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会直接翻到第三部分“金钱与投资”（Money & Investing），这是所有市场资料汇集的地方。我会看“与市场同步”专栏，这里提供了前一天股票市场中所发生的所有点点滴滴，以及来自不同经纪商、分析师、基金经理人以及其他华尔街专业人士的评论。我会仔细查看我所注意的七十档左右的股票是否在这个专栏中被提及，如果有的话，再看看别人用什么观点来评论我选的股票。然后再翻到“华尔街耳语”，这个单元通常会介绍某个产业、公司，或是个人，在其中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内线报导。不过这些消息常常都是我在两、三天前就已经从“内线”史基尼——我的“谣（言）指（挥）部”那里听过了。
在确认完“内线”史基尼在华尔街还算是消息灵通之后，我会查阅索引然后翻到“上市股票选择权收盘价”来感觉一下买权和卖权在市场的成交状况。我想借此知道前一天选择权市场中的动态，提供我今天进出场的指标。当卖权/买权比率连续二或三天高达一％时，对我而言就是一个买进讯号。当这项指标低于五％时，市场已经太过乐观而使我开始考虑作空。我会把这项指标记录在我的速记簿中，全部白纸黑字地记载下来。
在“金钱与投资”这个单元中另一项我很喜欢看的指标就是“纽约证交所新高/新低股票名单”，在这个表中列下所有在前一个交易日中创下最近十二个月以来新高和新低的股票。一九七四年当我还在爱德华与韩利公司上班时，那里有一位技术分析师约翰·布鲁克斯教我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很有趣的指标。创下新高和新低的股票总是依字母顺序排列在四个同样大小的栏位中。约翰告诉我“马提，不管什么时候，你拿一把尺放在新低或新高股票的栏位中，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个名单的长度超过十二英寸时，就准备采用逆势操作的策略吧！”在一九七四年，当创下新低的股票名单长度超过十二英寸那几天时，几乎都是本世纪最佳的买点。到了一九八七年，就在黑色星期一来临前夕，市场中创下新高的股票名单长度也已经超过十二英寸好几次了，那可真是放空的绝佳时机。这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或听到过的小技巧，而且这种状况也实在很少发生，一旦真的出现这些现象时，把你的尺拿出来仔细量一量吧！
当我查看完“纽约证交所新高/新低股票名单”后，就把目光转到债券专栏看看有什么人在对债券市场做怎样的评论。之后我就算是已经把“金钱与投资”这个单元看完了，我会把这个部分放在左边的地板上。然后回到头板仔细搜寻一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针对最近经济情势和个别企业经营状况的特别报导，看完后再把这个部分放在右边的地板上。
有时我会快速翻阅一下第二个单元“市场动态”（Marketplace），在那里有一些我或许会感兴趣的较小型企业相关报导。不过对一个操盘手而言，这个单元很少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我通常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但是在一大早起床后马上花十分钟来看华尔街日报，却能使我立刻对今天市场的脉动产生最原始的感觉，而其中那些指标也可以迅速地进入我当天对市况的思维当中。在加入其他各种资讯后，我不用花更多时间去阅读华尔街日报就能建立当天的操作逻辑，任何一个认真的操盘手都不会花更少的时间来阅读华尔街日报。
第 13 章 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公司
艾尔德期货公司是一家期货经纪商，它在商品公司举行半年度操盘手晚宴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和我协商。艾尔德公司希望我为他们操作一个总额二十亿美元的基金，并且提出最低基金管理费六％外加总获利二％的优厚条件。这等于每个月保障我有十万美元的固定收入，再加上我为他们所赚金额的二％，而且我无须负担任何风险。这笔买卖比起商品公司开给我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所以在一九八八年的第四季，我停止为商品公司操盘，开始为艾尔德公司操盘。不过我还是觉得为别人操作资金是一件很令人感到不对劲的事。
订自己的规矩，做自己的老板
这和我在替商品公司操盘时所面临的问题一样。管理一个金额庞大的部位改变了我持有部位的时间长短。我倾向于持有亏钱的部位更久，期待有更多时间给我更多机会可以拗回来。我和奥黛莉谈起这个问题。
“奥黛莉，我就是不想替这些人操盘。他们每两个小时就打电话问东问西的，简值就把我的操作风格都扭曲了。这或许是一笔好买卖，但是我希望保持在操作方面的自主性。”
没有人告许我该怎么办，奥黛莉告诉我该照自己的方式操作，我仍然拥有操作的自主性。但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呢？
