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滑。”
到了十月底，人面狮身和我已经准备好要把初步研究结果在我们的小组中报告。每一个小组都有周会，在周会中所有的分析师会聚在一起发表他们的想法。基本上这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每个分析师根本不在乎别人负责的公司到底怎么样。他们招呼自己负责的产业就忙不完了。周会里惟一在乎分析师在干什么的只有那些营业员，因为分析报告，尤其是像金字塔这么具有影响力公司的报告，对于股价将具有直接而立即的影响。营业员是不准参加分析师会议的。在营业员和分析师之间似乎有一道万里长城，如此才能够确保每一份研究报告都能够很公平地传达到客户、同业以及一般大众的手中。虽然如此，营业员还是喜欢在分析师身边打转，和他们攀关系，试图从中得到一两个小道消息，好让他们能占到一些优势。
我对于我们的报告兴奋异常。我还记得在安赫斯特念书时，看着那些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怪人在举行反越战示威。我觉得他们都是大笨蛋。但后来我进了陆战队时才了解到，或许抗议一场战争和参战都需要同样的勇气。我提醒自己去对抗人心中根深柢固的观念，比去顺从它需要更多的勇气，而现在，在人面狮身的帮助下，我将要去面对人们根深柢固的想法。就像那些反对越战的示威者一样，我也确信我的想法是对的。
草稿外泄
一如预期的，没有人对我们的报告发表任何意见。根本没有人在乎医疗管理产业。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我们的报告到底会不会损龟。金字塔公司和昆恩·劳伯大不相同。在这里并不存在团体作战。每个人都只针对他们自己负责的领域而工作。大祭司与先知也和法维亚与布朗契顿不一样，前两者甚至于从来都不会在周会中露面。
每个参加那次会议的分析师都拿到一份报告的草稿。每个人都知道初步的研究报告是高度机密的，而且在讨论过后每个人手上那份草稿都必须加以销毁。保罗·史坦迪许（Paul Standish）是与会的分析师中惟一看起来对这份报告有兴趣的人。史坦迪许是一个负责制药产业的分析师。如果我们的假设都正确的话，那些制药公司也同样会面临严重的压力。
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结果是当史坦迪许离开会议后，他并没有把手中的草稿给销毁。他把那份草稿带走，并且在几天后从加州出差回程的飞机上，和另外一位制药产业分析师讨论起这份报告。那位分析师是来自史库达、史帝文斯与克拉克这家位于波士顿的老牌投顾公司。
把我们的报告内容告诉那位史库达的分析师，无异将我们推向一个危险的局面，随后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七日，史坦迪许更把我们推入毁灭的深渊。他把一份我们的报告草稿寄给了史库达的那个阴险小人。直到今天我都想不通史坦迪许的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地，把我报告的影本寄给另一家公司的人不只是愚蠢，更是违反职业道德的作法。
十一月十三日那个星期，耳语开始在市场中传开。史库达那个卑鄙浑蛋把我们的草稿在他们内部广为散发。史库达的客户开始卖出手中各家医疗管理公司的股票。到了十一月二十一日，消息泄漏的新闻出现在报纸上，而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股票下挫了五又八分之七。一周之内，美国医院公司在股价地重挫了二二％。有人意图操控行情的谣言在华尔街甚嚣尘上。金字塔公司里开始电话铃声不断。而感谢那道万里长城，让我们的客户还一直被隔绝在蒙古大草原上，他们显然为了没有得到这些讯息而相当不悦。我们的散户营业员甚至更为沮丧。怎么会让史库达的客户比他们更早拿到我们自己所出的研究报告？这到底在搞什么鬼？大祭司和先知到底在搞什么飞机？金字塔的经纪部门开始变得群情激愤。
身为一个从小一直想要成为侦探的孩子，我却一点线索都找不到。当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并且问我报告为什么会外泄时，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显然不是他想要听到的答案。除了我们的营业员和客户之外，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总裁乌兰诺斯·亚培尔（Uranus JAppel）也随即找上门来。乌兰诺斯确信金字塔公司意图操纵他公司的股价，而且他也怀疑报告的外泄是这整个计划的一环，目的就是要打压股价。他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展开一项调查。
十一月二十二日，星期三，金字塔的法律顾问走进我的办公室。“马提，”他说：“你已经被传唤到纽约证券交易所作证。”
作证？我为什么得去作证？我已经告诉先知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了。为什么不传唤人面狮身？人面狮身比我年长而且更为人所尊重，更何况当初要写这篇报告也是他出的主意。我感觉到整个金字塔的压力又都放到了我的肩膀上。我努力试图恢复镇定。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我只是整个金字塔里最下面的一块砖而已。我相信法老、古夫和加佛利王会叫大祭司和先知保护我，不让我受到伤害。
