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
1965年5月8日下午，聂说：有八个人公布了是修正主义，阳翰笙，田汉，邵荃麟，夏衍，齐燕铭，陈荒煤和瞿白音……
某友人说：荃麟这次也算上了，这个人本来是很稳的。
聂：这和稳不稳没有关系，随你是什么样的人，遇着了教条主义都没有办法，政治是不可以理喻的。
1965年8月19日晚，聂说：香港出版了小说《杜秋娘》，像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作者，他知道中国现代人的生活比知道唐代人的生活肯定多得多，可是他不能写现代人的生活，只好写唐代人的生活，因为写现代人的生活犯忌讳，所以不得不厚古薄今，这种厚古薄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是从古以来写不好的，《三国》写刘备、关云长都写得很不成功，《水浒》写宋江写得失败得很，写张飞、曹操不作为正面人物处理，也不把他们作为英雄，《水浒》中的林冲、李逵、鲁智深这些人物和张飞、曹操一样都不是顶尖的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比起刘、关、宋这些人物不知高出多少倍。读《三国》会觉得作者把曹操写成了一个真英雄，而刘备却是个土偶人，老拖着眼泪鼻涕的可怜虫，“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这句话简直与刘备毫不相称。这不是什么人提倡或者作者主观想写就可以写出英雄人物来的，我命令你写一个英雄人物出来，这是笑话。
1965年11月6日同友人午饭间，谈到老子和庄子，聂说：我现在深深体会到“为无为”这话有深切意义，老子叫人“为无为”，就是要做到顺任自然。知识分子应当干什么事，就叫他干他的，不要去打扰他、干涉他，不要一天到晚指挥他、命令他干这个干那个，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他自然能写出好的作品来。你不是搞文艺的，可是偏要对文艺问题出许多主意，写书记要写成都是英雄都是神，可是写出来群众不爱看，他妈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书记，毫无缺点的人物你怎么写？康生说，你们为什么都搞到古典那里去了呢？其实为什么，不是很简单吗？现代的东西不能搞，一搞就错，越是现代的题材越不能搞，你写毛、周，你敢写？写一笔都有无数人给你指手画脚，所以只好搞古典的东西，使现代文学开倒车。其实，一件作品只要它对社会主义有好处，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对头了，管他中间人物、英雄人物，都可以写。把人物分开几类，这是中间人物，那是英雄人物，然后辩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这是无益的辩论，自找麻烦嘛！所以两千年前的老庄是哲人，他叫人“为无为”才可以有为。
从上面所录言论，可以看出聂绀弩的文艺观点。就我的感受而言，对“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聂绀弩的观点是确定无疑的；对“英雄人物”的辨析，聂论也是十分深刻的。但他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强调文艺创作不能由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决定，文学艺术有自己的规律，将领导人意志强加于作家，用政治的教条去束缚艺术，那就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得以问世。从聂绀弩同友人的言谈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那种“左”的氛围。大家每天都在打听、议论、担忧：谁又出问题了，谁又被批判了，谁又垮台了，那是怎样一种压抑、恐慌的环境啊，那还能出了好作品、好作家吗，那还会有真正的文学艺术吗？
“写中间人物”的提出，确实是有背景的，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其时整个文学艺术界已经久无生气，所以在1960年北京新侨饭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1962年广州的剧作座谈会上，周恩来都作了鼓励作家解放思想、活跃创作的讲话，直接领导文艺界的周扬等也试图做一些“纠左”的工作，邵荃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深化现实主义、写人民内部矛盾、写中间人物的理论。但是到了邵荃麟挨整的时候，却不分青红皂白，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所以，聂绀弩对此愤愤不平。直到中央制定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明确指出运动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聂绀弩还气愤地说：邵荃麟是当权派吗？尤其是说到“可怜得很”的孟超，聂愤然冒出一句“这还不是鬼话？”现在想来，他的这种激愤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孟超的新编昆剧《李慧娘》的批判，竟然是江青到上海与柯庆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组织人写的文章。“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这也是聂绀弩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邵荃麟也在“文化大革命”初被逮捕入狱，1971年即已含冤去世。聂绀弩出狱从山西回到北京时，才惊闻邵公死于狱中连骨灰都没有留下的悲惨情状，以极度悲怆之感写了一首《挽荃麟》，其中有诗句曰：
