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纵容家人受贿。圣祖批复：齐世武、托合齐、耿额依议处绞刑，于秋后处决。李仲极革职，穆和伦与塔进泰各降三级，从宽免降，调往他处，另行安排。《清圣祖实录》，卷250，10页。
圣祖为政“尚宽”，力主“治国之道，莫要于宽舒”《清圣祖实录》，卷259，9页。，坚持“宽则得众”，即得民心，这是他一生主政的指导原则。所以，对各种罪犯能轻处则轻处，能免则免。他最痛恨贪官，犯有死罪者，也由斩刑改为绞死。世祖朝，对贪官的处罚从重，规定：“贪官必诛。”先是以贪污60两银，后改为100~200两者，必杀头。用重法重刑处贪官，起到了威慑人心和震撼贪官的作用。圣祖时，较之前期宽大得多。如蔡毓荣贪占、私吞黄金、白银，数量不小，另将钦犯三桂孙女私占为妾，放走另一钦犯胡有宾等，也只判流放，若在顺治时期必杀头无疑。圣祖到了晚年，为政更宽，固然有其仁人之心，不嗜杀，但宽纵则导致吏治松弛，弊端丛生，故到雍正时，又以“猛政”对付贪官，政治又有新起色。此系后话，暂且不提。
圣祖狠抓吏治不放，把它同民生与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置于同发展经济一样的地位，不含混，不松懈。一方面，他大力培养和起用新人才，倡导理学，用以修身、正身而治国；同时勤加表彰清官廉吏，树为榜样；一方面，同贪污受贿等腐败坚决斗争，一经发现，必严肃处理；对于那些平庸而无才能的庸官都予革退，使官僚队伍保持着蓬勃的活力。圣祖最痛恨党争，严防明末党争之祸。如他所说：“朕自亲政以来，断不许人怀挟私仇，互相陷害。是以三四十年间，无大臣互讦之事，此一端，朕心颇以为善。”《清圣祖实录》，卷226，1页。经过数十年的培植和整饬，虽无法彻底根除贪污等弊端，也难以完全消除贪官污吏，但到康熙五十年前后，已基本澄清吏治，统治集团内部和协一致，保持稳定，政通人和，上下熙洽。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圣祖对大学士诸臣说过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他说：“今年秋审人犯，较之往年大减。自康熙十三年以后，奏章一日至二百余件，今亦大减于前矣。”《清圣祖实录》，卷248，15页。
圣祖的这席话，可用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一月秋审的事例给予证明。大学士将本年审实处决共70名犯，呈请圣祖批准。他反复审定，只“勾决”25人。他对大学士诸臣说：“四辅臣时，每年勾决（处死）动至百余人。朕亲政后数十年来，每遇勾决，凡有一线可原者，未尝不从宽宥。”《清圣祖实录》，卷247，16~17页。圣祖从宽处理罪犯，固然死刑大为减少，但全国呈报的死刑犯也只有70人，比起四辅臣时已减少了百分之三十还多一些。康熙十三年到二十三年，为对付吴三桂叛乱和平乱后处置从叛的人，案件必然很多，以至每天送达的案件达到二百余件。平息叛乱后，社会秩序恢复，案件便迅速减少。
各类案件的大量减少，不只是社会治安的好转，恰恰表明政治环境宽松，生活得到改善，百姓安居乐业。圣祖屡次南巡、北巡、东巡，受到万民欢呼。难怪圣祖不无自豪地说：“今天下承平无事，凡属老幼，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得生斯世皆有福之人也。”《清圣祖实录》，卷259，9页。此话虽出圣祖之口，不无自诩之意，毕竟反映出他与其贤臣廉吏已获得广大士民主要是汉人的承认和拥戴。这首先要归功于澄清吏治，政通人和，才形成全新的政治局面。
（五）开创盛世局面
康乾盛世，作为清代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自应有其终始时间。迄今，学术界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只笼统地把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看作是“盛世”阶段，而对于居中承前启后的雍正朝往往予以忽略。这些，都是不妥的。
从科学的意义上说，界定某个历史阶段的终始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康乾盛世的终结时间姑置不论，留待下卷再说；那么，“盛世”当始于何时？换言之，始于康熙的“盛世”，以何年进入“盛世”？当然，用一个绝对年代加以界定，并不一定科学，但我们须找出能代表这个时代，而且能反映其时代特征的标识物，是完全必要的。于是，这个“标识物”的出现，就具有绝对年代的含义。根据这一理解，我们便发现，在康熙朝有两大事件的相继出现，标志着“盛世”的到来。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二十九日，圣祖向大学士、九卿众官员宣布他的一项重大决策：
今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若按见在人丁，加征钱粮，实有不可。人丁虽增，地亩并未见广。应令直省督抚，将见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清圣祖实录》，卷249，15页。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6）
