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统计数字来看，艾滋病感染者中，有94％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对艾滋病的预防和重视不够，或预防的财力不足。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以非洲的问题最为严重。从艾滋病开始流行到1996年7月，全球大约有279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其中非洲次撒哈拉地区就有1900万，约占全球的68％。东南亚和南亚共500万人，约占全球的18％。艾滋病对非洲人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如以人均期望寿命为例，赞比亚将从原来的65岁下降到33岁，津巴布韦将从原来的70岁下降到40岁，乌干达将从原来的59岁下降到31岁。
徐：当欧洲人大呼大叫人类大难临头时，亚洲人却幸灾乐祸，因为那时只有欧洲和非洲发现了艾滋病，亚洲还没有发现一例。什么时候亚洲也陷入灾难的呢？
刘：亚洲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1984年泰国曼谷发现的一个留美归国大学生；此后两年中，泰国发现多例艾滋病感染者，多数是曾与外国人接触或曾在国外旅行的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自1987年至1988年泰国吸毒人群中艾滋病感染率由零升到35％。由于泰国妓女业的活跃，很快地成为亚洲的“艾滋病王国”，到1997年底已有100万人感染上艾滋病毒。
徐：中国是什么时候发现艾滋病的？
刘：1985年6月，一名在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在北京协和医院病亡，在他的死亡单上，医生们首次写下了这个令人恐惧的病名。1988年9月，浙江大学一批新入学的外国留学生例行体格检查，一个非洲来的学生被确认为艾滋病患者。这个艾滋病患者在得知病情回国时竟然同杭州的两名女子发生性行为，这两名女子很可能就成了艾滋病毒的传染者。
第一个被确认染上艾滋病毒的中国大陆居民是北京的一名男售货员。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是从外国籍的性伴侣处染上这种世纪绝症的。
第三部分第43节 刹住了“性革命”的步伐
徐：当尼采说：“上帝死了”时，道德的权威真的死了；当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夜间被科学家颂遍世界时，宗教的末日到了，那种对人规劝的灵魂说和彼岸世界再也不存在了，人们再也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因为末日宣判的神话已经破灭，还怕什么呢？可以即时行乐，可以丧尽天良，可以彻底地乱伦，可以做前人未尽的一切不道德事业；当弗洛伊德开创了一门新的学说，当性学家开始为性说话的时候，“性革命”爆发了。没有什么道德可以规劝人们时，人们似乎忘了，死亡是永远的法官。就这样，死亡之神派了魔鬼艾滋病来到了人间。这种文学式的说法可能是耸人听闻，但它确是本世纪以来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事件。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也许医生们没有想到这么多，但作为一个人文工作者，这却是我多年一直在研究的问题。艾滋病为西方的“性革命”划上了句号。实际上，在这里我要说的是科学，当人们在进行“性革命”时，人们内心深处已经为自己订了一份保险，这就是他们觉得高度发达的科学可以解决人世间的一切疾病。事实上人们错了，就像现在的农民发现，每年的农田里都会有新的疾病困扰着农作物，科技越发达，似乎问题也越多。
刘：美国著名的文化评论家苏珊•；宋妲说：“艾滋病对现代人的疫病和医药态度、性爱观以及对灾祸的看法，标志着一个转折点。”首先，冲击到的就是性态度，过去，医学的进步使大多数性传染病都不再可怕，也间接地促成了在70年代时达到鼎盛的“性自由”观，使人类的性行为变成了一场无须对此负责的“性游戏”。但是，艾滋病却使“性自由”、性滥交大为收敛，性不再是和谁在一起“快乐”一下而已，而更像是一条从过去传过来的链子，性伴侣过去所有的性关系都可能影响到另一方，而这种影响可能是致命的，而且无可挽回的。苏珊•；宋妲说：“害怕癌症让我们畏惧污染的环境，而艾滋病焦虑却使我们惧怕污染的人。”艾滋病改变了美国人的“性爱消费”观念，刹住了“性革命”的步伐，也把欧美人从死亡的边缘拽了回来，从而进入“性回归”时代。
物极必反，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果人类违背了自然规律或社会发展规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促使人们反省，从而改弦更张，如果拒绝接受教训，就必然要走向灭亡。艾滋病的出现与蔓延正是这种规律的一种一种“催化剂”，也是对“性放纵”的一种惩罚。
徐：惩罚也好，警示也好，但艾滋病终归是人类的公敌，需要战胜它。目前人类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有什么成效？
刘：目前，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已联手向这人类的灾星作坚决抗争。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六项“艾滋病预防和控制规划”的战略：
