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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所谓后台，是指当年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张执一。张执一是湖北汉阳人，与聂绀弩称老乡，关系非同一般。聂与友人谈话中曾说到他从北大荒回京的经过：
我是怎么回来的呢？是张执一先提出的。他同老夏（夏衍）商量过后，在一次国务院的会议上提出来说，有些人在北大荒劳动年纪太大不适应，可以回来，比如聂绀弩。他故意在总理面前这样说，他想只要总理不置可否，他就有办法立刻让我回来。谁知道总理说了一句‘聂某人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一说，事情就搁起来了。过一个时期，和我很熟的一个局长又向张执一提起我的事，他去找老夏商量。老夏说，要他回来容易，马上能办，可是回来之后工作位子不好摆，回“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好，放在“文联”也不好，大家都是熟人，对他不好。张执一说，只要他回来，工作方面我来安排。这样我才回来，张把我安排在政协，并且替我打算，叫我写个研究计划，在家做研究工作，由他拿我的计划给齐燕铭、夏衍看，他们同意，也批了。
这段话，足可以看出聂是如何倚赖于张。张执一给聂安排了工作，聂还不用上班，只是在家写诗、看书，何等逍遥。不仅如此，聂家的住房也是张执一给解决的，借住邮电部的房子，人家要收回，张执一说了话才让继续住。张执一出了问题，聂当然很紧张，一是怕让腾房，无处栖身；二是怕让上班，不得自在；更重要的是怕政治株连。
张执一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成了批判对象，受到了所谓“蜕化变质”的指责。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城市开展了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只要运动在某个单位一开展，就一定会抓出不少的“阶级敌人”。据聂绀弩当时听到的传闻，张执一的主要问题是“多吃多占”，因为一个附属生产单位，搞掉了几万元，糊里糊涂就没有了，责任牵连到张的头上。“五反”工作队进驻后，就召开批张的大会。聂绀弩的夫人周颖在全国政协工作，她当时回家后提起批斗张执一的情况，曾这样说道：“机关整风是有些人整，有些人没资格参加整。开张执一的会，自己检查了两天，礼堂里满都是人在听，你猜参加的是什么人？礼堂饭厅的服务员娃娃，开电梯的，搞清洁卫生的，独没有我们这些人。彭子冈还问，为什么那些人能参加，我们不让参加？我想没有我们的份儿更好，乐得睡个安乐觉。你想可怜不可怜，张执一这样的人检查了两天，却让些个娃娃来给他提意见。”无论如何，张执一是在这次运动中垮了台的。有人问到聂与张执一的关系时，聂直率地说：“是同乡，他原是我的靠山，我在政协不上班，原是有他的依靠，不料现在靠山变成冰山了。”
其次为“阶级”紧张，是说运动要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聂绀弩在与朋友闲谈中说：“阶级是可以制造出来的，你我就是被制造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四清’工作队下来以前没有提到阶级，（他们）下来以后，阶级就来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一个风潮一来就一切不顾，大炼钢铁一来，连吃饭的饭锅也不顾。”“这一次‘四清’是‘五七年’党内整风的继续，从基层整起，从党员整起，整下去会整到上头来，又要转弯。现在人的命运，十分渺茫！”聂绀弩有一个叫向思赓的朋友，当时还说过这样的话：“老聂他们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像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当然，聂绀弩也未必真的害怕，他说的都是气愤之语，内心不见得多么紧张，但戒备的思想还是有了。
三者为诗紧张，是因为聂诗在小范围的传递，已有“反动”之嫌，这是他烧诗的最直接原因。
聂经常给友人赠诗，或是把诗作抄给友人看。当政治气候紧张之时，这些友人中有的就为他担心，也有人害怕牵连到自身。如对聂诗颇为赞赏的向思赓，一次就关切地说道：“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我也很担心。其实有什么呢？他最大的吃亏是相信了文怀沙，让文怀沙老婆抄诗，结果传了出去，这人能相信吗？最近还好，聂已经有了警惕。”再如黄永玉，他所在的美术学院开始整风后，担心闹到自己头上，担心把他和聂的交往关系扯出来，于是，黄就托肖离转告聂绀弩说，万一将来要交代同聂之间的关系，黄就准备说聂曾经给他寄过诗，这些诗有几首烧了，有几首还在云云。聂绀弩听了黄永玉这番话的传达，认为黄不应该那么紧张，是没有经过风浪之故，然后就约黄出来吃饭，劝他不要慌张。聂说：“事情就出在慌张上，胡说八道会出乱子。你就骂我好了，骂我什么也没关系，骂我右派戴过帽子这些都不要紧，说顶讨厌聂某人也可以，但你不必提到我做诗呀！即使提，也只能提我写出来挂的那张，说就是这张，其他一概不承认。你若说烧了，好，越说人家越怀疑，最后追到我这儿来，要我把整本诗拿出来，这不就害人了吗！”聂还对他人说：“
