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清圣祖实录》，卷219，9页。。这一动人的场面，未必是夸大之辞。
再如湖广，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不过三二年，就蠲免了钱粮达1600余万两，相当于康熙朝一年财政最高额2700万两的二分之一还多。
截至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自元年始，全国所免钱粮，以银两计算，达9000余万两。这是个庞大的数字，相当于几个年度财政的总和，同年，圣祖又宣布：湖南、湖北康熙四十五年除漕粮外，其余地丁银米一概免征，旧欠未缴纳的部分，也停止输纳。
圣祖为此深感欣慰：“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庶几休养日久，驯致家给户足，而民咸得所也。”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23，4~5页。
在此后的两年里，圣祖又做了大规模地免征。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圣祖对户部发出指示：为使“闾阎获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参罚”，“直隶、山东积欠钱粮，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奇、粮十万五千七百石有奇，著按数通行豁免，或旧欠已完在官，而见年钱粮未完足者，亦准扣除。”最后，他要求户部，谕旨到日，各省巡抚立即张榜公布，人人知道，如有官员和衙门作弊，要立即参劾，“严加治罪”。《清圣祖实录》，卷228，12~13页。
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又免江苏省于四十三年以前所属各府州县未完民欠漕项银两六十八万七千两有奇、米麦三十一万一千八百石有奇，“悉与豁免，用纾闾阎之余力。”因江南本年荒旱，特批将今年所征漕粮每州县或八、九万石，或留十万石，“酌量足支赈济之数”。《清圣祖实录》，卷231，4~5页。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9）
同年十一月，以“江浙地方，赋役殷繁，倍于他省”，圣祖指令户部，将康熙四十七年江南、浙江全省人丁共额征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余两全部蠲免，本年度受灾的安徽所属七州县、三卫及江苏所属二十五州县、三卫应征康熙四十七年田亩银共二百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余两、粮三十九万二千余石；浙江二十州县、一所应征四十七年田亩银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余两、粮九万六千余石，一并免征，所有旧欠带征银米均暂停追取，“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经理农桑，庶几闾阎气象，可以日加丰豫”。《清圣祖实录》，卷231，11页。
圣祖蠲免钱粮遍及全国各地，并在他的严督之下，百姓普沾“实惠”。他不厌其烦地向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大员训示蠲免的重要意义，如他所说：“蠲免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他宣布：“今户部库帑有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靡费，国帑大有赢余。”《清圣祖实录》，卷210，9页。他说到做到，一听说地方有灾，马上发出命令，给予赈济或蠲免钱粮，倘地方晚报灾或隐瞒不报，一经发现，必给予处分。圣祖和他的辅佐大臣孜孜求治，关注民生疾苦，想尽办法，务使百姓活命，逐渐富足起来。《实录》记录下他关注民生、体恤百姓艰难的大量言行，是十分感人的。
清人王庆云著《石渠余记》给予总结性评价。他写道：“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以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下相安，“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哉！”《清圣祖实录》，卷2。
王氏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也很公允，因而也是可信的。今人的评价却有种种。有的认为，历代都有蠲免，清代不足为奇；有的认为，康熙朝人民的负担沉重，所谓蠲免不足以抵消过重的剥削；有的认为，“康乾盛世”的生产水平乃至百姓的生活水平尚不及明万历中期的水平，等等。首先，应当承认，清代统治者对自己的“德政”不无溢美之辞。但我们剔除其溢美，不难发现其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如前已指出，顺康特别是康熙时期蠲免量之大，范围之广，受益之众，尤其到后期无灾也免，这些都是历代所不能比拟的。应当强调的是，康熙朝蠲免，初时确为救灾而施，但圣祖的指导思想，却是把它作为一种“富民”的政策，使之增加积蓄，才能富裕起来。这也与历代单纯为了救灾，解燃眉之急有很大的不同。由康熙朝开了个好头，其后世子孙雍正、乾隆所继承，蠲免更多，远远超过了康熙朝。其效果可想而知，而官书和私家著述所论史实，已向我们展示了具体效益。
