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笔者所能了解到的11位小姐的情况来看＇1＇ ，她们第一个最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特征是： 全都来自附近的乡村地区。虽然有3位不是本县的，3位不是本省的，1位拒绝说明；但是她们所说的离家乡的路程，最远的也不过150华里＇2＇。虽然有两位是镇上的人，1位甚至可能是另一个县城里的人＇3＇ ，还有1位拒绝说明，但是其余的7位都说自己是真正的村里人。
第二个特征是：11人里，没有一个是未婚者，没有一个是夫妻都在这个金矿区里的， 也没有听说夫妻合伙卖淫的。其中6人是已经离婚的，1人丧偶，其余4人则是因为夫妻矛盾而离家出走的。这些小姐的年龄都在30岁上下。最小的26岁，最大的36岁。笔者至少知道其中的5人有孩子。＇4＇
小姐们的第三个社会学特征是：虽然老板、帮工和山上的许多其他人都说她们好吃懒做，但是根据笔者的生活经验，与北京城里的许多小保姆相比，这些小姐其实算得上是相当勤快。只要她们自己没有客人，老板一般都指使她们干些别的杂活。
她们总是随叫随到，笔者也看不出有谁故意不卖力气。
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正式身份是服务员，还拿着服务员的工资；也许是因为农村苦出身使她们对于偷懒耍滑的标准实际上很低（而老板和其他人对于勤快的标准则很高） ；也许是因为她们借此排解愁烦。总之，笔者只见到A场所的一位发廊小姐，除了本职业务以外很少干别的活。但是那位女老板说，她有病，干不动。
至于人人可能都最关心的问题：她们为什么要卖淫，笔者以往的研究经验表明，这是个只有局外人才能问出来的最愚蠢的问题；就像问士兵为什么要战死一样愚蠢。
人们虽然可以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范围内的卖淫原因做出无数分析，但是如果面对着一个活生生的小姐，又使用结构式问卷让她选择，那么即使严刑逼供，她也只能胡说八道。
原因很简单：她根本就不是这样来感受自我与外部世界的，更不会这样来思考问题。如果哪位研究者有幸听到一个“圆满”的或者“理论化”的回答，那么请一定再深入了解一下，因为这八成是由于她受到了诱导。
所以，对于“为什么卖淫”这个问题，笔者只想复述小姐们自己说的一些情况，而且难免有所加工（也就是歪曲），因为她们是零零星星说的、互相聊天或者吵架时脱口而出的，并没有意识到听者有心。
此外，小姐即使闲着没事也不会“痛说家史”，因此这里记录的，也有一些是老板或者别的小姐转述的，就不再一一注明了。
二、个案：李小姐B场所里的李小姐已经在山上干了8个多月。她今年32岁（可能是虚岁），典型的湖广人的短小身材和较黑肤色，但是因为“做”的时间长了，比较会打扮，尤其是一头运动式短发，倒也不显岁数。
她是邻近一个县的村里人，从小种地，小学没念完。她很早就嫁到30里外另一个村子里＇5＇ 。不知为什么，她25岁时就离了婚，孩子也留给了前夫。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湖南的农民，她也去住了两三年，又给人家生了一个儿子。但是由于当初介绍的时候，不知是她自己家还是她的亲戚骗了人家的钱，说是借去做买卖，实际上盖房子用掉了；所以男的家里坚决不许他俩结婚。她就又回到自己的娘家，但是很快爹就去世了，兄弟4个分了家，老娘轮流住，她就无家可归了。那大约是3年前的事情。
她从来没有说过第一个丈夫的任何情况。笔者估计可能是她自己做了什么理亏的事。但是她对老爹的亲情和对兄弟们的愤怒，却数次在他人面前溢于言表。
后来的3年， 她去了哪里，以什么为生，不是很清楚。她提到过在雪峰山那个金矿做挑夫，说过那里的挑夫比这里苦多了，而且很不安全。她还说过，她曾经在怀化市附近的一个国营大型维尼纶厂当过临时搬运工。笔者恰好知道那个工厂，就问她厂子具体在什么地方，一共有多少工人，用什么做原料。她回答的都对。
上山到这里之前，她是在湖南那个农民的家里。她把他称呼做“我的男人”，本想在他那里凑合过下去的。但是那个男人已经另外相了亲。还好，他有个亲戚在这里当民工，干的时间不短了，他就介绍她来了。两个多月前，“她的男人”还专门上山来找过她。
她上山以后，先在那个民工的棚子里给大家做饭，但是两三天头上就被现在的老板给招来了。因此，老板一直说她是“干惯了的”，可是她一直不承认，但也并不更多争辩。据另一个小姐说，她们俩拌嘴时，她说过：没有过几个男人，你会来干（这个）吗？＇6＇
在B场所的小姐里， 她的客人算是最多的。据老板说，她“最会做”。可是笔者在观察中发现，她似乎具有一种相对文静和自恃的气质。尤其在晚上陪舞时，只要没有人直接纠缠，她总是把一个年轻的女帮工拉过来，耐心地教她跳“十六步”。