“我不喜欢那些家伙成天在背后监视我的操作状况。艾尔德公司拥有一大堆每个月汇进汇出的国外资金。当这些资金抽出去时，艾尔德公司就会把其他资金转过来，但每次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时，我就会觉得自己被投资人拒绝了。觉得我好像没把工作做好似的。”
奥黛莉会说我把这种状况用对人不对事的观念来看简值是疯了。听取她的看法已经成了我平常操作时的例行公事。我得借由这个作法把我的自尊心从这场游戏中抽离出来。
“但是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给我。这该是一年才发生一次的事才对，现在我得每天习惯性地应付他们。我不喜欢任何人对我有任何怀疑。我希望拥有作自己老板的自由，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出来创业的主要原因。”
奥黛莉会说我仍然是自己的老板。没有人会阻止我为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而且我不必向任何人报告我所做过的交易（当然啦！对国税局除外）。
“可是我对这些事就是感到很不痛快。我内心感到矛盾与冲突，总是必须不停地下决定。这笔交易该算我自己的？还是艾尔德的？其他的基金经理人或许能分辨得清楚，但我没办法。当我为自己进行交易时，我会跑短线，但是当我为基金而进场时，又得采行较为长线的作法。如果我自己在短线交易中赚钱而基金的部位却赔钱的话，我的感觉就更糟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要操作这个基金呢？奥黛莉会这么问我。“你平常光是操作自己的账户就已经赚了那么多钱了，又何必一定要操作这个基金？”
“可是我想多赚数以千万计的钱啊！我要当市场上最大也最棒的操盘人。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就需要别人拿钱出来。”
“嘿！”奥黛莉会说：“那干脆成立你自己的基金算了嘛！订自己的规矩，投入自己的资金，然后当自己的老板。自己控制部位的持有期间，每个月只需要照主管机关的要求发行一次公报。你不会有任何内心冲突，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也不会再有那么多问题了！”
所以啦！在一九八九年初，我停止为艾尔德公司操盘，并告诉那个专精于设立避险基金相关事宜的律师——修华及柯塞尔（Seward & Kissel）律师事务所的约翰·塔维斯（John Tavss），我要开始计划自己基金的创设作业。到了六月时，约翰已完成了所有的纸上作业，但对这一切我还不是非常确定。回想起自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在美国交易所为自己的账户操作以来，我没有一年产生过亏损，我是如何在连续五十五个月中保持无亏损的操作绩效，如何在家里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如何得到我梦寐以求的一切——完全的自主性。为什么我需要操作其他人的钱？然后我回想起在商品公司半年度的操盘手餐会中，在麦克·马可斯和布鲁斯·考夫纳这些人面前昂首阔肯的感觉，以及保罗·都铎琼斯在会场中打个照面后，就搭私人直升机前往他度假别墅的情景。我总是喜欢和那些市场上的能手比个高下。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六月份我的孩子们开始放暑假后，我们到亚斯本度了一个假。我从来没有去过亚斯本，但是亚斯本是海默·威玛和其他大人物们最常去充电的地方，所以我怎么可以没去过？在距离纽约市和金融市场两千英哩外的地方享受清新、干净的山间空气使我有机会重新思考一些问题。我曾经花了九年半的时间当一个证券分析师，又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操作，并且创造了我作梦也想不到的成就。现在我必须决定是否要再向前迈进一大步。
每个早晨我都会走出那位于山脚下的度假小屋，跳上我的吉普车，把帆布顶蓬放下来，呼吸着新鲜的山间空气，然后像一个牛仔似的开车到亚斯本市区买一份华尔街日报。我经过机场时可以看见停机坪上停放着属于电影明星、大企业家以及国际知名人士的豪华私人飞机。我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需要别人的资金。
当我们回到纽约时，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租一间我所能找到的最大、最豪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一幢新建大厦的顶楼，能够以完美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它的租金可不便宜，但那又怎么样？我签下了为期三年的租约，以每月一二、五美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占地三千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等于每年十五万美元的租金，那又怎么样？这和我将要赚进的大把钞票比起来简直是微不足道。我让奥黛莉挑选办公家具。她选了一些具有后印象派主题，强调立体派画风，并且隐含后巴洛克时期风格的作品。而这些总共花了我七万五千美元，那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得要把办公室弄得好看些，而我总是想像自己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把脚翘在办公桌上。