说康熙朝“赋税苛重”，是以偏盖全，以局部代替全局。诚然，在战乱时期，为筹集兵饷，有加增赋税的问题，还有地方官私自加派的种种弊政。对这些问题，圣祖从未讳言，一再表示不得已而为之，待战争结束，再予取消。如三藩乱时就是这样。战争一结束，马上恢复正常数额，而随着经济的好转，财政充裕，就大幅度免征或全数蠲免。圣祖明确地说，若国用充足，为什么还要向百姓多取呢？当时，农业水平低下，据圣祖说，丰年时每亩所收不过一、二石《清圣祖实录》，卷231，9页。。若遇灾，恐怕不及一石，灾重或颗粒不收。朝廷免征加救济，如前有拖欠，也予取消欠账。百姓得到“实惠”，并非虚言“自欺”。圣祖也明说江南赋役重，因为这里是国家的财赋之区，漕粮400余万石也仰赖于此。由于气候和雨水、光热充足，一年两熟，故其赋重于内地。但朝廷也予屡次蠲免，也就抵消了负担重的部分。到康熙四十一年，国库盈余45千万两，表明经济的巨大发展，百姓也有了积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在前一卷“治河”一节已做了具体引证。国家有了充裕的财力，再给百姓以“实惠”。
康熙的“富民”政策和做法，还不止前面已提到的几个方面，其他还有修建常平仓、社仓，为百姓备荒，给旗人生计之法等等。受篇幅之限，兹不详列。读者从以上所罗列的内容，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1）
在古代，称知识分子为“士”，若以具体人而论，则称“儒生”。“士”是社会中对知识界的通称，因而构成了社会的一个阶层。其他从农、从工、从商也都各成一个阶层。按阶级划分，劳动者是被压迫阶级或被统治阶级，“士”附属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后备力量。他们以拥有知识并通过科举考试，或被荐举而步入统治阶级的阵营。在我国封建社会，“士”在社会中居于首要地位，形成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列顺序。“士”为“劳心”之人，农民等劳动者为“劳力”之人。孟子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即劳心者为统治人的，劳力者是被统治的人。此为历代不易之论，天经地义。可见，“士”这个阶层在社会中所处地位极端重要。
清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统一全国，但不能用军事力量治理天下，而需要知识分子的强有力的支持，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清朝的各级政权，以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根基。与历代汉族统治者不同的是，清朝是以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统治居地辽阔、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其文化也落后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因此，汉族知识阶层能否与之合作，拥戴她，支持她，对清朝的国运长久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清朝为了达到她的根本目的，不惜千方百计，极力笼络知识阶层，用各项优惠政策来吸引和鼓励他们投向清朝，使之成为她的一部分，并在她的指导下，实现对汉人也是对全国的统治。事实证明，在汉族知识阶层的全面参与下，不仅巩固了清朝的统治，并且把她推向了繁荣的盛世阶段。
尊孔重道，崇尚儒学，是清初以来以思想笼络知识阶层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自西汉以后至清以前，孔子已成为千古不易的“至圣”先师，在中国居于独一无二的独尊地位，他不只是知识界的崇拜偶像，也是中华民族包括历代统治者共同尊奉的人间至高无上的神圣人物。孔子的思想——儒家学说，被奉为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建国和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强大的理论基础。孔子及其学说跨越时空，超越时代的局限，为各代所通用，又是无法取代的思想理论及道德规范准则。它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显示出无尽的魅力，发挥了主宰中国历史发展的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儒家思想已灌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变为支配人们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
