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针对出现的问题，总是从认识上进行解释，从政策上给予规定，令国人严格遵守。最终形成了满蒙汉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造成了空前的协力进关夺权的态势。
清军入关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学术界为此长期争论不休：一说民族矛盾，一说阶级矛盾，等等。以今天的观点看来，两说都拘泥于某种固定的模式，将问题绝对化。事实未必尽然。按阶级矛盾说，当时国内陷入四分五裂，分立南明、大顺、大西及清政权，各有其众，而其众又各保自己所拥护的政权，同其他政权进行竞争，这就很难说成是清同广大民众的矛盾即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满族入主中原，固然有中原汉族如何接受的问题，满族亦有如何适应在更广大的汉族地区实行统治的问题，民族间差异就是矛盾，但也不能就此说成是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清入关前，在东北地区已经建立了满、蒙、汉联盟的稳固统治，其中也包括对汉族百姓的统治，而入关则是把她在东北的统治扩展到全国，这与关外的统治没什么两样。在统治集团中，也有大批汉官汉将，派往各地的官吏，大多数也都是降清的原明将吏，还有部分归降的农民军将领；清八旗军队中，也同样有成千上万的汉族士兵。他们追随清政权，不过是要消灭其他各政权，一统天下，谋取自己的生存和发迹的切身利益。所以，把他们同关内各政权的争夺，统统说成是民族矛盾，显然是不恰当的。实际上，这场斗争不过是统一与分裂之争，具体言之，就是清统一，抑或明继续维持其朱家王朝统治的问题。
当然，不需讳言，清在南下过程中，遭到南明的抵抗，特别是清颁布剃发令，激起部分士大夫的愤怒，他们为维护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号召人民起来抵制，酿成了嘉定等地的惨剧。但大多数的反抗，并非都源于反对剃发易服，主要还是维护大明的统治，而不喜欢从关外打进来的新主人。一经战事停顿下来，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他们便发现，清朝并不可怕，相反，还为他们解除了明末以来加在身上的层层枷锁，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宽松和自由。于是，他们开始接受刚入关的新主人，放弃了公开的武装抵抗。
其实，清入关后，面临的社会矛盾何止一端！除了上述南明、大顺、大西与清角逐，构成清统一全国的最大障碍；还有，大乱之后，各地残破不堪，重建封建经济、恢复社会秩序，也是一大难题。再如，清从关外突然进入广大的中原地区，面对人数广大的汉族人民，如何进行统治与管理，同样面临严重的考验。在各种矛盾交织的严峻形势下，清朝统治集团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顺同汉族的关系，质言之，要采取一种政策，实现同敌对的汉族士大夫及百姓的全面和解，惟有与被统治者即汉族人民合作，共同参与统治，才能稳固地掌握即将全面取得的中国统治权。
入关后，无论是摄政时期的多尔衮，还是亲政后的顺治帝，都采取了“满汉一体”的政策，这是对清太宗皇太极制定的政策的继承和延续，是在新形势下的广泛应用。这一政策是终清之世的最重要的国策，是保证清长治久安的立国基石。清在对汉族关系及其对周边诸民族所取得的成就，是清以前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我们今天拥有如此广大的领土和五十多个民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全赖清朝的民族政策取得的完全成功。这一点，我们不应该忘记。此系后话，将在后边的章节中加以叙述。
第二部分调整满汉关系（2）
清军刚入关，摄政的多尔衮未及宣布对汉人的大政方针，就采取具体行动，继续推行皇太极的“满汉一体”的政策，争取民心，以获得汉人的支持。清军进入北京的第三天，即下令全国官民为殉国的明崇祯帝发丧三天，按皇帝的规格下葬，向这位颇受国人同情的殉国之君表示崇高的敬意。此令一下，“官民大悦”。数日后，又给崇祯帝后妃、两公主，及天启的皇后张氏、万历妃刘氏等人造陵墓，按礼制下葬。《清世祖实录》，卷5，3~4页、9页。六月，多尔衮派大学士冯铨祭祀明太祖及明朝诸帝，在祭文中特别阐述明得天下而失天下，清取明而代之，“乃天地之定数”，即“如四时递禅，非独有明为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把明太祖神牌移入“历代帝王庙”，享受清朝的朝拜和祭祀。《清世祖实录》，卷5，25页。多尔衮的做法，似乎是祈求明太祖及他的后世诸帝在天之灵的理解，给予保佑吧！