君身奇骨瘦嶙峋，支撑天地颤巍巍。
天下事岂尔可为？家太高明恶鬼窥。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语出《汉书？扬雄传》。邵荃麟那个时代，他支撑文学界的局面真是一种颤巍巍的状态，天下事总是难遂人意，也不允许你有所作为，你的思想见解既很高明，就必会遭到恶鬼的忌恨。这与杜甫说的“魅魑喜人过”是一个道理。
我国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今天的比较繁荣的态势，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也还是要回头看看，以便汲取那些教训，让正确的方针坚强地支撑起来，不再是那种颤巍巍的状态。
豪饮纵论天下事
档案中搜集的聂绀弩言论，都是1962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这段时间内，他同友人交往中的谈话。所涉话题不仅是文艺方面，更多的是议论国际国内政治时局。这当然就更容易引起专政机关的注视。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的罪状中，“反动言论”都是涉及时政的。
现在来看这些言论，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聂绀弩的思想、才气和人格；另一方面，也会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他的一些观点，是人们许多年以后才达成共识的，有的也许是至今仍未被人领悟的东西。当然，一个人的即兴谈吐，尤其是带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言论未必都很准确。无论怎么说，在当时极“左”思想盛行、炙手可热的情势下，他的那种反潮流的精神是可贵的。他的时事洞察力是敏锐的，他的思想是深邃的，他的理念是卓尔不群的。
有句老话说：“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也许是那些失落在野的读书人的安慰和调侃。事实上，真正的文化人，没有不关注时事的，整个世界的形势都时刻装在胸中。聂绀弩从北大荒回来后，一直闲散在家，既不上班，又不开会，但他对国际国内的时局演化了如指掌。每与友人聚饮，酒过三巡，话如涌泉，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文化，高谈阔论中不乏见解精辟的惊人之语。
如谈“中苏”论战，聂绀弩说：我们的《九评》很厉害，苏联被我们唬住，他们不敢公开辩论了，赫鲁晓夫是我们哄他下台的。但是，《九评》并没有提出新的东西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只是抓住了列宁当时讲的一些东西，从那本《国家与革命》里翻来覆去抄，目前的形势与列宁所处的形势大不相同了，这些理论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
如谈到印尼的苏加诺下台，聂绀弩说：有人说苏加诺联共产党联坏了，艾地的过“左”做法搞到今天的局面，我看是说得对，条件没有成熟，一切力量都没有准备好就盲动起来，没有不出乱子的，天天嚷嚷世界革命形势很好，东风压倒西风，结果出了这么一件大事情，“左”倾冒险主义害死人。
如谈到与西哈努克的友好关系，聂绀弩说：柬埔寨也不一定就一辈子跟着你，你可以拉住西哈努克，人家也可以发动别的什么亲王来倒掉西哈努克，国际斗争，力量消长，不是看眼前的。
这是聂绀弩在1966年1月间的一些言谈。4年之后，柬埔寨果然发生军事政变，西哈努克的元首王位被废黜。这不能不让人叹服聂绀弩对国际风云的敏锐观察。
档案中所见，他对形势的评议大多还是国内问题，兹摘抄部分言论如下：
1965年8月4日晚上，数友人在聂家一起吃饭，饭后，话题从北大荒谈起。聂说：你知道吗，北大荒从前那些头头全都垮光了，从王某人起都换下来，他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组织部长最有权，犯的错误最严重，主要是浪费大量资金，生产没成绩。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就知道嘛，叫你去伐木，挖沟，割草，天天让你劳动，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些劳动力花下去应当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不懂得什么叫经济，就懂得这些人空下来就会造反，所以拼命让你忙。上山伐下的木堆在那儿烂了，运不出去。拖拉机播种，没人收割，在地上烂了。冬天你去开沟搞水道，春天就垮了。这样怎么能搞得好？加上贪污、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些人有权，女人可以随便搞。开了的荒地第二年就丢空了，生荒还好，反正可以积肥，熟荒更遭，整块地就没用了。现在北大荒又大大缩小了，驻蒙部队都开发西北去了，剩下的是山东来的支援北大荒的青年，这些人都是灾荒那几年从山东来的。山东比北大荒更糟，人活不了就到北大荒来，不知还有比北大荒搞得更糟糕的地方，其实全国好多地方都如此，不止一两个地方。“四清”就暴露了很大问题，基层干部没有一个好的，根子全都坏了，又不能连根拔，拔光了谁来干呢？这是不可解决的问题，而且是致命的严重。从这个问题看出社会主义是要长期去搞，因为许多根本问题不能解决。他们体会社会主义要经历长的时期是在于知识分子，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问题，我们体会的是这些根本问题不能解决。
