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黄”和“禁娼”这样的类似“国策”的正义行动，居然需要使用别的什么名义和借口，似乎是很离奇的。但是据笔者推测，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直杆杆地前来抓娼，那个场所的后台一出面，双方都是同事或者朋友，大家都下不来台，弄不好还会伤了和气。如果以别的名义检查，检查者就可以说：这是“例行公事”，并不是专门抓娼，更不是冲着某个特定目标。这样一来，该场所的后台也就说不出什么来，只能同意检查。同样，后台也可以就此约束检查者：既然不是抓娼，那么就别查得太过分。
即使真的抓住了嫖娼卖淫者，双方也都有台阶可下。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以违反某某规定的名义（而不是嫖娼卖淫），不轻不重地处理一下嫖客与暗娼。这样一来，检查者完成了任务；场所的后台也算多少保护了自己的客人与小姐；嫖客和暗娼的损失也不大，于是三方皆大欢喜。＇1＇
至于该社区的管理机构（而不是某些个别的干部）与地下“性产业”的直接关系，笔者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在一般的交谈当中，干部们一般有两种基本态度：一是不承认“三陪”过后必然有卖淫；二是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真有，我们照样严厉打击。
这与笔者在其他地方的考察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当前盛行的“表态文化”的反映。
二、场所的开办跟别处一样，这里的所有场所也都有相应的官方手续，从特殊行业经营许可证、公共场所安全管理证，到占地证、卫生证、防疫证，一应俱全。最多的，一家就有7种证件。 所谓“黑店”，根本不可能存在。这不仅是因为执法严格，更是由于老板之间为了竞争而互相监督。
老板每办一种证件，要一次性交纳300元－700元。可是要命的并不是这笔预投资，而是每办下一种证来，就多了一种按月交费的义务。因此，交费是经营成本里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干部把这叫做法制健全，老板则叫做“有肉没肉割三刀”。
一般来说，老板在开店之前，首先要审视一下自己有哪些“关系资本”，能打通哪些方面的关节；然后还要衡量一下，上下打点的钱有多少，值不值。不过，由于老板们对于暴富的期望都很高，所以他们对“关系”也就很舍得下本儿（本钱）。
例如前文讲述过， A场所的女老板，虽然有一个干部“罩着”，但是仍然必须花费大约4000元给别人请客送礼。 这占到她的总投资的8％左右。如果没有后台或者后台不硬，“关系投资”肯定会更多。
至于老板们花钱办下来的那些“证”，除了作为已经交过钱的收据，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这些“证”都是在该场所建立之前就办好的。天知道，一个还不存在的场所的卫生和安全等等，究竟合格不合格。
场所开办起来以后，老板就必须不断地“不忘老朋友，发展新朋友”。一般来说，是否批准你在山上开办一个场所，是由山下的各机构决定的；但是你的场所是否真的能够办下去，却是由山上的干部来决定的。因此，你必须“维住”负责你那个“管片”的干部，即所谓“县官不如现管”。
一般读者可能会把这当作一般的贿赂，可能会以为，在“扫黄”这样类似“国策”的强劲风头之下，如果老板不这样做，干部就会把他封掉。
对不起，这样想可太天真了。其实，某些老板与某些干部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这样的初级阶段。现在的某些老板，之所以要“维住”某些干部，完全是为了扩大客源，是为了向客人打保票：您放心吧，我们就是××局办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老板和干部，已经是联营的关系了，已经不需要贿赂了。
当然，这样说的老板里，有不少是假冒伪劣，但是货真价实的也不在少数。可惜，笔者在以前的考察里，很难抓到真凭实据，很难做出精确的描述。
这一次，由于这个金矿区的“性产业”具有不得已的较高透明度，所以笔者终于如愿以偿，可以讲一个例子了。
三、个案：C干部A场所的女老板， 原来是镇里的小学老师。不知因为什么跟丈夫离了婚，就一门心思想做买卖。 她不知通过什么关系，认识了山上指挥部的干部（以下简称C干部） ，就下决心上山来开办这个舞厅兼饭馆兼发廊兼录像厅，而且跟C干部认了表兄妹。
虽然笔者一直没有弄清，她究竟是因为要上山才认的亲，还是因为认了亲才想起上山；但是这两件事都是女老板自己分别说的，肯定是前后脚的事，而且肯定不会是巧合。
