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来日益频繁：
顺治五年三月，达赖喇嘛等遣使，进贡“方物”之特产；《清世祖实录》，卷37，16页。
顺治六年（1649年）八月，达赖喇嘛遣使至京，进贡“方物”，并上表说，他本人希望“于壬辰年夏月朝见”皇帝。《清世祖实录》，卷45，9页。壬辰年，为顺治九年；夏月，按农历，为四至六月，属夏时季节。达喇约定该年四至六月间朝觐皇帝；
同年十一月，达赖遣噶布初西喇布等朝贡，朝廷赏给更优厚礼物；《清世祖实录》，卷46，25页。
七年七月，达赖遣使，贡舍利子等佛家宝物；《清世祖实录》，卷49，13页。
八年正月，正值传统的春节，达赖、班禅及顾实汗等各遣使“上表问安”；《清世祖实录》，卷52，17页。
同年三月初一日，世祖登临太和殿，接见达赖的使臣；《清世祖实录》，卷55，1页。过了几天，世祖遣使臣带着他的敕谕和礼物前往西藏，召达赖来京见面。《清世祖实录》，卷55，7页。接着，同月又有达赖喇嘛、顾实汗“各遣使贡方物”；《清世祖实录》，卷55，16页。
同年四月初一日，世祖遣多卜臧古西等携带他的谕旨和礼物，前往西藏，召达赖来京觐见；
世祖两度召达赖来京，至顺治九年（1652年）八月，达赖遣使至京，答复说：觐见之地，或在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或在代噶地方，请皇帝陛下裁定。世祖指示：近来因内地西南用兵（指与南明永历政权及农民军李定国部的战争），系军国重务，难以脱身，因此不便出边（出长城）相见，特派亲王大臣前往，等到平息战乱，国家无事，便可亲行。相见之地，可在边内近地。《清世祖实录》，卷67，26页。
第二部分安抚边疆诸族（6）
按约定，壬辰年即顺治九年达赖前来北京朝觐，在发出约见之地的请示时，已率3000人出发。《清世祖实录》，卷68，1~2页。达赖接到世祖的谕旨，又请示说：边内多疾疫，在边外相见为便。世祖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表示对达赖的格外尊敬与优待，以服蒙古之心，世祖排除汉官们的阻挠，破例出边远迎，选定在代噶地方等待达赖的到来。《清世祖实录》，卷68，5页。但洪承畴等人却以“天象”异常为由，不宜出宫，再行劝阻。世祖“畏天命”，这才改变主意，改派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与内大臣等人出边往迎。《清世祖实录》，卷69，8~9页。
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西藏宗教领袖之一达赖喇嘛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北京。《清世祖实录》，卷70，20页。这是自崇德八年建立联系后，历十年之久，终于实现了首途北京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标志着西藏从明王朝重新纳入到一代新的中央政权。对于清朝来说，的确又是一次民族统一的重大胜利。
世祖亲至南苑，以隆重的礼仪迎接达赖的到来，举行宴会款待，达赖进献马匹与方物，世祖一一收纳。至第二年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要求归藏，世祖批准，仍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到代噶地方。《清世祖实录》，卷72，12页。四月，世祖向达赖颁发封号、金册、金印，命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人前往代噶面交达赖。其封号是：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怛喇达赖喇嘛。金册之文，用满、汉、藏三种文字书写。
同时，还封厄鲁特部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清世祖实录》，卷74，18~19页。
清朝对达赖及厄鲁特部顾实汗的册封，明确规定了西藏与青海同清朝在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无疑具有法律效力。清朝经过长期努力，通过和平交往，不断加深彼此的关系，最后又以和平的途径，将西藏纳入到清朝的版图，使之成为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西藏归属清朝的影响下，新疆吐鲁番各民族也与清朝确立了隶属关系。顺治十三年（1656年）九月，世祖正式颁发诏书，规定自本年以后，每五年朝贡一次。进贡人员，入关不得超过百人，而进京的人数只许30人，其余留驻甘肃，等进京人员归时，即令一齐出关，不得久留内地，等。《清世祖实录》，卷103，22页。这样，新疆地区也被置于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世祖病逝，年仅24岁。朝廷众臣给他作了全面评价，其中推崇他完成“大一统之业”，其“声教所讫，东至使鹿、使犬，西至厄讷忒黑、吐鲁番，北至喀尔喀、鄂罗斯，南至琉球、暹罗，荷兰西洋诸国，梯山航海，重译来王，自古创业垂统之君，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清世祖实录》，卷144，8页。这些话不无夸大，但基本上反映了世祖之世特别是他亲政之后对周边民族的统一所取得的成就。从东北的黑龙江沿岸的诸民族，到西部的厄鲁特及西藏、新疆，北到外蒙的喀尔喀，南到琉球（今为日本冲绳），皆属中国的疆域，其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皆入清朝的版图。而荷兰等国向外开拓殖民地，欲同清朝建立贸易关系，清朝却误把西洋诸国看成是如同国内边疆民族前来朝贡，显然是盲目无知。
