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诬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被捕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亦即“毛主席司令部”，除毛主席本人，还有林彪、江青等都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聂绀弩是怎样“污蔑”这个司令部的呢？由审讯笔录可以大略得知其内容。
1972年12月3日
审理公安局控告反革命犯聂绀弩一案
开庭时间：10时0分
开庭地址：山西省运城地区稷山县看守所
受审被告人姓名：聂绀弩
性别：男
年龄：71岁，1903年1月28日出生，属相虎
家庭出身：破落地主（城市平民）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
民族：汉
宗教信仰：无
籍贯：湖北省京山县
住址：西直门内前半壁街35号
文化程度：大学
工作机关、职务、级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人员，行政13级，原9级
参加过什么党派团体：1923年参加国民党
曾在何时何地受过审判和法律处分：1957年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
家庭成员：妻 周颖，退休，原全国政协委员；女 聂海燕，歌舞剧院工作
问：你何时到公安局？
答：1967年6月25日。
问：为什么？
答：犯了罪。
问：哪方面？
答：主要是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对被划为“右派”不满意，主要是对机关领导不满意就表现出来，对毛主席也有伤害的地方。
问：以什么形式表现的？
答：我做了些旧诗，诗中包含了对毛主席不敬重的地方，在下放到北大荒时我歌颂劳动，同时说明这么多劳动好的人都划为“右派”，认为毛主席有不民主的地方。
问：（出示证据）是你写的吧？
答：是。
问：为什么写这些？
答：我以前并不会做诗，情绪坏了就开始学做诗，对个人不自由不满意，有时候就用诗表现出来。
问：你接触的人有哪些？
答：就二三人，都是右派，有吴祖光，黄苗子，感到这些人懂得我的心情，说得到一起。还有陈迩冬，师大的钟敬文，还有戴浩……
问：接触中散布了什么观点？
答：在“文革”初期自己不懂得，不理解，认为毛主席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还说过划右派，等于在人的脸上刻了字。
问：用历史人物比喻过吗？
答：说过如《水浒》上（林冲）的面上刻字一样。
问：对党的民主怎么看法？
答：把刘（少奇）和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说成是反革命，不理解，我们这些人都认为毛主席站在党之上，不民主。
问：对毛主席还有哪些看法？
答：我对毛主席有埋怨的地方，认为毛主席不民主，没有为我申冤，但同时也认为毛主席很伟大，领导这么大的国家。
问：你对毛主席身体说过什么？
答：听别人说过。说江青的话，也是听别人讲的。
问：你用讲历史攻击过现实吗？
答：我讲过唐太宗肚量非常大，这不是什么好意思，也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
问：你讲过《聊斋》故事吗？借以讽刺现实。
答：我研究过《聊斋》，我是搞古典小说的，谈论过，没有进行攻击。
问：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
答：是事实。
问：以前你交代的材料有没有要补充的？
答：都是事实。
问：对你的问题怎么认识？
答：自己有反动思想，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我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过去有意见，现在认识到不是他们，主要是我走向了反动。我现在的精神面貌与在北京关押时不一样了，因为想通了，所以精神也好了。
问：（政治教育）判你刑有什么说的？
答：没什么说的，我的罪都是事实。
这个审讯，是非常简短的。大概是因为案子是由北京市法院审的，人却关押在山西稷山县，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办案人员跋涉而来，实属不易；而且，这个“现行反革命”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无须更多审理，只是走走过场而已。“文革”中曾经“砸烂公检法”，取消了法院、检察院，到1972年才恢复法院。这次对聂绀弩的审讯时，法院刚刚恢复不久，由公安局直接向法院起诉，程序是极简单化的。问曰“公安局找你谈，你交代的都是事实吧”，答曰“是事实”，这就够了，按照公安机关侦查预审的材料就可以直接定案了。
公安机关向法院提供了什么样的材料呢？下面是聂绀弩在公安局预审时的部分口供的摘抄。
1967年2月18日预审口供：
我写诗发过牢骚，这些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政协红卫兵抄去了，我也烧了一部分。主要是对自己的处境和别人的处境不满，指的是胡风、冯雪峰。
1967年5月17日预审口供：
我是1962年回京的，以后有来往的有黄苗子、戴浩、向思赓、陈迩冬、钟敬文、萧军、王次青等人……