至于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亲戚关系，笔者也没有完全弄清。该场所里的其他人，都说不出他俩究竟是姨表还是姑表，但又说他们肯定是亲戚。女老板也一直按表哥来介绍C干部。 因此笔者猜测，他们之间可能确实是存在某种远亲关系，但是过去互相一直不知道，后来才相认的。
这种情况在中国人里并不少见，但是就这个例子来说，与其说他们是亲戚，不如说是合伙人。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亲戚关系，经常是“穷在闹市无故人，富在深山有远亲”。不论他俩过去是不是亲戚，像这样临时抱佛脚般地相互认亲，双方的功利心肯定是大于亲情的。
尤其是， C干部自己承认，他在这个店里是有股份的。有多少，他守口如瓶；但是他拿的应该是“干股”，旁证有：
（1） 女老板在讲述她的经济账的时候曾经提到：在每月的收入里，“还要给我表哥分钱”，而其他“打股”的人，她却只字未提。这显然是把表哥的股份与其他人的股份，在性质上给分开了。
（2）C干部在聊到别人合伙打洞子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我那一点点工资，哪里够“打股”啊。笔者已经推算过，开店和打洞子的投资基本相同，“打股”的钱也应该是基本相同。 C干部既然打不起洞子的股，那么他在店里的股，就应该是“干股”无疑了。
像这样以亲戚名义来合伙，确实是当今中国做买卖的一种上佳方式。所以民间把过去用来形容“姑舅亲”的俗话，改用来描绘这种钱上加亲或者亲上加钱的合伙关系：“亲戚亲，钱更亲，砸断骨头连着筋。”
果然， C干部一直干劲冲天。女老板说，整个基建，她只上山来看过两次，全是表哥一手操办的。 C干部自己则说，从那时起，他就基本上不去上班了。每天只到指挥部去点个卯，然后就回来跟老板一起操持店里的一应杂事。
但是， C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他之所以能够拿“干股”的最主要的资格，并不是作为经理，而是作为保镖；不仅仅是老板的保镖，也是客人和小姐的保镖；不仅仅要威慑那些“烂仔”，也要抵挡别的店老板可能的竞争性侵扰；不仅仅要保住本店不被扫黄扫掉，还要努力宣传本店的安全可靠，以便扩大客源。
具体来说， 在笔者所能考察到的范围之内，C干部其实总共只需要做两件事，就足以完成他所承担的重任：第一是站着；第二是躺着。
所谓站着，就是说他需要经常在本店附近出现，而且一定要把他的悬挂式工作证亮出来。尤其是傍晚舞厅大量上客的时候，他虽然不管收钱，但是却总在门口站着，而且要表现出跟老板跟小姐都很熟的样子。只要这样，来的客人就都知道了，这家店“上过保险” ，可以平安无事。当然，对那些“烂仔”来说，C干部就像一尊门神：进来可以，守规矩才行。
所谓躺着，说的是晚上他负责值班守夜。其实也并不是每晚都通宵不眠，而是做这样两件事情：
一个是，每当指挥部在夜里派人检查暂住人口的时候，他就站在场所的门口，远远地和那些检查人员打打招呼，说说话，于是检查人员就过其门而不入。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那些检查人员早就知道他在这个店里，所以根本就没打算真的进来，只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已。说不定，他们只是专门绕过来，跟他聊上几句。＇2＇
二是，一旦他从指挥部获知山上出了较大的治安事件的时候，他就会提前跟指挥部打招呼，保证本店无事。这样，夜间的所有巡逻队和破案人员，就都会绕道而行。＇3＇
如此这般，山上的任何人都不会来打扰本店那些“共度春宵”的小姐和客人。
据女老板说， 本店的客人之所以多，最主要的就是因为C干部在这里，使得山上的人都知道这里很安全。
C干部的这种存在， 几乎完全是为了对付“扫黄”和烂仔捣乱。通常意义上的治安，他不大管，也管不了。这是笔者上山的第一晚就发现的：临睡之前，他把本店的一切稍微值钱一些的东西，统统收藏起来，层层加锁，就连碗筷也不例外。笔者当时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小心，锁好大门不就行了吗？他说，小偷会从棚子的缝里，用长钩子把许多东西钩出去。
当时笔者还没有意识到这里边的意义，后来才逐渐明白：原来山上的小偷可能也知道， 这个C干部，只不过是仅仅“保黄”而已，所以才敢到这里来太岁头上动土。
当然，由于A场所是新开张的，所以C干部的这些活动显得格外突出和引入注目。
B场所是个相对老一些的店，所以那里的保留干部并不直接出面，更不像C干部那样打更。 可惜，由于前文说过，B场所的老板对笔者心存疑窦，所以笔者没能弄清该场所的后台、保镖、关系网和保护伞。