尽管那女孩笨得一塌糊涂，她却似乎心无旁骛，对客人爱答不理的。也许正因如此，与其他小姐的拉拉扯扯相比，她更能吸引客人。
在她的身世中，最值得记录的，也是老板和别的小姐在谈到她时最先津津乐道的， 就是“她的男人”的那次上山。当时，男人直接找到B场所来，而且男人上山来找，这本身就如同惊天动地的大事，所以当时知情的老板、一个男帮工和一个小姐都记忆犹新。可惜，他们的叙述不仅是零零碎碎、没头没尾的，而且互相矛盾的地方也很多。笔者筛选之后，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
“她的男人”已经40岁左右了，很平常的农民。他怀念她的好处，尤其是她给他生了儿子，又没有带走。于是他来找她，想让她回去带孩子。但是那男人已经又结了婚，所以她回去后，只能另住。不过男人说，他现在的老婆不管。
她坚决不干，坚决到当天就把那男人赶走。具体情节，众说纷坛，甚至戏剧化到类似武打倩侠片。但是一测谎，人家两人是一起到外面山上去谈的，叙述者没有一个在旁边。
笔者问过她这件事情。她回答的主要意思是：她不愿意当小老婆。那么孩子呢？
她说，孩子的阿婆（奶奶）很亲这个孩子，这些年就是阿婆带着他，所以她也放心。
笔者虽然不知道这有多大的代表性，但是她的这种想法非常值得注意。
在此地，一个按理说屡经沧桑之后应该是“我想有个家”的农村妇女，宁愿继续卖淫， 也不肯去做小老婆。可是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小姐宁可当每月只有500元零花钱的“二奶”，也不肯再做收入多得多的“鸡婆”。因此，当小老婆还是做皮肉生意，看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收入和生活安定。
那么，在这些女性的心目中，小老婆和暗娼，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和多大的道德差异，才使她们做出完全不同的选择呢？产生并且支持她们的选择的精神力量又是些什么？需要强大到什么地步才行？她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于她们的不同选择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这对她们又有什么影响？
可惜，在这里笔者只能初步回答最后两个问题：李小姐的选择，让老板高兴，让别的小姐不解，但是又从来没有人谈过这个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跟笔者一样，实在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还因为李小姐是这里资格最老的，连老板都让她几分，所以人人回避此事。
当时，笔者真的很怀念以往下乡进行一般社会调查的美好日子。那时多痛快，有问必答，按题画圈就行！脑袋一热，笔者就贸然去直接访谈她、老板和另外两位老板。结果，李小姐还好，毕竟说了上面引用的话。可是别人的回答呢，遗憾，笔者只能写出“老板高兴”和“其他小姐不解”这样的观察记录。＇7＇
三、个案：刘小姐刘小姐是刚刚到B场所来的， 连自己那不多的衣物，都还保存在一个当民工的熟人那里。
她28周岁，中等身材，中等胖瘦，脸上的雀斑和比较明显的双眼皮，恰好把相貌的得分扯平了。
她不但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而且已经习惯了。经常可以听到别人说方言，她却说普通话，双方却也聊得不亦乐乎。她声音发哑，却异乎寻常地喜欢说话＇8＇ ， 再加上那一口普通话， 所以她虽然刚来，但笔者已经听到有人背地里叫她“唐老鸭”了。将来，这可能成为她的外号或者“艺名”。
她虽然是外省人，但是家乡离金矿区只不过80华里。她是货真价实的初中毕业，现在还夸耀她的学习好，老师很喜欢她。她的户口一直是农民，但是21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附近镇上的市民，所以在镇上生活的时间也不短。
她的丈夫原来是国营土产公司的售货员。后来单位说是整顿，实际上是解散了，他就自己做买卖。有了一些发展以后，他就带上她，一起天南地北地做起了贩运服装的生意。他俩最远去过新疆伊犁，去过东北，去过四川、两湖与两广，社会阅历相当丰富＇9＇ ，而且已经习惯于说普通话。他们在河北霸县呆的时间最长，已经在那里租了两间店面和住房，生意也红火，本来是打算在那里长期安营扎寨的。