我的朋友艾尔和克利夫，也就是东北城区那家佛雷斯哥——伯雷特画廊的两位老板，借给我一系列的现代艺术作品。走进我的新办公室就好像走进古根汉艺术馆一样。我另外又花了三万美元买进最先进的电脑设备和电话系统，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最好的我才要。然后我又在外面雇用了两个新员工，每人每个月付他们二万美元的薪水，这可是一大笔钱，但是又怎么样？只要在我手底下做事，他们很快就会变成明日之星。到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我的感觉和外表也开始像个市场上的高手了。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愿意付高价给我的有钱投资人了。
事实上，我需要两组投资人，一组投资在我的国内基金，另外一组则投资在我的海外基金。市场上的高手都拥有两种基金，而我也很想赶快变成大玩家。两种基金代表多两倍的资金。
回想六十年代，当我还在商学院里读书时，避险基金是一种有限的合伙关系，其中基金经理人属于一般的合伙人，而那些拥有一百万美元以上资金、所谓多角化投资的富有投资人就属于有限合伙人。按照美国的法令，基金不能接受超过九十九位投资金额不低于五十万美元的投资合伙人，而且必须以美国股票为主要投资标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一切都改变了，六十年代的那些避险基金和九十年代的避险基金比较起来，就好像约翰·伍登之于麦可·乔丹。像乔治·索罗斯、朱利安·罗伯森（Julian Robertson）以及麦可·史丹哈特（Michael Steinhardt）之类的避险基金经理人都募集了数十亿的资金，如此庞大的金额使他们无法选出足够的美国国内股票作为投资标的，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广大的国际市场，使他们得以有更大的舞台发挥并且运用更高的财务杠杆。他们设立了美国证管会无法管理的海外基金，并且开始在全球的外汇和利率市场从事投机交易。他们会介入美元兑日币的市场，或者是美国公债对德国公债的价差交易。
募集资金
为了要和这些正牌的大型投资机构竞争，我必须要设立两个基金。其中国内基金的名称是沙伯林纳合伙基金（Sabrina Partners L。P。），而海外基金则名为沙伯林纳海外基金（Sabrina Offshore Fund Ltd。）。我将这两个基金的最小投资金额都设为一百万美元，而且资金投入后一年内不得领回，这个作法可以让我不必担心有人会干涉我的操作，使我享有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我是冠军操盘手，所以我收取四％的固定基金管理费，再加上总获利的二％。而由于投资人其实是投资在我个人身上，所以有必要把我的操作风格和方法详细地加以介绍。在营运计划书当中，我强调我的作法和一般的资金操盘手不同，我同时操作股票、选择权以及期货，而且从过去的纪录中，我在这三种领域都能保持持续获利的绩效。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我可能无法和个别市场中的特定操盘手赚同样多的钱，但是以长远的表现来看，我在各方面都能胜过他们。我是冠军操盘手。约翰·李修（John Liscio）曾经在《贝伦周刊》中这么说过，而杰克·史瓦格（Jak Dschwger）也在他的《金融专家》（Market Wizard）一书中表示过同样的意见。
为我的国内基金——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资金还算是我能力所及的事。就像我在安赫斯特写毕业论文一样，我拿起一叠纸卡做记录，但这回上面写的可不是凯因斯或亚当·史密斯的经济学理论，而是我脑海中所能想到拥有一百万美元资金的人名和他们的电话号码。我一一打电话给他们，写信给他们，和他们见面喝一杯，寄给他们我的营运计划书，也寄给他们所有介绍我成为冠军操盘手事迹的媒体剪辑，其中包括李修那篇文章的副本，以及史瓦格的书。我一再打电话给他们，重复地写信，赞助他们的慈善捐款，寄给他们另一份营运计划书以及那些剪报。我恳求他们到我那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新建大厦的顶楼、能以完善的角度俯瞰中央公园的新办公室参观一下。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我就邀请他们到奥黛莉精心布置的会客室，里面有后文艺复兴风格的家具、巴洛克时期立体派画风的古董作品，以及艾尔·佛雷斯哥和克利夫·伯雷特提供的现代艺术品。就这样，到了十月时，我已经为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募集了二千二百万美元（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