我估计永玉的问题是个屁事，但是处理不好就会惹乱子。即便要搞到他也要半年以后。现在许多学校搞起来了，全是莫名其妙。许多普通中学的学生，解放初期顶多几岁，都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现在要划起阶级来，这还得了，现在社会上都人心惶惶……”
1965年那次“社教”运动虽然没有整到黄永玉，但也并不完全是虚惊一场。聂绀弩虽然劝说黄永玉“不要慌张”，其实正是由于黄永玉准备将诗稿交代出来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醒。聂烧诗的动机大概也是由这件事引发起来的。
几首咏猫的“反动”诗
聂绀弩虽然有了“政治警觉”，虽然采取了焚烧诗稿的行动，然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的写诗活动早已被控制在专政机关的视线中了。
在阶级斗争被极端地扩大化的年代，文字狱的阴影很可怕的时刻笼罩着知识界。然而，一些正直的文化人并没有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聂绀弩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也许是他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专政机关的眼睛早已经盯上了他，但他自己毫无觉察。他每写下一首诗，很快就会进入专政机关的档案中。
1963年7月，一份材料送到了专政机关领导的办公桌上：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聂绀弩，最近又写了十多首“咏猫”的诗，内容半属反动，半属色情，从这些诗可以看出，他仍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反对社会主义。现将诗中反动性较明显的选录几首如下：
黑猫
社会主义是花，社会主义是朵，
花前朵下黑猫，酣睡蘧蘧是我。
阔猫
日攘一鸡扰户庭，坐观群鼠倒油瓶，
笑它鼠辈真多事，计议赠君九子铃。
老猫
画虎不成改画猫，画猫反类锦毛虎，
不随鸡犬去登仙，要捉人间白日鼠。
接到上述报告，负责人即批示曰：“聂这个人要注意观察。”
这个批示还算温和，如果聂绀弩此后不再继续写这种“反动诗”，不再让人家“观察”到什么，也许会安然无恙。问题是聂绀弩本人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观察”，他还要不断地写诗，也就不断地被报告，上面的批示也就渐趋严厉，直到后来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送入监狱，这都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上面三首咏猫诗，为什么会被定性为“反动诗”呢？
《黑猫》写社会主义的花朵之下，猫儿优哉游哉酣睡，这显然是讽喻笔法。以此比喻那些挂着漂亮的招牌，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这不是批评个别人，而是讥讽时事。
《阔猫》对时政的讥诮又进了一步。“日攘一鸡扰户庭”，是指责那些扰民的官僚的。猫不捉鼠，只是每天打鸡斗狗，扰乱民户。群鼠为感谢猫，商议给猫赠送一件贵重礼物，这当然是行贿。九子铃是什么？是宫殿上用金玉做成的装饰铃。李商隐《齐宫词》曾描写道：“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老鼠把宫殿上的金玉器物盗出来去贿赂猫，实际不就是猫鼠勾结，公开盗窃国有资产吗？我们知道，在当年，特别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干部贪占盗窃之风一度盛行，聂绀弩此诗应有所指。
《老猫》所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一个正面形象。这只老猫不愿意随波逐流，立志“要捉人间白日鼠”，不愧为反腐败的斗士，但在当年，聂绀弩这样写就有“反党”之嫌。
从聂绀弩写这些咏猫诗到现在，已经时隔40多年了。时代在前进，社会理念在变化。现在看来，这些诗无论思想性、艺术性，都是较好的作品。而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高度划一，阶级斗争风声鹤唳的情况下，这些诗被视为“反动诗”也是毫不奇怪的。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中有一首《咏猫为正宇黑妮作》，是七言律诗，多处用典，显得艰涩，不如上述几首诗写得好。张正宇是“文革”前国内很有名气的画家和舞台艺术设计师。黑妮是黄永玉的女儿。张正宇在1966年春节所作的一幅画上题有“要捉人间白日鼠”，显然是用了聂绀弩1963年的诗句。七律《咏猫为正宇黑妮作》，当是聂绀弩看到张正宇1966年春节画作之后，才又写下的，并不在专政机关原已掌握的“十多首‘咏猫’的诗”之内。