此段话，概括为一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全国人丁数额以上年即康熙五十年总数为常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再征收丁赋。《清朝文献通考》，“户口一”，卷19；《清史稿》，卷121。
十月三日，圣祖再宣布一项惊人的决定：
将天下地丁钱粮，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之内，全免一周，使率土黎庶，普被恩膏。除将直隶、奉天（今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及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地丁钱粮一概蠲免，历年旧欠钱粮，一并免征外，所有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四省，除漕项外，康熙五十二年应征地亩银，共八百八十二万九千六百四十四两有奇，俱著查明全免；其历年旧欠银二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二十八两有奇，亦并著免征，计三年之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各该督抚，务须实心奉行，体朕轸念民生至意。《清圣祖实录》，卷251，13~14页。
一年之内，圣祖作出两项重大决策，实为空前之举。前已论及蠲免钱粮，已超越清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而此时又宣布三年之内，全国普免钱粮一次，总数达3200多万两，超过此前全国最好年景的年收入很多，比康熙五十年征银2990余万两还多出200多万两！这一决定，历代望尘莫及。宣布新生人丁永不加赋，为旷古所无之事，不能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秦汉以降，历代无不征收人头税，天经地义，无可更改。但圣祖敢破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之成规，无疑是对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一次解放。据圣祖巡幸所见，有一户或五六丁，只有一人交纳钱粮，或九丁、十丁，也只二三人交纳钱粮，其余丁“并无差徭，共享安乐，优游闲居而已”。《清圣祖实录》，卷249，15页。农民负担大为减轻，故能得享安乐。
仅此两件大事，反映了康熙后期社会经济何等繁荣！确已出现“海宇升平，国用充足”的雄姿盛容的景象。《清圣祖实录》，卷244，12页。
增丁不加赋，普免全国地丁钱粮，都自康熙五十年为始，实际是宣布清朝自该年进入“盛世”！圣祖在位61年，“虽曰守成，实同开创”《清史稿》，卷8。，真正开创了一个空前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以康熙五十年为进入“盛世”的标志之年，颇为允当。其实，圣祖对此已作了充分的估量。四十九年十月，圣祖对他即位50年做了深刻的总结，他说：“朕八龄践祚之初，太皇太后问朕何所欲？朕对：臣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数十年以来，除水旱灾伤，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第通蠲一年，屡经举行；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亿）。……朕每岁供御所需，概从俭约，各项奏销浮冒，亦渐次清厘，外无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因以历年节省之储蓄，为频岁涣解之恩膏。朕之蠲免屡行，而无国计不足之虑，亦恃此经筹之有素也。”
圣祖也认识到“民生未尽殷阜”，其原因“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有不给，理有必然。”为解除这一部分百姓的隐忧，他决定自明年即康熙五十年为始，在三年之内，全国地丁钱粮“通免一周”。《清圣祖实录》，卷244，2~4页。
很清楚，康熙五十年大规模普免全国钱粮，是在头一年作出的决定。这是圣祖在充分估计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根据国用充足，财政富裕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连同新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决定，表明圣祖和他的谋臣们对当时及前途都充满了信心，也是清朝国力财力无比强大的展示。他选择康熙五十年实施这两大决策，不过是取其整数，实际上，约在康熙四十六年前后，治黄成功，已经或初步达到“盛世”的发展水平。这里，以五十年为基准，或者说作为一个新时期的标志，是以两件大事为其内容的。所以，康熙五十年不能视为进入“盛世”的绝对年代，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标志而已。
