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圣祖就对大学士们说：“今天下无事，惟治河最要。”指授治河方略，督促治河总督张鹏翮加紧对高家堰堤的防护。《清圣祖实录》，卷203，23页。在靳辅之后，张鹏翮之前，还起用过王新命、于成龙、董安国先后为河道总督，包括张鹏翮在内，他们治河的成效如何？较之靳辅优劣如何？限于篇幅，不能逐一详加说明。下面，摘引圣祖于康熙四十二年十月对吏部、工部官员的谈话，评论诸河道总督，包括谈他自己，可以窥见治河的全貌。他说：
黄、淮两河，关系运计民生，最为紧要。朕念治河国家大事，日夜思虑，未曾有丝毫松懈，反复披览治河图，咨询众人。虽然已知河道源流，但水势变迁不常，必确知达到彻底了解，方可付诸实行。所以，朕不畏勤劳，屡次亲自巡视，考察其险易之形势，审查其疏导的方法、办法，分清缓急顺序，都有具体的策划。
至于挑选治河大臣，依靠他们的心情，尤为迫切。凡所有官吏，都听从推荐任命。大修工程费，以数百万计；每年维修费，其用帑金，也以数十万计。以康熙三十七为例：黄、淮同时上涨，原任河道总督董安国，不坚筑堤堰，疏通海口，因而河身垫高，溢出河岸，以致倒灌洪泽湖口，湖水从六坝旁泄出，由运河入下河，淹没民田。于是，罢免董安国，以于成龙代之。朕便授以治河方略，详加指示。康熙三十八年，朕亲往巡视黄河，驻跸清口，又当面指示于成龙：清口宜筑挑水坝，挑黄河水，使之趋流北岸，方可免倒灌清水之患。向他指明具体地点，再三申命。但于成龙不遵朕旨，故未达成功，收效甚微。
及用张鹏翮为河道总督，当面向他指示：刚发下帑金数百万两白银，令大臣官员前往高家堰筑堤，封闭六坝，逼使洪泽湖水畅出清口，而清口筑挑水坝，尤为紧要。此坝不筑，则黄河水顶冲，根本不能使它流向北岸，湖水必不能畅流。张鹏翮遵奉朕言，坝工筑成，黄河水溜遂直趋陶庄，清水因以直出，叠经秋伏大涨，并无倒灌之事。还有疏浚张福口等引河，皆遵朕旨，一一告竣……
以前，黄水泛涨，或与两岸平，或漫溢四出。今黄河深通，河岸距水面丈余，纵然遇上大涨，也无须担心。
张鹏翮所修工程，虽然都经朕裁断，而在河工任职数年，殚精竭虑，不辞艰难，又清洁自持，一应钱粮，都实用于河工，没有丝毫浮夸和浪费，朕心深为欣慰。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13，19~22页。所引系意译。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6）
圣祖一席话，基本勾勒出数十年治河的梗概。治河这件大事，圣祖自始至终亲自抓，而且抓得很紧很紧。说他是治河的总指挥，一点也不过分。他当之无愧。他评论于成龙、董安国、张鹏翮，漏说的王新命，都是继靳辅之后，自康熙二十七年至四十二年这期间分任河道总督的。圣祖点了于、董的名字，还有没点名的王新命，其才能远不及靳辅，有的甚至出于个人成见，几度企图或已事实上变易靳辅的治河良法，使治黄遭到挫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起用张鹏翮，虽未见治河的卓异之才，但他与于、董等人不同，就是忠实地执行圣祖的意旨，按他指授的治河方略办，在靳辅治河的基础上，尽力修补其未尽完善之处，如修筑堤防，深浚河道，拆除一些多余的拦水坝，不仅巩固了以往治黄的成果，而且把治黄推向最后成功。因而受到圣祖的赞扬，给予了完全肯定的评价。
在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同年三月，恰逢圣祖50岁寿辰，向全国颁发诏书，对他执政四十余年做了一次总结，道尽他艰辛备尝，令人为之感动。他说：“朕为天下民生主，宵旰勤劳，励精图治……今四十余载，亲历饥馑者，不知其几；南北用兵者，不知其几；人心向背者，不知其几；天变地震者，不知其几。……近因淮、黄告成，乃东南要务，再授方略，望其善后。朕不辞劳瘁，亲往阅视……”《清圣祖实录》，卷211，23~24页。
寥寥几句话，生动、准确地概括了圣祖执政四十余年所走过的道路，真是充满了艰难与风险，或履于薄冰，或临于绝崖，他都化险为夷。四十余年中，倾注于治河，占去了大部分岁月，其中，他是尝遍了人间的苦辣酸甜之味，用种种辛劳，尚不能概括他为治黄所付出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中，圣祖宣布“淮、黄告成”，即治理两河之工程均已完成。二年后，就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刚过完春节，他决定乘“仲春解冻，减从轻装”，再作南巡，亲自考察民间生聚否？殷富否？黄、淮、运河实效如何，他要亲自检查验收。