对被取代者的恭敬，无非是做给原明臣民们看的，表现出他的大度，及“吊民伐罪”的本意。同时，多尔衮没有忘记深受汉人景仰的历代“圣贤”，各地所建“圣贤祠庙”一律给予保护，“禁军民侵扰”。圣贤首推孔子，汉人世代崇拜，多尔衮尤其表示出他的至诚和尊敬，即于清军入关一个多月后，六月十六日遣官“祭先师孔子”《清世祖实录》，卷5，17、25页。。清朝推崇孔子，祭祀不绝，此为首次祭祀。至十月，正式袭封孔子65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照原明级别兼太子太傅，其子孔兴爕照例加二品冠服；允植之弟允钰、颜回后裔颜绍绪、曾子后裔曾闻达、孟子后裔孟闻玺等仍袭五经博士。衍圣公孔允植保举族人曲阜知县孔贞堪仍任原官；由孔允植第三子承袭汶上县（山东）“圣津书院”的世袭太常寺博士，至于尼山书院、洙泗书院及四氏学录等官，都照旧留用，其他有关官员的任用，都由衍圣公提名报到吏部，给予任命。《清世祖实录》，卷9，6~7页。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朝正式“铸给衍圣公印”，而新封的衍圣公孔允植进京朝贺皇帝的“万寿节”，献两匹马，多尔衮没有收。他要收的是其心，而却其物，亦表示出他对孔子后裔优礼有加。几天后，经多尔衮同意，更定孔子的新名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于是，孔子摇身一变，脱去明朝加给的封号，成为清朝尊奉的“先师”。《清世祖实录》，卷13，9、11页。
多尔衮的上述举动，实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清朝对故明诸帝及对孔子的尊礼，表明它不怀民族偏见，实行满汉一体，尤对汉文化给予承认和尊重，置于建国的指导地位，这与前代汉人统治者没什么两样；另一方面，清朝所给予的尊崇也得到对方的承认。如，衍圣公孔允植完全接受清朝的封号和任职，实则是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当时，知识界中尚有许多疑惑不定或抱抵触情绪的知识分子，清朝争取了孔允植，则起到了率先示范的作用，对清朝统一全国给予了合作。
在具体施政上，多尔衮也极力争取民心，千方百计谋取汉人的支持与合作。如，顺治元年六月，首先解决京城内鳏寡孤独的生计问题，指令礼部将这些丧失生计及街市上的乞丐“一一察出，给与钱粮恩养”《清世祖实录》，卷5，17页。。其后，蠲免钱粮，废故明虐政，给汉人以谋生之路；开科取士，大量吸收汉儒生及杰出之士参政；不拘一格起用故明将吏，接受降清汉官，皆官复原职，有功必赏。所有这些举措，都有利于消除汉人的抵触心理，迅速地稳定了清的统治。
多尔衮奉行皇太极制定的“满汉一体”政策，他把这个大政策贯彻到施政的各个方面，而在他颁发的谕令中，总要写明和强调这一政策的重要性。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多尔衮明令宣布：“满汉官民，俱为一家。”针对满洲人及其家仆恃强鱼肉汉人或强买强卖等违法犯罪者，“不论满洲及满洲家汉人”即拿送至京师，如不服拘拿，即写明姓名、住址，“赴京控告”。《清世祖实录》，卷15，30~31页。此法即为皇太极所定满汉诉讼“毋致异同”之策，换言之，一切依法从事，满汉一视同仁。
清朝统治者为加强满汉之间的关系，允许满汉通婚。顺治五年（1648年）八月，以世祖的名义，向礼部发出指示：“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使之缔造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很快，便制定了具体规定，世祖指令户部说：“朕欲满汉官民共相辑睦，令其互结婚姻。”规定凡满洲官员的女儿欲嫁给汉人的，应先向户部报告；满洲人无官职，部册有名者，令各牛录章京报告户部后，才许出嫁；部册无名者，由各牛录章京自行批准；汉官之女想嫁给满洲人的，也须报部；没有任职的，“听其自便”，不需报部。对满洲官民还限制一条，必须娶汉人之女为妻的，“方准其娶”，言外之意，不准纳汉人之女为妾。《清世祖实录》，卷40，11、14页。允许两个民族间互通婚姻，的确是一项很“开放”的政策，对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仅此项政策而言，实为“满汉一家”、“满汉同心合力”《清世祖实录》，卷43，17页。的体现。
清入关后实行“满汉一体”的政策，由多尔衮开其端，收到了巨大的成效。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世祖亲政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不遗余力，其见识和魄力，较之其叔父多尔衮毫不逊色。
第二部分调整满汉关系（3）