在考察期间，笔者一直怀疑，A场所的女老板与C干部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更加亲密的关系。如果是那样，这个场所的性质就更像极为普遍的夫妻店了。可是，笔者无法弄清这一点。虽然笔者看到过他们同睡在一个“单间”里，但是店里别的人都把这说成是迫不得已，因为那天晚上，所有的小姐都在陪夜，其他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睡了。
还有，C干部究竟能够从A场所拿到多少钱，才促使他如此明目张胆地“保黄”，甚至不怕万一被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抓辫子？这个问题，笔者也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这里面肯定有两个非经济的因素。
首先， 金矿区指挥部所实行的每个干部分片包干的管理方式，偏偏排除了C干部这样的第一批上山者。这不仅仅使得这些干部很难从管理打洞子的工作中，捞取直接的经济好处，而且看来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基本信仰。看来，恰恰是由此出发，而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考虑，才给了C干部那么大的动力和胆量。
其次， C干部属于中年左右、“前途无亮”的那种干部。他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部队当过6年兵， 后来一杆子插回老家，当了一个普通的干部。虽然不知道他原来的抱负究竟有多大，但是从他所讲述的个人经历来看，他刚上山的时候，很可能是雄心勃勃，试图大有作为的。同样，由于他直到现在也不过是山上的一个普通干部，连一个芝麻职务都没有；所以他很可能是因为事业上的不得志，才转而捞钱。
第九节 总 结一、考察方法在本次社区考察中，笔者一开始也试图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进行深入访谈。
但是在一上山第一次与指挥部的干部交谈之后就发现，他们既不知道中国人民大学，也不明白“研究所”和“教授”代表什么意思，更对“社会调查”一词毫无反应。
在笔者以前考察的地方，至少一说“社会调查”这个词，立刻引起了当地干部的警觉。他们一般都是马上往上推，要求笔者去更高一级的行政单位获得批准，然后拿着“批件”再来找他们。如果能够多谈几句，他们一般都会关心：调查是干什么用的？研究所和教授是什么级别？
可是这个金矿区的干部却似乎根本就懒得问，懒得谈。甚至当笔者故意说出要深入访谈许多人时，他们也不做回答，似乎希望快快把笔者打发掉。
尤其是笔者的重点访谈对象C干部， 在知道笔者的真实身份之后，既没有任何警觉或者排斥，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兴趣。在访谈中，他仅仅跟笔者聊过北京的情况、教授挣多少钱等等最一般的话题。
这里面的原因，笔者还说不清楚，只能推测。
也许他们这个地方从来也没有来过什么人搞任何一种调查，所以他们对此并不敏感。
也许他们满脑袋经济问题，所以对除此以外的任何问题都毫无兴趣。
不管是什么原因，干部的这种态度，帮了笔者的大忙。在整个考察期间，笔者如入“无官之境”，“大自在”的感觉格外强烈。
但是，在与老板、小姐和客人的交谈中，笔者在第一个访谈点（一家小饭馆）就遭到迎头痛击。笔者没敢说什么大学，什么教授，仅仅说自己是教书的，可是一漏是从北京来的，店老板两口子立刻就追问不休：认识这里的什么人？带了多少钱来？尽管笔者一再说，仅仅是看看，将来回去好给学生上课；但是他俩从始至终一口咬定笔者是来投资的，还安慰笔者：山上来投资的人多得很，不必这样小心谨慎。
于是笔者发现：自己的考察理由实在是太苍白、太离奇了。这里的人们不但根本不可能相信，而且会使得人家怀疑你的人格与动机。因此，最好的理由应该是来投资的，而且恰恰因为想投资于娱乐场所，所以需要做一些调查。
前文说过，这样的理由马上引起了 B场所老板出于商业竞争的警觉，妨碍甚至阻挡了笔者对该老板的深入访谈。但是小姐们却觉得笔者也是“道上的”，顿时就消除了一般的防范心理。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下子就把笔者从嫖客里给排除出去了，所以才能跟小姐有真正意义上的交谈。
在A场所， 老板知道笔者也是来投资的以后，一开始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竞争的警觉， 专门叫C干部来审查笔者。但是他们可能很快就发现，笔者完全是这个行当的门外汉 ，在当地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能很放心，认为笔者只不过是另一个傻瓜而已，不会构成竞争对手。因此，女老板在对笔者大讲她的投资和经济账的时候，总是念念不忘随时教训笔者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