聂绀弩烧掉了许多诗稿，这无疑是一大憾事。有些作品另有抄件在朋友手中，或是进入了司法机关的档案，有些作品聂后来又回忆重写了，也有一些作品永远找不回来了，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在我们为聂绀弩焚诗而深憾的时候，也许更应该想想在那些政治运动接二连三的年代里，有多少诗人和著作家都曾经将自己的创作付之一炬，都曾经有过不许写、不敢写、不能写的残酷遭遇啊！
然而，事实也向我们证明：诗是焚烧不掉的，聂绀弩的作品流传着，并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一切优秀的诗篇都会流传下去。诗是思想的寄托，诗是自由的象征。诗总是在压抑中生长，在压抑中爆发。诗有着不屈的性格，诗有着不怕焚烧的超然的生命力。
我相信，聂绀弩的诗将会广为传播，成为诗的生命力的又一例证。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不妨把诗，把思想，把自由，比作野草。
“反动言论”真灼见
聂绀弩档案中的“现反”犯罪证据，除了“反动诗词”，还有许多的“反动言论”。被人举报的“反动言论”材料达上百页之多。其中一段时间内，关于文艺问题的言论，集中在为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受到批判而鸣不平。
聂绀弩为邵荃麟等人受到批判而抱打不平，以至满怀愤慨，这一话题在与友人聚会中屡屡涉及。在有关机关反映他问题的报告中，称之为“反对文艺整风”的言论。因为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各机关部门也都开展了整风运动，聂的言论涉及了当时重要的文艺方针。
“写中间人物”问题，是文艺批评家邵荃麟在1962年提出来的一个创作观点。这年6月召开的《文艺报》重点选题讨论会上，他讲到了“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由此引申，提出了文学要“写中间人物”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在同年8月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作了更为明确的阐述。他说，文学工作者并不一定要去追求那些壮丽辉煌的史诗题材，而是要从周围比较熟悉的人民日常生活中间去认识社会变革的真实状貌。写英雄人物是为了树立典范，但也应该注意中间状态的人物。这是因为，“两头大，中间小，好的坏的都比较少，广大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很重要，矛盾往往集中在这些人物身上。”
邵荃麟时任全国作协党组书记，他的这个文艺理论的提出，对于长久处在“左”的思想束缚中的作家们来说，应该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宽松作用。然而风云变幻莫测，就在中国作协召开大连创作座谈会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阶级斗争。很快，小说《刘志丹》被定罪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接着，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两则“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批示”，强化了对文艺创作的严厉的政治控制。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进行政治批判。到了1964年，便是邵荃麟首当其冲。《文艺报》发表了《“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对邵发起猛烈攻击。随之一大批作品，包括电影《早春二月》、《林家铺子》、《北国江南》等，都被定为“毒草”。
这是已经消逝的一幕历史。那个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书，出于对文学的爱好，颇为关心当时的势态，也注意阅读《人民日报》那些批判文章。对于《早春二月》那批好的电影照样爱看，对于“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赵树理的小说照样爱看，但同时，对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也能接受，因为心里都清楚那是中央的态度，是“阶级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那个时候是听不到第二种声音的。文艺界的一批正直人士，当时就对那种“左”的方针抱着极大的不满和愤慨情绪，这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
当看到聂绀弩当年的那些叛逆言论的时候，是非常令我激动的，我感到聂绀弩就是那个时代刚直不阿的文化人的优秀代表。
通过阅读他的言论，重新回顾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艺界状况，深刻感受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