但是，她的丈夫迷上了赌博，越来越不能自拔，几乎连生意都不做了，全靠她在操持。两年前，丈夫一下子输了一大笔钱，不但把全部家产都输了个底朝上，还欠了一屁股债。当时，丈夫曾经出去躲债，债主们就拿她开刀，把她打得好惨，现在两个手臂上还有伤痕。她实在是害怕了，也绝望了，就下决心离婚。离婚证上白纸黑字地写着：一切财产和孩子都归丈夫，她等于是被扫地出门。但是她也获得了最大的成功：一切债务也归丈夫。
她对丈夫的感情很微妙。一方面根本不相信他能戒赌，另一方面又说，除了赌，他别的方面都挺好。 尤其是她认为，6岁的女儿亲她爸，不亲她。她爸也拿女儿当掌上明珠，所以出去躲债的时候，带女儿却不带老婆。这样，离婚时她的精神负担也就小了一些。
离婚后，她只能先回家。本想在家乡再找一个男人，但是总也谈不成。去年，家乡发大水，引起大塌方，连报纸上都登了。她父母家的房屋、田地和一切的一切，都被冲了个精光。一家6口人到现在还是靠政府救济。
于是她出去打工。在附近的一个县城里，当了两个多月的饭馆服务员，可是除了吃住， 每月只有150元的死工资。她很伤心地说：出来那么长时间，才给家里寄回300元钱，家里还等着盖房子呢。
她毕竟是做过买卖的人， 就辞工出去找活儿，转了附近的4个县城。但是她发现在这些县城里，就连开个烟酒副食店都没发展，因为一天的“流水”（营业额）才20元－30元。问她为什么不去大一些的城市，她说，以前跟丈夫一起卖服装的时候就知道，县城是最好做生意的地方。城市越大，外乡人就越没发展＇10＇。她现在根本没有本钱，只能先从打工、做帮手开始干，所以更不能去大城市了。
她来这个金矿区，纯属偶然。她在附近的县城里曾经听说过这里，但是一直没想来。后来遇到一个家乡本县的认识人，在这里当了半年民工了，一说这里的情况，她就跟着来了。 她自己主动说， 最吸引她的，是这里的饭馆服务员的工资是每月200元，而且据说到处都在招人。
问她上山以前想到过没有，自己有可能“做小姐的生意”？她说（大意）：怎么说呢？这种事情我老早就知道，以前走南闯北的，到处都能看到，不新鲜。那个认识人也提到过小姐的事，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当然知道是干什么。不过来的时候，主要还是想着那200元的工资。
上山以后，那个认识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很小的饭馆。但是她第二天就摸清了山上的情况， 于是自己跑到A场所来了（她对这一行动很得意）。因为这里很大，小姐有单间住，看上去生意也兴旺。
她说，这一点对她很重要，因为她自己开过店，再呆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店里，实在觉得没意思。结果，她因此得罪了那个认识人，几次去找他拿自己的衣物，都不给，还说家里捎信来，让她回家。（她的评论是：放屁！我家根本不知道我在这里：）她说，A场所的女老板什么也没跟她说。但是她一到，就看见客人来“打炮”。
她中午到的，刚开始吃饭，就有一个男人叫她出去，用方言问她是不是刚来的，要多少钱。她嫌烦，就用普通话说：我还不一定在这里干呢（这段事情，她是用明显不耐烦的口气说的）。那男人可能很惊讶，就走了（说到此，她又很得意的样子）。
不过，可能就在当天下午，她就接了第一个客人，是“打炮”，给了她100元。
这段事情，她并没有说过，而是笔者听到过几个聊天的片断，从中推测出来的。一次，另一个小姐说她：你一晚上都没过就有客人，好福气哟。另一次，她跟女帮工聊天，其中有一句：就100块钱还多？新娘子嘛。再说还要交老板呢。
她实在太爱说话了，又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在小姐里很突出，对笔者的考察也助益匪浅。然而她最值得记载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她一直随身带着自己那个绿色的离婚证，还给A场所里的所有人都看过。
笔者曾经怀疑，她当初出来，可能并不是为了打工，而是想找对象，因此才带着离婚证。可是跟她一聊，她自己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再把她前前后后的零星话联系起来琢磨，笔者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她孤身一个女人去打工，别人总会问她的身世。离婚证就是证明，可能比身份证还管用；因为她也带着身份证，却没有向别人展示过。
其次。她自己的家没了，父母的家也没了，这个离婚证可能就是她前此一生的最后见证。所以她不但格外珍惜，而且下意识地用它来向别人表明：我也是人，我也生活过。
第三，她可能对前夫还有藕断丝连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