现在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懂艺术……毛主席懂得诗词，但没人懂世界文学……在党内懂得世界文学的人，是田（汉）阳（翰笙）夏（衍）邵（荃麟），现在全都完蛋了。第二，不懂民主。毛主席和鲁迅，有共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民族思想上，鲁不如毛，鲁迅对中国民族的估价是很低的，他自己本身就不大看得起中国人，毛公是有民族自信的；可是民主主义思想，毛不如鲁，鲁迅平日很强调民主。现在提起民主好像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这是错的，一方面也知道自己缺乏民主，也拿民主来做号召，8月1日的文章题目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这是因为没有，所以故做宣传，所以不是不知，知道了故意加以掩饰而已。现在这个制度很可怕，是层层专政……这样的制度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
有许多事情，我们会觉得奇怪，你想：一个普通人，总不能不看报纸吧，天天看报都看到自己怎样伟大，怎样英明，你受得了受不了？从个人来说，不管怎么伟大英明，也总有不伟大不英明之处，从党和组织来说，不管怎样正确也总有不正确之处。都好了，都对了，都正确了，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完了，这是不可能的，是不辩证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人类的前途，但是马恩列对于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个异常曲折的道路，也许开始走歪了的是斯大林。论理，当然是遵循马恩的道路走，可是具体到行动，就是说当了最高的统治者，就有如何巩固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为集体还是为个人？这个界限很难划得清。但是为了巩固，他不能不搬用过去那一套，甚至他本来反对的沙皇曾经用过的那一套。马克思、列宁都没有预见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怎样渗进革命最高领导的意识当中去借尸还魂。现在党的工作、组织路线，反帝反资的方向，都是对的，主义没有错，问题在于领导人，在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阴魂在借尸还魂，在领导之间借尸还魂。
这两年国内的粮食问题不那么紧张了，靠天吃饭罢了，但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许多问题仍然是严重的，整个说来不是乐观的。现在看来，许多国家也可能一朝变成社会主义，甚至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越困难，甚至奴隶制社会都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建设却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来一整套，这是很难的。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强国还是战前的英美法德意日，这些国家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谈何容易。
我们仅仅从一些现象看出症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材料来看出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当然，共产主义是人类的必然趋向，但是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更具体地指出方向。这样一个人，也许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诞生的，不言而喻，我们这种社会不容许有人去想这个问题。我相信将来一定有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揭穿了这些问题，从而告诉我们以正确的道路，但是这个人不容易诞生出来。
1965年10月11日晚上，聂同友人在书房聊天，说：近几年来，人家一看，本来有些爱国主义愿意回来的也不想回来了。我们的失败主要是内政问题，三年灾荒，三面红旗，暴露了一切弱点，你这个社会主义都不能解决人民最基本的吃的问题，那你这个社会主义的好处在哪里呢……
今天有许多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代，列宁以后的时代无法解决的问题。一是为什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中国、苏联在内，都无法解决国内的生产问题和粮食问题？二是为什么拥有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自己绝对强大的时候都不使用原子弹？不管是什么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能够运用正确理论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他就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理论就可以指导全世界前进。
还有一个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的变质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学说，有个党，有个坚强的组织核心这都是对的。可是，以苏联为例，斯大林掌握了政权慢慢的他就唯我独尊，挂社会主义招牌，行封建统治之实，他们抓住了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