1967年7月13日预审口供：
在我划“右派”以前对毛主席没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总觉得自己不“右”，对划为“右派”想不通。我在文艺界对周扬、王任叔有看法，但我怀疑毛主席领导的这次运动是否正确，我怀疑毛主席是不是搞个人崇拜。是毛主席在搞个人崇拜，不是别人在搞，我没有材料根据，我认为他偏重于搞个人崇拜。我没有什么根据，只是从我个人的遭遇而想到的。
我们一次运动把一些人划到圈外去，一次运动把另一些人划到圈外去，这样圈子越来越小。
圈子越来越小的实质，我没有研究过，如果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我认为是毛主席在这样搞的。
这些话可能对戴浩和向思赓讲过，因为他俩到我家去得最多。
我认为党内民主少，甚至独裁。我认为在党内某些负责人说话也没有自由，只有毛主席有说话的自由，毛主席说了算。对谁说过，记不起来了。
我认为给“右派”戴上帽子，和宋朝给犯人脸上刺字是一样的，在形式上是一样的，戴上“右派”帽子以后，别人不接近他们，只好“右派”找“右派”，到了一起谈不出什么好的，就是发牢骚，找不是“右派”的人谈话，人家有戒备，所以找“右派”谈话，我认为是人生的乐事，物以类聚嘛！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点的火，我认为和“火牛阵”一样，毛主席是田丹，红卫兵是牛，毛主席用红卫兵冲垮彭、陆、罗、杨。彭、陆、罗、杨认为党内不民主，我也有相同的看法。
我认为毛主席很会利用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心理，在这个心理下面，集中一股力量，冲垮敌人。
我对毛主席的身体健康是有怀疑的，我看到谢、胡到中国访问时和毛主席照的照片，照片上看毛主席身体不怎么好。
听到宣传毛主席身体健康，我认为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拿毛主席身体健康做宣传。
1967年7月17日预审口供：
我自己有不少的民主主义思想已很久了，我以这思想看待毛主席、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都是错误的、反动的。由于我被划为“右派”以后，我领会了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滋味，更觉得民主是可贵的，所以觉得毛主席不民主，党内党外不民主，搞个人崇拜。我接触的都是旧的知识分子和旧民主人士，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党内的事，党内人员都要求民主，所以逼迫毛主席，是民主还是不民主，要毛主席表态，所以毛主席用大民主的方法来回击要民主的人。我只知道要民主，而没有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防“修”反“修”问题，通过学习，我认识到我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的看法全部错误和反动，我要很好的改造自己。
我听人家说，在“文革”中，林彪和江青谈恋爱，有男女关系问题，后来我也对别人讲过。我和谁讲记不清了。
我是听戴某说是罗某的女儿说的，那女孩子可以出入中南海，能和首长接近。
1967年10月14日预审口供：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认识一个叫戴某的医生，他给我讲，罗某女儿和他讲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这句话主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我对别人也讲过。
在“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我和王次青讲过，张国焘在重庆出版一本书叫《红色舞台》，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我把攻击内容对王次青讲了，并说明现在中央领导不民主。
我给戴浩讲过一个故事，汉朝时，大臣晁错向汉武帝建议将各地方权力集中到中央来，汉武帝果然这样做了，后来引起各地方造反，汉武帝将晁错给杀了。我编过这个故事。主要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人，是反革命性质的问题。
在聂绀弩被捕后的10个月时间内，北京市公安局对他进行了多次提审。随后，政法机关自身发生内部造反和外部冲击，办案处于停顿状态。1967年夺权风暴中，北京市公安局一度被北京政法学院造反派接管，接着实行军事管制。1969年10月林彪发布加强战备的“第一号令”，聂绀弩被转移到山西稷山县看守所关押。随后，发生了“林彪事件”，政治形势风云突变。直到1972年6月，公安机关才将聂案起诉到法院审理。一审法院于1972年12月进行了一次审讯，又迁延一年半才作出判决。最后判决的依据，实际就是聂绀弩在预审中供述的那些东西，一部分是诗，一部分是言论。