同他的叔父一样，世祖在不同的场合，或与诸臣问答，或在谕旨中，在处理具体问题时，都反复地宣传他“不分满汉，一体眷遇”《清世祖实录》，卷72，4页。的政策。顺治十二年（1653年）三月，他在给兵部官员的讲话中，专讲了他对满汉的政策。他说：“满汉人民，皆朕赤子”，“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他所以勤政求治，“唯求惠养满汉，一体沾恩”。《清世祖实录》，卷90，4~5页；卷40，11页。他的这番话，似乎比其叔父更真诚。而在具体做法上，他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倘有疏忽，马上纠正。有一次，他发现自他亲政以来，“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这大抵是多尔衮摄政时立下的规矩。他当即指示内三院：今后凡进奏本章，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官员，满汉侍郎卿以上，都要“参酌公同来奏”。以前，满官可以亲到皇帝面前，列于左右，当面领受皇帝的“圣谕”，而汉官却无此待遇。此事经河南道监察御史朱鼎延提出，要求自此以后，“汉臣亦得随班启奏”。世祖接受了他的建议《清世祖实录》，卷71，2~4页。以后，他又将满汉官员的品级、官名做了统一规定。《清世祖实录》，卷119，6~10页。过去，各部院寺掌印堂官皆由满官出任，造成满汉官的不平等对待。世祖发现后，便规定不分满汉官，以先任命的官员担任。《清世祖实录》，卷129，2页。世祖很好学，倾心学习汉文化，不时地召见汉官，在一起讨论治国之道，评论古今，君臣各抒己见，气氛总是十分融洽。汉官们大受鼓舞，为之感动，不禁心悦诚服，说：“皇上日召见臣等，满汉一体，视如家人父子，自今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清世祖实录》，卷71，27页。。
世祖在思想上的说教，以及具体政策的规定，确使满汉关系得到进一步调整。在平民中，清军初入关形成的对抗情绪逐渐淡化；在上层统治集团中，满汉官员基本能保持一致。
表面看，“满汉一体”，彼此平等相待。其实未尽然。在本质上，还是“首崇满洲”，对此，清朝皇帝并不讳言。世祖就公开说过：“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清世祖实录》，卷72，4页。很明显，最高统治者所倡导乃至实行的“满汉一体”是以“首崇满洲”为指导的一项根本政策，其结果，必然造成满汉之间的矛盾不断产生出来，毕竟满洲与汉人曾存在过敌对关系，民族间的隔膜和猜疑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彼此的矛盾或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例如：
清军进入北京后，满洲人与汉官民“共处”杂居，很快“争端日起，劫杀抢夺”，双方“相互推诿”，无尽无休。事情闹到世祖面前，他也想不出好办法加以解决。到顺治五年八月，他考虑再三后，便决定将满汉人分开居住，下令将京城内的汉官、汉民都迁到南城居住，每户每间给银四两作为搬迁费《清世祖实录》，卷40，9页。。九月间，又下令凡投充汉人中有铁匠、弓箭匠不许私造兵器卖给汉人，违者治罪《清世祖实录》，卷40，15页。。表明满汉矛盾的严重性，而对汉人严加防范。
在中央内部，对满汉官的立法却不能一体对待。顺治十年（1653年）二月，工科副理事官祁通格大胆提出：今汉官有罪，或革或降或罚，“其法甚备”，但对满官立法“不一”，远比对满官严格得多。所以，他要求立一适合满洲与汉人的“一体之法”。《清世祖实录》，卷72，1~2页。立法不一，就难以做到“满汉一体”。这位副理事官提出这个问题，恰恰反映了满汉官员存在不平等。
满汉官员同为办事之官，却不平等对待，自然引起汉官的不满。汉官詹事府少詹李呈祥上一奏疏，建议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官。世祖览奏，当即斥责：“此疏大不合理！”他历数早年满臣赞理庶政，并有畋猎打仗之劳，因此克成大业，当时可曾用你们汉臣做这些事吗？朕不分满汉一体对待，你们汉官为什么反生异心呢？想你们都是明朝的旧臣，故有此谬论！《清世祖实录》，卷72，3~4页。根据世祖的旨意，都察院的官员对李呈祥议罪，认为他“讥满臣为无用”，“称汉官为有用”，是有意排挤满官。罪名成立，刑部以“巧言乱政”判他死刑。世祖开恩，免死，改为流放盛京（沈阳）。《清世祖实录》，卷72，10~11页。李呈祥直言满汉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差点丢了性命！这就是以言论罪，伤害满洲的利益，世祖给予重处，以维护“首崇满洲”的地位。
顺治十年四月，又发生了满汉官员相互排斥的事件。其起因于审理阿达哈哈番（满语，汉名为轻车都尉）任珍一案。世祖指示刑部会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