅速地职业化，也就更容易多挣钱。
可惜，笔者在这个“红灯区”里，一直没有听到任何一位小姐直接说出她第一次卖淫的故事。由于前文所说的种种困难和障碍，笔者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老板和鸡头讲过。所以，对于从妹子到小姐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笔者在这个“红灯区”
里几乎一无所获。
可是，至少F小姐和D旅馆的一位小姐都曾经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既然已经来了，就不得不“做”了。笔者相信，妹子当时的内心活动绝不会如此简单，但是她们现在的这种说法，也许恰恰可以反映出：在第一次卖淫之后，小姐们就是用“万般无奈”来说服自己和解脱自己的。尤其是，只要小姐自己不跳出去，那么这种“万般无奈”就肯定会一直存在下去的，结果，小姐也就可以一直说服自己继续“做”下去。至于她们自己的真实的心路历程，笔者以为，小姐们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必要去回忆或者生出其他什么解释。大概只有“傻得像博士”的局外人才会去想去问。
这里面也不能说没有真相。在这个“红灯区”里，如果妹子一到就落入“独立王国” 式经营的鸡头的手里，那么，她们被迫卖淫的成分，肯定要比三角洲的B镇里实行自由雇佣制度的那些小姐们多一些。
说到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现在中国的暗娼们，到底是不是“被迫”卖淫的呢？有的人认为，她们根本就没有被迫，因此她们与旧社会的娼妓不一样，是“自作自受”的“坏女人”＇4＇ 。有的人则认为，现在的暗娼也是被迫的，可惜这种声音一直很小，而且恐怕目前的社会也不能容忍它大起来。
笔者不同意任何一种说法，尤其不能苟同所谓“自觉自愿卖淫论”。什么叫做“被迫”？如果只有“往死里打”才算，那么这样才卖淫的小姐肯定是不多，笔者也一个都没有遇到。可是像笔者在上一节里所描述的那样，妹子们由于别无选择才当小姐，算不算“被迫”呢？
笔者并不想制定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笔者只是坚决地反对任何一种双重道德标准。例如，一个干部因为没有升迁和下海的机会而无精打采，人们不会说他是“自觉自愿地怠工”；那么一个小姐同样是别无选择，怎么就一定不是被迫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别无选择的事情，我们都会用“万般无奈”
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那么这个道德准则为什么就不适用于小姐与暗娼呢？恐怕惟一的理由就是：我们是“体面人”，而她们则是“下流胚”。或者说，所有的“说法”都让我们给垄断了，她们一无所有，也就只好忍气吞声。
结果，至少就笔者所遇到过的小姐而言，正人君子和贤妻良母的道德，对她们根本就不起丝毫作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首先运用双重道德标准来衡量她们，那么她们也就会用另外一种道德标准来不理睬我们的一切宣传、教育乃至打击。说白了，如果你把她们说成是猪，那么猪当然不会遵守人的道德。你之所以还在喋喋不休地讲道德，只不过是因为你知道，人有刀，可以杀猪。可是，她们其实并不是猪，而是跟你我一模一样的人啊！
当然，笔者也不同意完全的“被迫论”。因为这个问题有两个层次：第一次卖淫和以后的继续卖淫是不一样的。如果说第一次卖淫大多数是真正被迫的，那么接下去继续卖淫，恐怕大多数就不是被迫了。至少不能说，一个暗娼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进行别的选择的机会。笔者斗胆猜测：卖淫时间的长短，与卖淫的自愿动机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在卖淫的最初阶段里，被迫的成分可能大一些，随后就会减少。但是如果卖淫持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