二月初，圣祖自京师出发，行经陆路后，就乘舟行驶运河上。到达临清州（今山东临清）南之土桥闸停泊，在听取了河道总督张鹏翮的汇报后，圣祖高兴地说：“河事已大治矣。”接着说，从前骆马湖口设竹络坝，湖水大则从坝流入黄河；河水大，就溢流入坝内。如今，竹络坝只有湖水畅流，黄河水并无浸灌，就知道黄河之深而通畅。朕初次到江南时，船在黄河，两岸人烟树木，都一一在望。康熙三十八年时，只能看到两岸；四十二年时所见，河水离岸甚低，可见河身每日冲刷已深，自知日深一日，这岂不是大治了吗！听说下河连年丰收，这都是从前所未有过的事。朕没有想到山东百姓变化如此之大！圣祖忆起前几次南巡，作了对比，说：“前者南巡，见闾阎失所，不堪瞩目，今服饰、颜面，大异往时。”他指出，这是因为国家承平日久，国帑富饶的结果。《清圣祖实录》，卷219，8~10页。
四月，圣祖驾临清口，舍舟登岸，行至高家堰，遍阅河堤，又到惠济祠，察看堤坝，就坐在大堤上，对随行的大学士诸大臣及治河的大臣们说：“朕留心河道，亲阅者屡矣。河之形势，必身历其地，始知成功之次第。朕每至河上，必到惠济祠以观水势。”他回忆起康熙三十八年前的情景，说：那时，黄水泛滥，你们现在所站立的地方，都是黄河洪水。从船中望去，河水与两岸一般高，两岸四周都可看得清楚。以后，水渐归河道，岸高于水面，而今岸比水面又高出一丈有余，清水畅流，逼使黄河水竟抵北岸，“黄流仅成一线。观此形势，朕之河工大成矣！”《清圣祖实录》，卷220，16页。
圣祖以亲临现场考察，得出了“河工大成”的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圣祖作第六次南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此行，还是“阅河”，验看治河工程质量，以及效果如何。他看到靳辅生前所修工程已历二十余年，仍“极其坚固”，又听到沿河百姓对靳辅的称颂，深受感触，说：“自明末流贼李自成决坏黄河之后，一经靳辅修筑，至今河堤略不动摇，皆其功也。”他尤其强调靳辅开创中河，粮船免行180里之险的重大意义，“至远且大”，这是前后历任河道总督都不能相比的。圣祖全面肯定靳辅治河的功绩，修复了黄淮故道，“漕运大通”。他的治河之法俱在，在他以后历任总督虽有所损益，但其“规模措置不能易也”。《清圣祖实录》，卷229，20~22页。
圣祖重议靳辅生前功绩，是因为他看到靳辅主持修的工程，都经受住了岁月与洪水冲击的考验，发挥并产生出难以估量的社会效益，也说明治黄、导运都取得了成功。此次南巡，他亲眼看到：“黄、淮俱已安流，运河较前深通，重运无阻。”《清圣祖实录》，卷230，2页。自此，黄河“安澜顺轨百有余年”《淮安府志》，“仕迹”，卷27。。
自康熙十六年三月起用才能卓著、清廉为官的靳辅为河道总督，次年正月上治河八疏，经几次讨论，修订治河规划，即开始实施，自那以后，到康熙四十六年，花去整整30年的时间，圣祖六次南巡，亲自考察，全面指挥治河，不惜投入巨资，彻底整治，终于将肆虐半个世纪的黄、淮河驯服，运河通畅无阻，实现了圣祖变害为利的战略目标。治河的成功，奏响了一曲人定胜天的凯歌。这不只是圣祖和他的能臣们的少数人的功绩，也是中国劳动人民创造性的一大功绩。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7）
治理黄、淮30年，就是治国的过程。黄淮治理成功之日，亦是天下大治之时。当然，除了治理黄淮，在全国范围内，还展开了对其他各有害河流的根治，如，修治了京畿地区的永定河、江浙地区的太湖，疏浚刘家、吴淞、黄浦三江等，在其他各省也在兴修水利，都取得了实效。《清代全史》，卷3，122~129页。这些大小工程大都是在康熙五十年前先后完成的。换言之，是在治黄淮的带动下，逐渐完成的。可以说，为害最大，也最难治的黄淮得到治理，突出表明天下已达到大治。
随着治黄、淮不断取得进展，水患得到控制，灾害大量减少，农业状况迅速得到改善，国家财富逐年增加，财政日益好转，百姓生活日见充裕。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地区，欣欣向荣的景象随处都可以见到。康熙四十二年十二月，圣祖刚刚结束对山西、陕西等七省巡视，他看到“畿辅、秦晋，民俗丰裕；江浙则较三十八年时更胜。”《清圣祖实录》，卷214，18页。次年，他向户部官员回忆“昨岁南巡至浙江”，亲“见其农桑遍野，户口蕃殖，闾阎气象，较胜于康熙三十八年巡幸之时。”《清圣祖实录》，卷217，17页。
四十三年六月，据山东巡抚报，“今岁春麦大获”，又询问从山东来的人，“咸云民生大有起色，不似从前被灾景象。此甚非易致也。山东百姓，今始获苏。”《清圣祖实录》，卷216，14页。
四十四年（1705年）四月，圣祖南巡至杭州。他在浙省，“见民间生聚殷繁，菜畦、麦陇远近弥望……”《清圣祖实录》，卷220，3页。在南巡途中，他同大臣们谈到，今口外（指长城外）马厂已繁殖马达10万匹、牛有6万头、羊至20余万只。在此之前，圣祖北巡塞外，所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清圣祖实录》，卷220，13~14页。牲畜是蒙古人的惟一财富。牲畜繁衍之盛，足见蒙古人生活安定，财富逐年增长。