法律顾问向我简要说明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并且向我保证我是整个部门里非常重要的一员。“只要你告诉我事实，马提，”他说：“你就什么事都不会有。”然后，当他要起身离开时，再补充一句：“哦，马提，顺道一提，如果在任何时候你的利益和公司利益冲突时，我们会声明你再也不是我们的一份子，而你也必须自己聘请辩护律师。”
一等金字塔的法律顾问离开后，我马上抓起电话，拨给我哥哥杰瑞。杰瑞是戴维斯与吉伯特（Davis & Gilbert）事务所的广告业律师，但现在他已经是我惟一能够信任的律师了。“杰瑞，那些浑球刚刚把一个拉掉保险的手榴弹丢给我。我该怎么办？我该自己找律师还是怎么样？”
“不。你什么错事都没有做，而且你也只不过是去参加一个听证会而已。如果你带着自己的辩护律师出席反而不好看。你只要出席，并且告诉他们事实就好了。”
而这就是我在听证会中所做的动作。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五，我走路到纽约证交所，接着在宣誓后作证六小时 。我曾经通过海军陆战队的拷问训练课程，但这并不能帮助我面对这场严酷的考验。会场中有一名法庭速记员记下每一句证词，而且他们不断压迫我，一再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以前那么看好这个产业，却突然会写出一篇如此负面的研究报告？我从哪里搜集到那些资讯？我和谁讨论过这篇报告？谁有机会看过这篇报告？我曾经把这份报告的复本交给同组人员以外的人吗？我或是任何人知道有谁在过去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当中，放空过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美国医院公司，或是医院管理产业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票？
我的记忆力很好，而且我只是不断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每件事。六个钟头后，应该已经很明显，我并没有将任何一点报告内容泄漏出去，而且即使这份报告的外泄真的是金字塔公司想要操纵股价的整体策略之一，也和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充满自信地离开交易所，以为已经没事了，但是事实上还有一件大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金字塔公司还没有正式发表这份研究报告。
原版与修正版
不论如何，如果先知，或是大祭司，或者是法老在这篇报告被外泄前就已经看过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会被刊印出来。实际上，我们的研究报告等于是对医疗管理产业做出了“卖出”的投资建议，而在华尔街，是没有任何人会写一篇建议投资人“卖出”持股的报告。“长期持有”（Hold）已经是最糟的评语了，“长期持有”代表请投资人赶快跑去找营业员（不是用走的哦！），然后卖掉手中的持股。如果先知很尽责地做了他该做的工作，他就会从头到尾监督人面狮身和我在做些什么，而且他也会出席那次的会议并且听到我们的口头报告。如果他当时出席的话，他会马上就把这篇报告给压下来。但是先知并没有坚守他的岗位，他只是躲在办公室里看自己的盘，而现在想要收拾这篇报告所造成的风波可就太迟了。
现在，在大祭司和先知严密的监督之下，人面狮身和我必须把这份报告全部重写。我们把所有来自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参考资料全都删去，放宽了我们的假设，也软化了我们的语气，把一大堆“将会”（will）改成“可能”（might）；“很可能”（probably）改成“有机会”（possibly）；而把“因此”（therefore）改成了“或许”（maybe）。更重要的是，强调我们预期这个产业在一九七二年结束前到整个一九七三年，还是会维持十五％到二％获利成长性。我们很清楚地表明这篇报告绝对不是一个“卖出”的投资建议，而只是一个“警报”，让我们的客户了解医疗管理业在长期观点上可能会面对的潜在问题。
这篇正式报告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星期五正式刊出，但是那时已经没有人相信它的内容了。在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一，《华尔街日报》的“华尔街耳语”专栏中，丹·朵夫曼（Dan Dorfman）谈到了这个报告外泄事件，并且提到原版的报告内容比金字塔正式出版的要负面了许多。“这对金字塔公司来说真是一场‘恶梦’，至少有一个内部消息来源这样形容。”朵夫曼以这句话作为开头。他表示原版的报告在未授权的状况下外泄，造成医院管理业股票投资人的惨重损失，而由于市场上空单不少，令人怀疑金字塔公司是否意图操控市场。朵夫曼最后引用了纽约证交所一名资深交易员的话作结尾，他说：“我想这些股票是完蛋了。根据金字塔公司原版的报告所描述，这个产业未来的获利能力有相当严重的问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报告是对还是错，不过如果他们说的是正确的，那这些股票真的就毁了。”