顺治18年来，多尔衮、世祖及其统治集团为清朝疆域的最后确定和各民族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也为天下达到大治开拓了道路。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1）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凌驾于国家与法律之上，生杀予夺，全由他一人独断，“朕即国家”，正是皇帝专制国家权力的写照。他富有四海，国家财富都属于皇帝及其家族所有；全国百姓及各级官吏都是他的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是天意的代表者，代替天来行施天的意志。一句话，他是人间的神，理所应当受到人间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和绝对信仰。这就是封建专制或称之为君主专制，他的权力所达到的极限，无以复加。
从历代专制使我们看到一种常见的现象：当君权高度集中，统治集团内部协调一致时，国家就稳定，经济就发展，反之，君权旁落，内部党同伐异，政治就黑暗，社会随之陷入混乱之中。
清太宗逝世后，他的第九子福临以六岁冲龄即位，不能独立行使国家的权力，形成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不言而喻，已经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幸运的是，他的叔父多尔衮以其才识和雄厚的实力为皇室与诸臣所推崇，出任摄政王，忠诚地辅佐幼侄，执行太祖特别是太宗时制定的各项政策，以其杰出的才能驾驭全局，把清朝从胜利引向胜利。世祖亲政后，进一步发展了大好形势，稳定了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基本站稳了脚跟。
也许是命中注定，世祖正值生命力与精力旺盛之际，却过早地去世了，他才24岁，诸子都小，远未成年，只能从中选出一子继承大统。他选中了第三子玄烨为他的继承人。玄烨时年只有八岁，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九日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康熙元年。他就是伟大的圣祖皇帝，人们又习惯地称他为康熙帝。
圣祖即位后，面临着清朝存亡的又一个关键时期。他的前任多尔衮与世祖的贡献，基本完成了除台湾以外整个大陆的统一，初步确立了清朝君临天下的统治地位。圣祖的历史使命，是把清朝的统治巩固下来，在前任的基础上，根治天下之乱，走向大治。这对于一个孩童皇帝，是何等艰难！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未成年前，他完全不具有任何能力去履行他的职责。况且在父子易位之时，总是要引起内外的骚动，出现种种不可预料的复杂情况，这也是幼童的圣祖所无法应付的。的确，圣祖即位之初，充满了风险，人们拭目以待。
世祖临终前，充分意识到他的幼子即位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必以心腹大臣给予辅佐，帮助他的儿子渡过难关。他亲政前，是由他的两个叔父即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后来，多尔衮排挤掉济尔哈朗，独掌朝政。实际上，君权完全落入多尔衮之手。不幸多尔衮也于英年早逝。死后不久，多尔衮东窗事发，于生前即有篡位之心，藏有违禁之物，一夕之间，备受世祖推崇而加封“义皇帝”称号的多尔衮，成了大逆不道之人，身败名裂。多尔衮的暴露，使世祖既震惊又后怕。所以，他在去世前，为保证儿子的君权不再旁落，选择最可靠的人辅佐，他吸收了皇族辅政的严重教训，完全排除了皇族的人选，就选取了朝中四位异姓的资深勋旧大臣为辅政大臣。这四位大臣是：
第一位是索尼，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太祖努尔哈赤起兵创业时，他就随其父硕色与叔父希福自哈达部来归，皆受重用，尤其是叔父希福官至大学士，位高权重。历太宗朝，至顺治朝，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功劳卓著。多尔衮擅政，索尼刚正不服，屡遭打击迫害，于顺治五年（1648年）被罢官抄家。八年世祖亲政，为他平反，召回朝中，官复原职，很快又提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声势显赫，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第二位是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父亲叫苏纳，与叶赫贝勒金台石是一族人。太祖初创业，父亲即前来归服，被招为额驸。苏克萨哈历太祖、太宗两朝，也以战功而受重用。顺治七年（1650年），被授予议政大臣之职。后南下湖南，与农民军余部作战，屡立战功，为世祖所信赖，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衔。
