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理由认为，清朝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奋力开拓，从大乱走向大治，至康熙五十年前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康熙盛世。当资本主义的光华在西方闪耀，并向世界辐射之际，清朝再造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正以她的恢弘气势，普照东方大地！
进入“盛世”的中国，已经实现了全国范围的政治上完全统一，消除了内忧外患，达到了社会的全面安定；各民族都置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共同走向繁荣。应当指出，这种完全统一主要是确立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真正的统一，是在雍正以后，主要是乾隆时期，变更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政治体制才实现的。下卷将给予详细阐述。
自圣祖即位以来，统治集团长期保持稳定。惟有一次重大的斗争，就是同鳌拜集团的较量。圣祖略施计谋，顷刻之间，鳌拜束手被擒，其党羽随之瓦解。圣祖此举，深得朝廷内外欢心，虽经此次政治变动，未留下任何后遗症，统治集团以圣祖为核心，变得空前一致。其后，在三藩问题、击噶尔丹、反击罗刹、治黄淮等一系列重大决策，都经受住考验，保持了内部的一致。圣祖始终警惕朋党，时刻以明朝的亡国教训为戒，防止集团内部形成派别、结党营私。在几度废立太子的问题上，及时发现和处理依附太子允礽的党羽，粉碎他们的政治企图，维护了朝廷内部的安定。明末党争、宦官专权及后宫干预政事等弊政，都得到了有效地遏制。在君主高度专制下，关键是圣祖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明确地宣布：“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清圣祖实录》，卷258，8页。圣祖终其一生，都把“天下大权”牢牢地操于他一人之手，不管朝中发生什么问题，包括大臣奸恶，都由他一人裁定，作出批示，各部诸臣、阁臣都只有奉命执行。圣祖自康熙六年（1667年）亲政，直到六十一年去世，50多年间，统治集团只有不同的意见和见解，却没有政治上分裂。因此统治者的意志得到完全贯彻，其各项政策保持连贯推行，没有中断过，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之按一个方向持续前进。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8）
从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解决了三藩问题，至康熙五十年，已赢得了30年的和平时间，确属“天下无事”，专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人心得以安定。边境安堵，各民族同清朝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按时朝贡，关系密切。在南疆，如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已从长期战乱中恢复了元气，尤以“三省文风日盛，士子俱各黽勉肄业，考试者渐多。”但考中者少，为照顾边疆，康熙五十一年三月，决定给三省各增加一个进士名额，从落榜中择优进补。《清圣祖实录》，卷249，19~21页。在东北，本属满族与清朝的发祥之地，清入关之初，这里曾一度荒凉，人烟稀少。但发展较快，还在康熙二十四年时，辽东重镇锦州、宁远州（辽宁兴城）、锦县、广宁县（辽宁北镇）等恢复迅速，其府州县“生聚目繁，人文渐盛”《清圣祖实录》，卷120，5页。。尤其是盛京（沈阳），已发展成为关外东北地区的第一大都会，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盛京原是清入关前的都城，入关后，作为“陪都”而备受重视。至康熙中期，盛京的陪都体制已基本完备。盛京将军，仿中央体制而设的吏户礼兵刑工五部（只设侍郎职，缺尚书）及奉天府等地方官署均设于城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原有城池周围增筑关墙，周长达32余里，保持了都城的气魄。因迁都而一度萧条的盛京重新恢复了活力，因而迅速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清朝把盛京视为“根本之地”，是其混一天下的本源，所以对盛京多施优惠政策，圣祖三次东巡，前来盛京祭祖，给予颇多照顾。这些，都推动和加速了盛京的发展。有清一代，对盛京及其整个东北地区的特殊保护，确保了这一广大地区二百多年的持久稳定，这是任何地区都无法相比的。盛京与东北是清朝稳固的根据地。