清入关前，刚从农奴制（或说奴隶制）脱胎出来，实现封建化为时不久，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尤其是思想文化诸方面较之中原还是比较落后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有自己的系统而完备的思想理论。当他们一进入文化先进的中原，单凭军事统治固然不可长久，而以本民族的较为落后的理论思想也难以维系统治。聪明而富有政治胸怀的满族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接过儒家的思想武器为自己所用。前已披露，清初入关，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大搞尊孔、祭孔的活动，在孔子的神位前，表达他们的虔诚和敬仰。他们照明朝及其历代的做法，继续封赏孔子的嫡系裔孙为衍圣公，给予独尊的政治地位，向全国明示：大清将遵循儒家思想路线不变，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圣祖即位后，在四辅臣的辅佐下，继续尊孔，从元年开始，每年二月和八月份两次祭孔子，都派大学士一名主祭；隔一段时间，便将衍圣公孔兴燮请到京师，由礼部宴请。除了祭祀孔子，还将汉族人民钦仰的英雄——关羽，尊为神，封为“关圣帝君”，每年四五月间派官员祭祀一次。其他诸如“太岁之神”、“城隍之神”、“先农之神”等神，本为汉族所信奉，清朝也奉若神明，由朝廷遣官按时祭祀。还有，历代帝王也受到尊敬，每年在他们的神位面前，清朝都以后继者的身份表示敬意。凡此种种举动，向汉族人民及其知识阶层表明，他尊重汉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用以消除汉族知识阶层的疑虑，淡化他们对异民族的排斥心理。
当圣祖亲政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他比前辈更清楚地认识到尊孔崇儒的深远意义，其对清朝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康熙十七年，正值平三藩的战争，清朝的形势已明显好转，他就强调崇儒，说：“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清圣祖实录》，卷71，11页。圣祖大概是从吴三桂振臂一呼，天下大乱的教训中，更深刻地看到了用崇儒重道教化百姓，招贤纳士以笼络知识阶层，是巩固其统治的最好手段。所以，他说出的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我们仍不失借鉴与启发的意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正是隆冬季节，圣祖冒着严寒，首次南巡，驾幸曲阜，亲至孔子家乡朝拜。他向随行诸臣阐明此行的目的，说：“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讲明经书文义，穷究心传，符合大典。”及至阙里，先由孔庙奎文阁前，步入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并宣读“御制祝文”，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他“居今稽古，期雅化于万方，系惟典训之功，实睹安之效。”在“诗礼堂”，圣祖和随行大臣听监生孔尚任进讲“大学圣经首节”，举人孔尚进讲“易经系辞首节”。听后，圣祖命大学士王熙向衍圣公孔毓圻等宣布他的旨意：“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圣祖给予孔子的评价，无以复加，明确指出，孔子的“至圣之道”，不只帝王要学，下至公卿百姓也无例外，都要学习。他还嘱咐孔氏族人要“世守家传”，务期“以奉先训”，付诸实际行动。圣祖遍览孔子“圣迹”，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倾注了虔诚敬奉之情。《清圣祖实录》，卷117，24~28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2）
圣祖以满族皇帝之尊，拜倒在汉族尊奉的先师面前，表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尤其是冲破民族的狭隘观念，消除满汉民族间的界限，是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的。他做出了表率，而比他的先辈做得更好，就连那些明末遗老特别是尚持敌视态度的部分儒士也为之心动，渐渐地，内心深处也开始向清朝方面转化。
圣祖大力倡导尊孔重道，率先示范，对争取知识阶层向清朝靠拢，正日益产生出巨大的思想动员作用。
圣祖倡导儒学，并非说给别人听，而是自己躬身实践，首先带头学习经书。圣祖天性好学，但为权臣鳌拜所阻，不能行其志。康熙六年（1667年），时任弘文院侍读的一代名儒熊赐履，上疏痛陈时弊，认为一切时弊还不伤根本大计，而“根本切要，端在皇上”。他请求圣祖以现时年龄（时年14岁），“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于是考诸六经之文，监于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熊赐履的主旨，是要圣祖努力学习“六经”，延请老师辅导，选俊才之士辅佐，使之培养高尚德性，学会为政之道。次年，他被提升为秘书院学士，再次上疏，强调“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这两次上疏都遭到鳌拜斥责，而未能实行。《清史稿·熊赐履传》，卷262，9892~9893页。
不久，圣祖清除鳌拜集团，乾纲独断，即于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