第三位是遏必隆，满族镶黄旗人，为国初名臣额亦都第十六子。父被招为额驸，他为和硕公主所生。他也是历太祖、太宗至顺治三朝的元老。久经战阵，功劳卓著。世祖授予他为议政大臣，不久又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
最后一位叫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卫齐第三子。作战一向骁勇，冲锋陷阵，深得太宗赏识，赐美号“巴图鲁”（勇士之意）。顺治元年进关后，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世祖亲政后，授为议政大臣，擢升领侍卫内大臣。以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及鳌拜等，曾见《清史稿》四人合传，卷249，9671~968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下同）。
世祖最信赖索尼等四人，故于去世前留下遗诏，将四人的名字写进去，明确定为“辅政大臣”，把国家大权及他的幼子托付给索尼等人，将来圣祖长大，再把朝政大权交还给皇帝。
但是，索尼等却很担心，或者说还有点怕。因为皇族的人——皇帝的兄弟子侄势力很大，没有一个被选为辅政大臣，索尼就怕他们不服，难免要闹出事来，所以，便主动提出来要诸王贝勒与他们共同辅政。他说：“从来国家政务，都由宗室协理，而我等都是异姓臣子，怎能协理朝政？现在，应当与诸王贝勒共同主持国政。”诸王、贝勒认为不可，说：“先帝（指世祖）深知你们四人忠诚之心，所以才将国家重务托付给你们。先帝的遗诏说得很明白，谁敢干预？四大臣就不必再谦让了。”
第三部分大权收归皇帝（2）
诸王贝勒们都表明了遵守世祖遗诏之意，索尼等这才稍感放心，就奏知皇太后——世祖的母亲，然后，按满族的习俗，分别向“皇天上帝”及世祖的在天之灵举行宣誓仪式。索尼等四人跪伏在世祖的灵前，宣读誓词：“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宣誓：必以忠诚之心，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仇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与诸王贝勒私自往来，不收受其馈赠礼物，不结党营私，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如果吾等各为自己谋私，有违本誓词，上天给予惩罚，夺去寿数，遭极刑、不得好死之报。”《清圣祖实录》，卷1，4~5页，台湾华文书局版（下同）。
宣读誓词及应行之礼结束，索尼四人便正式上任，开始履行职责。
四辅臣的告誓，只能代表他们的心愿。按祖制家法规定，若新君即位，其皇族如伯叔兄弟子侄及朝中重臣，都要在皇天和已故之君的灵位面前，举行仪式，宣誓保证效忠新君。这次更不能例外。在孝庄太后的指令下，于正月十四日王以下及大臣官员齐集大光明殿，由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率领诸贝勒、贝子、公、内大臣、侍卫、大学士、都统、尚书及在廷文武诸臣，分别向“皇天上帝”与世祖的在天之灵进行宣誓。其词曰：“冲主践阼，臣等若不竭忠效力，萌起逆心，妄作非为，互为结党及乱政之人，知而不举，私自隐匿，挟仇诬陷，徇庇亲族者，皇天明鉴，夺算加诛。”《清圣祖实录》，卷1，10~11页。
诸王贝勒与朝廷文武大臣共同以生命作担保，保证与四辅臣和衷共济，竭忠效力，维护皇权，共保幼主。
由于皇族与世祖遗命的四大臣达成了一致，双方都做出了最高担保，于是，形势稳定，可以说，政权已由世祖平稳地过渡到了圣祖手中。
历史似乎又在重复。刚刚结束了多尔衮“摄政”的历史，却又迎来了四大臣“辅政”时期。这纯粹是偶然的因素，才造成相似的政治局面。因为无论世祖、圣祖，都以幼龄的儿童即位，而自努尔哈赤起，就规定了严格的家法：后宫不得与闻政事。只能由朝中选出可靠之人辅佐幼帝，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从皇族中选出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后者是从异姓诸臣中选出资深的四大臣；前者称“摄政”，代行皇帝职责，亦即实际的皇帝；后者称“辅政”，是以皇帝为核心，四大臣降为辅佐地位。世祖的这一深意，是意图保证其子的皇权不致旁落。
实践证明，历史的发展，往往走向人们愿望的反面。且不说历代，就说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为“摄政王”，且系兄弟，结果两人不相容，济尔哈朗被排挤下去，多尔衮独断朝纲，位高权重，俨然成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