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包括被当成间谍而受到骚扰的记者和集中居住在北京的外交官。“旅游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被关在笼子里搬来搬去；而那些必须呆在北京的居民，却有充裕的时间去数笼子上所有的铁条。”
此书的其他章节讨论了这些有组织旅游的肤浅，抨击假冒的英雄和按照党的路线进行思考的做法，随后又讨论了阶级斗争、官僚机构和大学的情况。雷斯在文化大革命后周游中国，对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极为敏感。他在书中常常援引20年代和3O年代中国伟大杂文作家鲁迅以及乔治·奥维尔的话。他在人民共和国看到了极权主义行为——“毛主义的毒瘤……在侵蚀着中国的面容……这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在20年的时间里，他们接受传统的训练，学会了寻衅闹事，并把暴力行为和仇恨别人合法化。他们每天都亲眼目睹少年们在‘阶级斗争’的借口下，对长辈进行抢劫、报复、打骂和侮辱；他们必须出席公开批判邻居、朋友、同事和父母的大会，甚至还要积极发言。……这场反对智力的斗争，几乎导致了中国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的灭绝”。
由于北京失去了城墙、城门和主要街道上的牌坊，在雷斯的眼中，它成了“一个被扼杀的城市，一个外形被毁损的幽灵。但它一度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与此同时，中国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的‘文物’送到国外展览，以此向外部世界掩饰对古刹及其他纪念物的大破坏。实际上，除重要城市中还保留了一两座这类建筑供人参观外，其他的类似建筑都被破坏殆尽”。毛是农民，不喜欢知识分子，这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关闭了大约五年的时间（这在现代世界无疑是创纪录的）。教授们受到骚扰、中伤，罚做体力劳动。但取代这些教授的无产阶级分子却没有什么可教给学生的。这样，在接受了体力劳动再教育后，9 / 10 的教职员回到自己的岗位，但他们在学生中已经没什么威信了。同时，除了毛的著作，书刊杂志都停止出版。“所有文化大革命前的电影、戏剧、歌剧等都禁演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自杀了。”在发生了这些过火行动后，恢复工作极为缓慢，“中国人民仍然渴望文化生活”。这样，《中国的阴影》便解释了1976年10月毛的追随者“四人帮”倒台后人民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
在解释这种反知识的做法时，雷斯所用的是奥维尔和鲁迅用过的悲剧词句。他认为，清朝继承了明朝专制统治的“单一正统思想”。一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认为从蒙古人征服中国后，中国早先自由的文化发展便“脱轨了”。无论如何，文化大革命比毛重要，文化大革命中的暴行应归咎于数百年积淀起来的农民对统治阶级的憎恨。农民一旦在这个封闭的社会掌了权，就只能推行他们先前的阶级敌人推行过的官僚主义，因而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确实，毛的文化大革命专门针对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旧风俗。毛用政治控制文学艺术的信条，直接来自18 世纪的乾隆皇帝，这位皇帝使许多指责朝廷的文人学士遭到满门诛杀。这表明，如果中国想消除官僚主义（以及在士气低落时就会出现的腐败现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继续同外部世界保持接触（这种接触过去曾对瓦解旧统治阶级起过作用），造就一个由独立的企业家、实业家、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大学教授组成的知识界。当然，现在这种接触已在大规模进行之中。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阴影》几乎只字未提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物质成就，这有损于雷斯的立论。实际上，人民共和国重建了中国，包括植树造林，修筑水坝、水渠、机井和良田，种庄稼和办工厂。它还通过让社会成员学文化、组织起来学习技术、讲卫生、介人政治、爱国、努力工作、合作和自尊等方法，重组了社会。周恩来如果还活着，他可能会对外国人解释说，革命是曲折的。他决不会持悲观态度，我们也不应该悲观。中国不是俄国，相反，它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所谓法家思想传统，而毛正是利用了这一传统。也许，雷斯今天能看到，自我修养的儒家传统仍然能为中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此篇评论的是西蒙·雷斯所著《中国的阴影》（纽约，维京出版社，1977年），发表于1977年8 月28 日的《纽约时报书评》，题为《毛向文化开战》。
24 现在能披露的新闻报道