一是性传播的预防。日本政府已开始定期公布艾滋病毒传播的数字，文部省已为中学生准备了艾滋病方面的教科书。厚生省拒绝取消关于口服避孕药的禁令，而宣传使用避孕套。报刊、广播、电台和各种广告牌上都在宣传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泰国在这方面的工作效果似乎更明显。他们开展了全国性的教育运动，在社会上推广使用避孕套，每年免费分发约7000万只。非政府组织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使泰国男性全部性病的总发病率在1993年比1987年下降80％以上。
二是血液传播的预防；三是传播的围产期预防；四是通过使用治疗药剂预防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传播；五是通过免疫接种预防传播；六是减少艾滋病毒感染对个人、群体和社会的影响。
从1996年7月在温哥华召开的第11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看来，那时讨论多的是抗艾滋病毒的联合用药和新一代的艾滋病毒疫苗。中国昆明的罗世德从700种常用中药中筛选出90种对艾滋病毒有抑制作用的中草药，但需要进一步分离和提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发现，在五种植物样本中发现含有抗艾滋病毒的成份，等等。目前世界上的科学家都在寻求抗艾滋病毒的药物。1998年6月23日是人类对付艾滋病征途中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美国首次艾滋病疫苗人体试验开始，30多个城市5000多名志愿者接种了“艾滋瓦克斯疫苗”。如果这一试验成功，人类将在战胜艾滋病的奋斗中大大前进了一步。
徐：目前在这场与艾滋病的生死决战中，人类面临的困难有哪些？
刘：一是在一些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有许多人还不知道艾滋病的可怕，从思想上对艾滋病的侵袭解除武装。二是青少年开始有性行为的年龄提前，而且不易控制。三是由于妇女艾滋病患者增加，胎传艾滋病的婴儿也大量增加了。四是艾滋病的治疗费用在很多国家都高得惊人，许多国家不堪重负。五是艾滋病之谜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开。
第三部分第44节 纵欲与禁欲的讨论
徐兆寿：中国古人也讲这个道理，只不过中国古人在讲这些时，没有单独把性拿出来分析，而是把它放在人和世界的常理上来讲。中国人讲禁欲，不是单指性欲和食欲，还有各种欲望。在中国人看来，人世间的道理都是相通的。老庄强调“清心寡欲”、“不可见欲”，认为“故常无欲”，意思是说人的常性是没有什么欲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内心和世界的宁静。
然而，儒家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由此孔子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荀子发挥了孔子的观念，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又说；“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肌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向生之者也。”如何节制呢？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好色”是人的本性，“不淫”是指不过分地追求和贪恋。儒家对道家的“去欲”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儒家主张首先要肯定人的欲望，其次是要把这些欲望引入正路，加以合理的节制。这大概就是教化的意思吧。荀子由此而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如果符合，那么欲求再多也不要紧；相反，即使欲念再少，而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也会破坏社会的安宁。那么，什么是社会道德规范？难道所有社会道德规范都是合理的吗？在人与社会道德规范之间，难道人永远只能服从后者，而后者就不能服从前者？
合百家之长的《吕氏春秋》仿佛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些回答。《情欲》篇说：“天生人而使人有贪有欲……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那么，他们不同在什么地方呢？神农、黄帝“贵生”，桀纣“亏生”。“贵生”者，对生命有益，对社会有利；“亏生”者，对生命有害，对社会不利。《吕氏春秋》还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人的的欲求对思想进取有着巨大的推动力，人的欲念多，人就会积极进取；人的欲念少，人则不思进取；如果无欲，就不可能进取了。现代西方很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论述人的原始欲时，也阐述了这一观点。现代经常学家认为，人的欲望是一切经济与市场的原始推动力。当然这种欲望不是指人的性欲，而是一种泛指。