无论是聂绀弩的诗，或是他的言论，都只限于他与朋友之间的思想交流，即便是具有对他人“攻击”和“诬蔑”的内容，也并不能构成法律上的责任，更不成其为刑事犯罪问题。但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践踏法制的特殊时期，那个时期的案件是无法按照正常的法律理念去解释的。“思想罪”、“言论罪”这种迫害有识之士的冤狱，历来只有在高度集权、完全扼杀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政治背景下，才能制造出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进行了对冤假错案的全面复查，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类案件就简称为“恶攻”案，全称应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案”。从相关资料可知，“恶攻”类案件涉及十余万人众。诸如写错一个字，说错一句话，唱错一句歌的“现行反革命”比比皆是。有的因为误将报纸上的毛主席像撕破了，有的拿报纸垫屁股坐时正好坐了毛主席像，这些都能定罪为“现反”案。在十余万同类案件中，聂绀弩算得上是一个高级的“反革命”了，他有那么多的诗，那么多的言论做罪证，要比其他的“现反”案质量高得不知多少倍了。
从审讯情况看出，聂绀弩头脑是清醒的，胸怀是坦诚的，思维是睿智的。他不隐讳自己的观点，不隐讳自己对1957年“反右”斗争的不满，也不隐讳对毛主席的所谓“污蔑”。他认为自己是基于民主主义思想，反对不民主的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他说“文化大革命”是“用大民主的方法回击要民主的人”，这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一种颇为独到的见解。他用西汉晁错的典故譬喻林彪，表现了深邃的政治预见和智慧。他对于毛主席健康问题的言论也是笃实而坦诚的。他表示要改造自己，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是“不当权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话幽默得让人喷饭。
法庭和监狱，被马克思称之为国家机器，毛主席说那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尤其是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说到那些地方，就让人毛骨悚然。当事人受到审讯的时候，会做出形形色色的表现，有胆战心惊的，有痛哭流涕的，有死顶硬抗的，有见风使舵的。有的人遮遮掩掩，推三阻四，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说个“是”字；有的人为了立功赎罪，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事情一盆水倒出来，没有的事情还要东拉西扯、检举揭发、胡编乱造。一个人的修养和气度，任何场合都能显示出来，尤其是在厉声厉色的审讯面前，镇定自若、从容对答的人并不多见。
聂绀弩这个“现行反革命犯”是当之无愧的，对于指控他的“犯罪事实”，全部供认不讳。他既没有顶牛对抗，推脱责任，也没有低头认罪、痛改前非，表现了他长期养成的那种传统的读书人的品质。他是一个富有智慧和理性，操守笃固，耿介特立的人，即使到了囚犯中，仍然有着一种鹤立鸡群的姿态。
祸端酿成从头说
《聂绀弩全集？附录？聂绀弩生平年表》中，关于聂绀弩1967年的事是这样写的：
预窥风雨将临，两次去信嘱胡风毁去赠诗，自己也将赠诗撕毁。1月13日，中央公布《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者即以“现行反革命”罪惩办。1月25日晚，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寓所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投入北京功德林第二监狱。逮捕具体原因不详，并因无正式法律手续，家人很长时间无法知其关押地点。
在这一段记述中，前面既然提到《公安六条》，又明确说了“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后文却又说“逮捕具体原因不详”，这是不是文字表述的矛盾呢？行文似乎矛盾，而实际上颇有可推敲的内容。
聂绀弩被逮捕的原因是清楚的，他是如何构成“现反”罪的，判决书上已经言之凿凿。但是，在未行逮捕之前，专政机关是如何掌握聂绀弩的“罪行”的，为何一俟《公安六条》发布，此人即刻成为目标？这就是“具体原因不详”的疑窦所在。
现在通过档案材料的佐证，这一问题大体可以水落石出。至少是从1962年9月起，聂绀弩就成了专政机关监视的对象。
1962年是一个政治形势错综复杂的年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还没有过去，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局势。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加紧了侵越战争，威胁中国边防。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蒋介石政府图谋“反攻大陆”，准备窜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