＇众所周知，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受到舆论的左右。想入非非与悲观失望、极度兴奋与愤世疾俗等情感相继出现，似乎我们的国民心理是由某种狂郁症仪表调节的。当前对中国人生活感到失望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周期性的，已转向50年代对毛早期革命所表现出的过分热情的反面。但是，这一新的失望情绪也许表明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而这一困境是历史和毛的革命造成的。由于他们的悲惨命运也影响到我们的命运，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解和三思，失望也应变为反省。＇
1943年夏天，美国的战争宣传与新闻检查制度大大美化了蒋介石的自由中国。三位姓氏以B 打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汉森·巴德温和T·A·比森捅破了这个玫瑰色的气球，报道了国民党中国实际存在的懈怠、腐败、士气低落和分裂，这三个“B”在重庆被斥为破坏者，但他们具有求实精神，要求美国人正视中国存在的问题。同时，蒋介石要求他的官员少接触美国人。现在又多了两个“B”：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和理查德·伯恩斯坦，他们也要求我们面对不愉快的现实。
同40年前一样，我们被夹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揭发丑闻的报道（现在被称为调查性报道），对美国人来说是公益服务。美国人每天都需要有关丑闻的报道，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民主。但在中国报道丑闻却被视为不友好甚至是叛逆和危害现行秩序的行为，因为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好形象来维持自己的生存的。由于中国和美国看来都变得难以驾驭，因此，不管它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中国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美国是热门新闻；而在中国，大谈这些差距对政府来说却是坏新闻。但是，北京强调“实事求是”。这样，我们就面临一个老问题：真实的情况是什么？
巴特菲尔德和伯恩斯坦一开始就研究了中国给予外国人的特殊待遇，主张记者必须摆脱有趣的汽车游览和丰盛的饭菜，尽管这两样东西使中国的旅游业取得了很大成绩。两位记者有一个共同的长处：他们都受过正规的汉学和历史学教育，而且都是一流记者。他们不像普通的旅游者那样被两国间的文化差异弄得晕头转向。相反，他们能像中国人那样，把中国的现在与其悠久的历史加以比较。
他们还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首批懂中文的美国驻京记者。到1979年，在10年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中遭到迫害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终于可以毫无保留地披露他们受青少年红卫兵和毛主义者无情迫害的情况了。两位记者都报道了具体人受迫害的具体情况。尽管他们把这些人的姓名和身份都更改或掩盖了，但他们所报道的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与近来许多有关报道相符的。最骇人听闻的是从美国回到中国的爱国华侨所受的迫害，这些华侨回国是为帮助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他们后来却被怀疑、控告、判刑和监禁，以致最后失去工作能力。他们惟一的罪名是受“资产阶级”（美国）的影响。
福克斯·巴特菲尔德在书中向人们提供了有关中国现政权和社会的大量材料，这些材料来之不易。巴特菲尔德1958年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后来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到台湾学习了一段时间。1969年在台湾时，他成为《纽约时报》的特约记者。10年后，他又成了该报有关中国问题报道的最佳记者。1979年，《纽约时报》在北京建立分社。巴特菲尔德十分自信，极有个性魅力。这使他在常驻北京的20 个月里，得以收集极为详细的资料和人证。《苦海余生》这本书的书名，源自佛教的一句格言，意为在苦难中生存。书中的各个章节描述了中国复杂的等级制度和特权，通过个人关系飞黄腾达或独自生存，社会及环境对恋爱婚姻的限制，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缺乏刺激力和低效率的工业、新闻控制等多方面的情况，这是目前有关中国最全面的报道。理查德·伯恩斯坦从1966年到1973年对中国问题进行过七年的基本研究，随后成为《纽约时报》驻香港和大陆的记者。他的著作比巴特菲尔德的篇幅要小，但书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认真推敲，因此极有见解和说服力。他对中国生活情况的探讨，特别是对四川和北京生活情况的探讨，与对人和对事件的描写交织在一起，而且，他还把这些人和事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去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备受限制。伯恩斯坦说，每次他去登长城，都联想起修建长城时所投人的大量人力。秦始皇在22 的年前修筑长城，把大量人力投人国防，就像我们美国人今天把大量财力用于国防一样。于是，毛主席（他钦佩秦始皇）在1958年也调动中国的人力，力图解决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结果却有得有失。