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杨朱的纵欲论。杨朱同属道家，却走了一条与老庄截然相反的道路，真是让人不可思议。杨朱尊崇“为我”，孟子说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杨朱与老庄共同的是以自然为观，强调顺乎自然，顺乎人性，任情极性。他认为，天赋人以眼耳鼻口和肌体，人就得顺乎它们，只有这样才是顺乎天道。这是就人与天合的角度说的。从人生本身来看，与虫蚁相同，生命苦短，韶光易逝，所以不能亏待生命，而要顺乎人的各种意愿，及时行乐，否则后悔莫及，他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昼夜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忧惧，又几居其半矣。”生命是如此易逝，如果不抓住它，不赋予它意义，不顺乎它的心意，对生命来说真是太亏了。最后，杨朱则从终极意义上进行了论述，他说，生命对任何人都一样，都要死亡。在死神面前，无论贵贱，无论贤愚，无论暴君，也无论平民，即使是那些守仁节欲、苦苦生活的人，都是一样的，双目一闭，什么都了了。“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那么，还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不要为博得一个好名声而折磨自己了，折磨自己，就是折磨人性，折磨人性，就是违背天道，违背天道而活着，岂不是离本质太远了吗？
后世多不赞同杨朱的纵欲观，认为它代表了一种狂拓不羁、腐朽自私的人生观。我倒认为，杨朱也是很深刻的。他所思考的问题正是中国人几千年来难以回避也难以回答的问题。的确，如果我们违背了天意，而刺瞎双眼，拒绝五色；挥刀自宫，灭绝性欲，岂不是欺天太甚！如果人生不死，真能成仙；如果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而那灵魂还要经受天的审判，要么偿还前生的孽债而受苦，要么因为前生的苦修而享乐（同样都是享乐），那么一切就有了意义和价值，然而这意义和价值究竟在哪里？由谁来认定？
只有上升到宗教那里，这一切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所以，宗教是人的需要，而不是人在低级生产力状态下的愚昧的代称。在现代文明如此发达的今天，在那些发达国家，有50％以上的人都有宗教信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世界观的区别。在我们这样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度，在市场经济建立和社会转型时期，这一个问题已经难以回避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人们陷入一个极端的精神困顿，主要原因还是信仰问题。我在《非常日记》里就借林风的日记记述了我自己的信仰危机。那时，我一直在想：既然人死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既然人死的时候都没什么区别，那么，我上大学有什么意义吗？我这样执着地追求文学有什么价值吗？既使我写了什么旷世巨著，在死的那一天对我也意味着死亡，我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去完成它呢？我爱上一个人，然后我们走到一起，一起生活，到死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就结束了，爱还有什么意义吗？等等。问题是那样多，几乎每走一步都是疑问，每说一句话都丧失了意义，每一个思索都意味着停止。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自杀，以自杀来结束这毫无意义的人生。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以性为内容，但却以信仰上的死亡而成为林风自杀的原因。
我似乎扯得太远了。不过，从这一个扯得很远的话题中，我们至少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古人尤其是圣人对性的理论还是非常完善的。
第三部分第45节 从数字看中国性现状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金西的一长串统计数字让人目瞪口呆，它把人们从来无法说清楚的性明了了，而且不用他长篇大论和口干舌燥地去说，只要让那些数字兜出来就可以了。它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这些数字不仅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统计学的发达使人们再也不去相信少数人的话了，而以一种从众的心态，来以大多数人的生活为背景确定自己怎么活着。它使一部分社会学研究彻底破产，使道德也可以用尺子来量。上帝一个人的说法似乎站不住脚了。权威倒了。就连法律也得看看这些数字来权衡自己的天平该往哪里倾斜，而不用看上帝的脸色了。实际上，这些数字很难说它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它至少是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