从明初以来，至明清之际，对中央政权和内地百姓构成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蒙古诸部。前已详叙，噶尔丹武装反叛朝廷，辽阔的北疆大草原陷入动乱之中。圣祖在亲征平叛中，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集诸部蒙古于多伦诺尔，举行“会盟”，统一蒙古，史称“多伦会盟”。自那时到康熙四十九年底，北疆宁静，蒙古诸部安堵如故。圣祖欣慰地说：“即如今岁遣大臣会盟，竟无一事。昔皆三年一会盟，今五年始一会盟，而尚无一事。”《清圣祖实录》，卷244，14页。所谓“会盟”，是蒙古王公贵族定期举行政治性集会，用以协调各方关系，解决内部争端或协商解决重大问题。在蒙古诸部的会盟由朝廷掌握以后，定于每三年举行一次，但每当会盟之时，蒙古诸部无一事可商，也无一个矛盾可以解决。后改为五年一次，还是无事可争可商，一切皆遵朝廷法度，内部安然无事。蒙古为患中原长达几个世纪，如今已是烽烟不起，鼓角不鸣，辽阔的草原变得异常宁静，抚今忆昔，能不令人欣慰！所以，大学士们看到圣祖的喜悦之情，不禁赞叹：“此皆皇上圣德所感被也。”功劳全归圣祖，未必妥当，但起主导作用的，舍圣祖其谁与！
边疆安宁，四境邻邦和平、友好往来不断。诸如朝鲜、安南、暹罗、琉球，远至南洋诸国，还有来自欧洲的俄罗斯、葡萄牙等国，都与清朝建立和保持了和平友好的关系。如康熙五十年十月他向礼部重申对外友好的方针：“朕统御寰区，抚绥万国，中外一体，保育惟殷，惟期遐迩咸宁，共享升平之福。”而对于关系亲切者，“尤加意优待之”。他特别提到朝鲜国王李焞自袭爵以来，四十余年，“慎守封圻”，每年“贡献方物”，恪尽忠诚，“未尝少懈”。其国中之事，“稍有关系者，必奏明仰请定夺”。在本国内，“抚恤国人，善于爱养所属，靡不悦服。”他为此感到高兴。以前，每遇到朝鲜闹饥荒，他都发米赈济；还有，他屡次裁减朝鲜贡物，以减轻其负担。此时，他又想到朝鲜“国小地隘”，便决定将其“年例贡物内”白金1000两、红豹皮142张，自明年（康熙五十一年）起，“永停贡献”。他又听说朝鲜国使进入中国境内沿途住宿的馆舍“尽皆倾圮”，下令各地方官负责修缮，以表示他“加惠远人之至意”《清圣祖实录》，卷248，13页。。圣祖特殊优待朝鲜，也是“盛世”下的清朝所做的一件善事。清朝的强盛和富足，也给朝鲜等周边国家带来了实惠，同沾盛世的光辉！
经济发展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与社会繁荣程度的主要标尺。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月，圣祖对近年国内经济状况作了一次概括性且较为求实的阐述。他说：
朕意国用已足，不事加征，且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即如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增多，略无空隙。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朕巡幸时，见直隶（河北）自苑家口以下，向年永定河冲决之处，今百姓皆筑舍居住，斥卤变为膏腴，不下数十百顷，皆未尝起税也。又江南黄河堤岸，至所隔遥堤，有二三里者，亦有六七十丈者，其空地先皆植柳，以备河工取用。今彼处百姓，尽行耕种，亦并未令起倮。昔黄河泛涨时，水常灌入遥堤，不得耕种，自清水畅流以来，河底刷新，水心长（涨）至二丈，方能及岸。遥堤以内，皆成沃壤矣。《清圣祖实录》，卷256，14~15页。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9）
圣祖谈到两个问题，一是土地广为开垦，土地增多，农业丰收，多得益于水利的兴修，治黄、淮成功，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人口迅速增长，土地不足，虽已丰收，物价却上涨。
在封建社会，农业是其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社会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的安定，都有赖于农业生产的增长。与农业相关的是人口的增减，劳动力是否充足，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高低，无不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土地和人口两个方面的发展指数，可以概知“盛世”初期所达到的发展水平。
在朝廷数十年坚持奖励垦荒政策的鼓励下，各省的土地耕种面积持续增加。例如，“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田亩抛荒，不堪见闻”。自康熙二十年平定叛乱之后，到五十一年，“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沙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今国帑充裕，屡岁蠲免，则至千万，而国用所需，并无遗误不足之虞。”《清圣祖实录》，卷249，13页。
湖广、陕西人多地少，故百姓皆往四川开垦。康熙五十一年初，据圣祖称：“今四川之荒田，开垦甚多。果按田起科，则四川省一年内可得税粮三十余万。”《清圣祖实录》，卷256，14页。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九月，经清查，湖南各州县尚有荒田46 100余顷，“各属士民，无不踊跃争先，愿为开垦。”湖广总督额伦特等请求六年后，仍照下则起科纳税。圣祖从之。《清圣祖实录》，卷260，17~18页。
截止到康熙五十一年，山东民人往来口外垦地者，多至十万余。《清圣祖实录》，卷250，18页。