难怪乌兰诺斯·亚培尔和其他这个产业里的总裁们要一直压迫纽约证交所展开调查了。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乌兰诺斯看过了原版的研究报告后，向媒体指称这份原始报告内容相当的“不专业”而且“显示出其对于医疗产业领域所知甚少的事实。”他并且愤怒地说：“股价的重挫已经导致一项重大的购并计划被取消。”
而纽约证交所也开始透过他们的股票交易监视系统，观察从十一月十三日以来这几周中医疗管理类股的交易状况。这个报告外泄的案子追溯到史库达的那个浑蛋那里，最后，才又追查到史坦迪许身上。史坦迪许起先否认他把这份报告外泄，但是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终于承认他把那份初稿私自带走，并且将它拿给了那个浑球。到了十二月十四日，史库达的总裁乔治·强生（George Johnson）承认有一名他公司的分析师曾经拿了这份研究报告草稿，而且有部分史库达的客户可能在这份报告广为流传并造成股价重挫前，就已卖出手中的持股。证明我在这个事件中是清白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一群来自加州的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股票投资人向法院控告金字塔公司和我个人，他们在诉状中写道：
该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以及其证券分析师联手策划了一个“放空”该档股票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假借“内线消息”的名义散播不实的错误讯息，其中反映出不利于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财务状况的各种数据。结果，导致这家拥有广大投资人的公司股价重挫，使得被告得以在低价买进以轧平其早先放空的部位。这是一件串谋好的计划，是一项为了打压美国国际医疗公司而进行的阴谋。
他们要求七万四千二百美元的损害赔偿以及七十四万二千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共计八十一万六千二百美元的赔偿金。金字塔的法律顾问表示我们不必担心，这个案子根本就不会成立，不过，事情也并不是那么好解决。至少乌兰诺斯不肯善罢干休。到了一月底，美国国际医疗公司的股价已经跌到二一又四分之一，总共下滑了将近五％。
在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纽约证券分析师协会所举办的一场会议当中，乌兰诺斯痛骂金字塔公司、那篇报告和我。他赞扬美国医疗公司在上一季中获利成长二％的表现，并且告诉那些分析师们他的公司“从来没有发展过如此强劲的成长潜力。”他猛烈地指责这篇报告被外泄的过程，指称这是一份“地下刊物”，其中至少包含了七个最基本的错误，并且也具有许多“模棱两可，误导事实而且严重疏漏”的内容。他强调“这份不精确的报告，是两名年轻的分析师在和我面谈了二个钟头后的草率作品。”
失业救济中心
那些医疗管理产业的高级主管们，那些我往日的哥儿们，都不再提供任何资讯给我。我成了一个没有题材可以研究的分析师。更糟的是，在当时整个市场都处于空头状态中。小型股股价在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下跌。在一九七二年秋季中，惟一还能上涨的股票只剩下所谓的“灵巧的五十档”（Nifty fifty），那些都是法人投资机构的最爱，像是拍立得、柯达、和雅芳等等。这五十档股票担任了当时多头的主秀，本益比都高达五十到六十倍。一九七三年一月，道琼工业指数在一一七点作头，然后进入了美国开国以来最严重的空头市场。三月十五日，那个诉讼案因为缺乏宣判地点而被判不起诉，但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由于整个市场都陷入了低迷的气氛当中，所以医疗管理类股只不过是众多惨跌股票中的一份子罢了。
在一九七三年一月，先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告诉我由于市场陷入空头走势当中，金字塔公司也面临了精减人事的压力。“马提，我很遗憾，但是我们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
我惊讶地呆站在原地。我还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合作伙伴，而在这六个月当中我也一直为金字塔尽心尽力工作。现在他们竟然翻脸不认人。但是我自己早该想到这一天迟早会来临。再一次地，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出卖了我。在史坦迪许被抓起来，并且承认他就是那个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