圣祖举行的数千老人宴，尤其生动地呈现出进入“盛世”的欢庆景象。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是圣祖六旬华诞。各省百姓及退休官员纷纷从千里至数千里赶来京师，“其中老人更多”，为圣祖祝寿。《清圣祖实录》，卷254，5、9页。
圣祖因臣民的赤诚而深受感动，决定在生日这一天接见他们，举行宴会，宴请每个人，另颁发礼物，以答谢臣民对他的爱戴。
生日这天，圣祖率领诸王贝勒及文武百官大臣先到皇太后宫行礼，再登宝殿，接受全体官员的庆贺礼。
八旗兵丁、各省老人及士庶齐聚午门外，至大清门内“叩祝万寿”，瞻仰圣祖的“龙颜”。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7）
二十五日，在畅春园正门前，举行“千叟宴”，应邀参加者为全国各省汉大臣、官员与百姓，其中，年90岁以上的，33人；80岁以上的，538人；70岁以上的，1823人；65岁以上的，1846人，共为4240人。圣祖传谕：“今日之宴，朕遣子孙宗室执爵授饮，分颁食品。尔得与宴时，勿得起立，以示朕优待老人至意。”接着，圣祖入座，命他的子孙，扶80岁以上的老人，到他的御座前，“亲视饮酒”。宴后，圣祖各赐给他们银两。
三天后，又宴请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兵丁、闲散人等，其中：年90岁以上的，7人；80岁以上的，292人；70岁以上的，1394人；65岁以上的，1012人，共2605人，命诸皇子代表他“颁赐食品”，命宗室子孙执酒壶给他们斟酒；命80岁以上的老人，到他的御座“亲视饮酒”。宴后，分赏老人们银两。
二十八日，又在畅春园宫门前，赐宴70岁以上的老妇人。大臣妻年老者也被召来参加宴会，皇太后与圣祖“亲视颁赐茶果酒食等物”，其余令诸皇子率宗室子，“以次颁给”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54，15~18页。。
两次宴请男女老人，达6800余人。圣祖为表达“养老尊贤”的心意，再对全国老人颁赏：各省70岁以上至百岁以外的老人，各赏给布、绢等，价值白银89万两，赏米共165万余石。这些赏赐，专颁给百姓年老夫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年老妇人，以及各级官员与士绅老人所得赏赐不在此数内。《茶余客话》，卷1，14页。
圣祖对以往各类庆典活动，一向从简，不事铺张。此次逢甲子之年，照例庆祝一下，并无奢华的安排。当得知全国各地百姓络绎来京，衷心向他祝寿，特别是老者很多，不远数千里而来，他大为感动，才决定专为老年人举办盛宴，答谢他们的情谊。赏赐很多，破费不少，但都给了老百姓，使他们都得到朝廷的关照和恩惠，这与历代大量赏赐皇族及大臣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此次宴赏、接见，向老年人颁发赏赐，实为一大善举。皇帝与百姓普天同庆，名为祝寿，实际是对太平盛世的赞美，共享“盛世”的安乐。
自平定吴三桂叛乱，削除“三藩”，到康熙五十年，已赢得30年的和平时期。此间，曾有收取台湾、击沙俄入侵者、剿灭噶尔丹叛乱等战役，其战场或在海上，或在东北的极地，或在北疆草原，而中原大地，大江南北，偃兵息武，兵戈不兴，百姓无战事之扰，全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清朝在战胜吴三桂叛乱后，变得空前强大，在全国的统治空前巩固。随着农业生产的逐步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也明显增长。以此国力进行局部战争，应付自如。如，进攻台湾，不过投入万人左右；投入反击沙俄入侵的兵力更少，前后两次，加在一起，也不到5000人。惟剿灭噶尔丹，用兵十万以上，前后三次，持续近十年。但圣祖大量起用蒙古诸部力量，又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同噶尔丹的额鲁特部作战并不费力。总之，以全局应对局部之乱，对清朝并无损伤，而且在解决台湾、同沙俄的争端之后，全力剿噶尔丹，无后顾之忧，易如反掌。所以，圣祖在康熙五十年以前，总是说“海内升平”、“承平已久”，根本没有把上述三次战争考虑在内，因为这几次战争没伤及清朝的根本，相反，还使其越战越强，造就她的根基更加牢固！
在30年期间，朝廷动员农民大力垦荒，投入巨额资金治黄、治淮，兴修水利，不断推进农业的发展；根治腐败，惩办贪官；蠲免赋税、规模之大，亘古所无；完善国家体制，建成政治与法律运行机制，各项职能得以充分发挥，社会安定，百姓乐业。国势蒸蒸日上。
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力开拓，从大乱走向大治，至康熙五十年前后，中国进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