两本书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当前对毛最后10年中的灾难所持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伟大的舵手使中国之船倒退，并驶上了暗礁。毛在70 多岁时产生一种怀旧之情，渴望回到在延安时过的那种简朴生活。他确实憎恨官僚和知识分子。60年代的中国如同今天的美国一样，极为需要一个更富建设性、更完善的政府，而不是相反。但毛却发明了一种“摆脱政府”的做法，这就是“炮打司令部”和“揪出走资派”。狂热的红卫兵自以为在道义上处于正确地位，他们制造了一场大动荡。在这场动荡中，一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几乎都停顿下来。没有人称这一大动荡为毛主义，但伟大舵手的游击战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里根主义相似。例如，他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使他藐视相对优势这一经济规律。他不让有的省产棉、有的省产粮供应全国，而是让各省都各自成为游击战基地，实现粮食自给。结果，棉花和大米的产量下降。他还取消了中央统计局，把它原来担负的工作分还给各省，结果造成统计上的混乱。当然，毛的这些倒退行为，并不像里根先生的倒退行为那么令人喜欢。毛也决不会放弃权力。
这些记者从中国向我们传来的对毛的失望情绪，看来反映出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毛的革命在60年代后期走人歧途，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疯狂的破坏背后隐藏着一个中国人必须面临的更为深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是独裁的国家控制了社会。本世纪前，中国历届政府主要靠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但那时，这些手段基本上只在最高一级政府机构得到实施，而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都处在庞大家族的领导之下。这些家族是地方上的特权阶层。在北京统治王朝实行的集权专制统治和由儒家家庭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各家族之间，存在一种大致的平衡。官员可以辞官归隐。
中央和地方的这种平衡，现在已被打破。党的专政取代了家族王朝的统治，并对农村和城市的每家每户都进行思想灌输、监视和恫吓。党的专政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电信，迅速从上到下动员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并在运动中操纵他们。但是，农民却很难找到一种自下而上反映自己意见的途径。毛的群众路线，即党必须听取群众意见的路线，仍然建立在家长式独裁统治的基础上。官员们无所不知。例如，逮捕你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你有罪。有一次，才华横溢的加拿大记者约翰·伯恩斯坦被保安人员逮捕（这些人坐的车一直跟着他的车）。北京总部的警察问他：“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来？好好想想，然后告诉我们。”在被单独拘禁数小时后，他便明白了。“我在开车时只顾看地图，没有看路，违反了交通规则。”然后，他们对伯恩斯坦说：“对，现在你可以走了。”
巴特菲尔德描述中国普遍存在的三级控制系统——工作单位、街道委员会和学习小组。工作单位就像过去的家族一样对个人实行全面控制，因为它发放粮食和棉布定量、分房子、安排婚姻和上学、提供公费医疗和娱乐活动。它还控制通信和旅游。街道委员会监视人们所有的行为和与外部的接触，随意搜查居民住宅，监视夫妻之间的关系，包括劝架和制止未经许可的怀孕。你若想有隐私，最好挤到人群中。同时，每个人一辈子的工作都是国家分配的；调动工作极为困难；夫妻俩也许分配到两个不同的城市。所有的妻子都既要工作，又要管家。你一次只能对一个人说心里话，不能有第三者在场，因为有两个证人作证，便能定你犯了叛国罪。这种集体主义制度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人从未经历过。旧政府的专制主义更为严重地渗入了中国的政治，而且，另一个巨大的新现实又进“步加剧了这种渗人：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造成日常生活中令人震惊的拥塞现象。由于使用电水泵和良种，进行植树和土地合并以及让村民学文化和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等，中国在物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在50年代，这些成就看来有极为美好的前景；但人口的巨大增长把这些物质成就完全抵销了。革命在过去取得了不少经济成就；但人口的大量增加现在却使全体中国人不得不你争我夺，以确保自己的利益。人们都变得自私起来。住房不足使他们的居住条件变得空前拥挤，一人一间房是不可能的。结婚可能会因为另一对夫妇缺房而被推迟。现代革命在性欲的自我表现方面，被可悲地禁止了。每天排队买东西要耗去数小时时间。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都太多，结果导致人浮于事。人的污染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使国家陷人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