同年八月，圣祖北巡内蒙地区。察哈尔蒙古奏道：“累世受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马与牛羊皆得繁息，男女老少惧享安乐于盛世。”巴尔虎蒙古奏道：“我等系绝域微末之人，蒙皇上收恤养育，又无差徭，今各得其所矣。”厄鲁特蒙古则奏说：“我等原系负罪不赦之人，蒙皇上如天好生，特为免死……编入旗伍，安插牧地，赐以牲口，五六年间，牲口繁息，生计丰饶。”《清圣祖实录》，卷222，7页。
……
全国各地，从边疆到内地，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到处都呈现出兴旺的景象，社会安定，生活好转，人心也基本安定下来。圣祖以治河为中心，兴修水利，除害兴利，达到了治国的目的，已大见成效。社会经济继续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即将到来！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1）
中国历代治国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目标。那些有作为的明君为此而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所谓“家给人足”，简单地说，家家有地种，生活充足，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没有流浪的，也没有讨饭的，每家都安居乐业。这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政治理想，也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一个小农的社会里，这些就构成了全社会的共同追求。自秦以来，到清以前，历两千年的奋斗，可以说，没有一个朝代能完全实现“家给人足”。根本问题是，在存在阶级剥削与压迫的社会里，总有少数人富足，而大多数人总是要受穷的。所以，“家给人足”不过是个乌托邦似的空想。
历代统治者永远也不明白这个道理，清朝统治者同样不懂，但仍在追求“家给人足”的治国理想。圣祖就很清楚地设计了他为政的蓝图：“政事务求当理，官职务在得人”，其最终目的是，“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清圣祖实录》，卷99，11页。
自清入关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家给人足”对清朝来说，还是个遥远的目标，就清初现状来看，这一目标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即，这并非夸张。顺治之世，一边进行统一战争，一边在所辖地区恢复生产。在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全国所受战争破坏，尤其是自明万历中期以后，屡经天灾人祸的侵袭，社会受到的创伤真是太重了，人民遭受的苦难又是何等之深！所以，入清后，要全面恢复谈何容易！
圣祖即位的十余年中，已开始转向经济，岂料八年的三藩之乱，不仅中断了经济的恢复，严重的是，国家和广大百姓又遭到一次战乱的劫难。战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令人触目伤心。圣祖在他的诏书中，在他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为我们描绘了社会残破、百姓困苦的窘况。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他对朝廷大小官员们说：在吴三桂叛乱的数年中，水旱灾频降，各种灾害累累发生，军队疲于征调，百姓困于转运，为此而受困的人，尚未恢复元气。因战争而不能保障军队供给，只得裁减官员俸禄及各项钱粮，并加征各项银两。战争结束后，他们应得的俸禄还没有恢复到原先的标准。《清圣祖实录》，卷99，10页。这还不困难吗？
又过了几天，圣祖为平叛全胜，颁诏天下，内中描绘出乱中及乱后社会凋敝的惨状：“自变乱以来，军民荼苦，如在水火；披坚执锐，卒岁靡宁；行赍居送，千里相望；被兵之地，既罹于锋刃，供亿之众，复困于征输。”《清圣祖实录》，卷99，16页。
种种困苦，不一而足。这是在顺治年间刚有点复苏的迹象，经三藩之乱，如前已叙及天灾有黄河屡决，旱灾不断，可以想见，经济破坏的程度和百姓灾难的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