其他各省情况，大体如此。土地增加，人口也增加，这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清朝的官方统计，即使不够准确，也能说明这个问题。以康熙五十年为例，自该年始，丁口为常数，滋生人丁不计入纳税范围，该年人丁为24 621 324人，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每年丁口都在2300多万至2400余万之间，上下摆动，不过相差数十万，其增加数都统计在“滋生人丁不加赋”以内。康熙五十二年首记本年“滋生人丁”为60 455口《清圣祖实录》，卷257，20页。，次年，增至119 022口，几近一倍《清圣祖实录》，卷261，24页。。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达到467 850口《清圣祖实录》，卷295，23页。。在将近十年中，新生人丁增长了七倍多！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很准确。主要是农民、富户不愿多报丁口，隐瞒不报，在在皆有；其次是地方官并不认真统计丁口，漏报者也大有人在。但可以肯定，总的趋势在增加，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以上所列统计数字，为丁口之数，还不是全国户口的总数。清入关后，把人口与赋役合并统计，就是说，只统计纳税人的丁口数，而不计全国的户口总数，这给我们统计清初及“盛世”初期的户口带来颇多困难。现据国外与国内学者研究的结果认为，以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为例，全国人口约1．5亿上下何炳棣：《中国人口统计，1368—1953》，第11章。；还有的说，即在顺治六年（1650年）时，全国人口已在1亿至1．5亿之间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附录一。。此数估算过高，是不足信的。综合各家之说，平定吴三桂叛乱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全国人口在8000万左右，至康熙三十九年约为接近1亿。在进入“盛世”之际，或以康熙五十二年前后统计，应达到1亿人口或稍多一点。这一时期的人口，已接近明代全国人口最高的年份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所计1．5亿左右。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载《清史研究》，1994年3期；又，《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载《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年2期。
清初以来特别是平定吴三桂叛乱之后，全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人口的增长或减少，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密切相关。中国历史上，每遭遇长期战乱或持续的自然灾害，人口就明显地减少，反之，社会实现了稳定，百姓生活安定，就是说，无灾无害，统治者且实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在保持经济稳步增长时，人口就明显增加。自清初到康熙五十年前后，由大乱而达到大治，其中，自康熙二十一年以后，又赢得了三十多年的和平发展的时期，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宣布滋生人丁不加赋后，人口的发展尤为迅速。这正是“盛世”的一大突出景象！
土地数额的统计，一在《清会典》，一在《清实录》，二书所记略有差异。现今史家都惯以前者的统计为准。前已引证了康熙二十四年的土地数额，同顺治十八年（1661年）相比较，增长显著。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盛世”时期土地数额，并未超过甚至低于明代土地最高数额的万历初年的水平。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按现今通行说法，以雍正二年（1724年）为准，引证《清会典》的记载，其土地已达到683万余顷，如果再加上未计入的军漕屯田40万顷和内务府官庄与八旗屯田17万顷，还有各省“学田”与“在官地亩”，总数已达740万顷以上。如按《清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六十年，土地达735万多顷。这两个统计数字，大体接近，实际已超过了万历初年的水平。参见郭松义：《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载《清史论丛》第二辑。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0）
对康熙及其后雍正、乾隆两个时期土地数额的不同认识，实际反映了我们对“盛世”时期生产水平的不同估价。在某些学术著作中，大量引述康雍乾三朝一些地方官虚报垦荒数的记载，以及三帝时此类事的批评。这种虚报的事实，确实存在。但是，由此便得出结论：清初至中叶的垦荒皆为虚数，尚不及明万历时期。这就难以令人置信。首先，一代政权的确立特别是需要巩固，必有赖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从世祖、多尔衮，到康雍乾三帝对此有切肤的迫切感，他们制定鼓励甚至强制性的政策，大力实行垦荒，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