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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九月中旬，我和一位主要的投资人做了一次年度操作绩效回顾。除了沙伯林纳合伙基金和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外，我另外替豪斯曼海外基金（Hausmann Overseas N。V。）——一家注册于荷兰安特列斯（Antilles）的基金操作五百万美元。我将这笔钱分开来操作是因为豪斯曼不希望将这笔资金和其他投资人的混在一起。他们希望所有交易都经由纽堡与柏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来进行。每个人都想和豪斯曼合作，看在五百万美元的份上，我同意他们的交易都经由这家荷兰籍的大公司来完成。
豪斯曼公司的十二位高级主管在六十五街和公园大道西南角的丽晶饭店订下了一个小会议，然后邀请所有的基金经理人和他们仔细捡讨操作绩效。我的房子就在公园大道离那儿不远的地方，所以我只要走短短的一小段路就可以到达会场。我挺着胸膛，昂首阔步走进那个会议室，然后说：“各位先生，我为各位操作得很棒。我在普强上面亏损了八％，但是以年度而论我还是保有十二％的净获利。以我目前持有的部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今年将可以出现三％到四％的获利率。目前的问题是我的部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表现。”
那些豪斯曼的高级主管并不想听到这些关于普强的话题。他们开始拿我的操作绩效和琼斯、考夫纳、贝肯以及其他期货市场的明星操盘手做比较。“听着，”我对他们说：“我操作的不是期货基金。就像当初你们把资金投入时我就告诉过你们的，保护资金是我的第一要务。我只投入二五％的资金到期货市场。如果我把你们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期货市场的话，我可以把财务杠杆放大十五倍，然后帮你们赚取一％的报酬率，或是把你们的钱全部输光然后去坐牢。”他们根本不买我的账。他们继续拿我和那些期货基金的经理人比较，因为我收的基金管理费和期货基金一样高。然后同样的戏码一直重复上演到十月份。在市场收盘后，我躺在位于雷克辛顿街七五号办公室的沙发上，等着我的国外投资人到来。我们坐在由奥黛莉精心挑选，围绕在大理石桌旁的名牌皮椅中。我告诉他们我为他们操作得有多好，而他们则告诉我琼斯、考夫纳、贝肯和其他人的操作绩效有多好。这一切真是令人沮丧。
鲁提斯的晚餐聚会
在我床头柜上的闹钟响了。已经七点钟了。我起床，在脸上拍了拍水，清理了一下亚曼尼套装，擦亮贝里牌鳄鱼皮鞋，拉直米索尼领带，然后动身前往鲁提斯（Lutéce）。
奥黛莉陪我坐电梯下楼，然后我们走出门去拦了一部计程车。“巴奇，你妈妈打了个电话来，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回去过感恩节。”
“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没办法在感恩节的时候回佛罗里达去。我还有一堆公事要办呢！”
“这样啊，那在那几天假期里我们要干什么呢？如果不去滑雪的话，就只好回佛罗里达了。”
“滑雪？谁要去滑雪？”
“巴奇，我们在假期当中一向都会出去度假的。”
“今年可不行。听着，奥黛莉，我没有办法度假，也没打算去佛罗里达。我得想办法改善操作绩效，不然我的投资人都要跑光了。”
在鲁提斯的这个晚餐是由威利·韦伯（Willie the Web）作东的，他是一个专门为欧洲的富有投资人找寻热门基金经理人的瑞士掮客。威利介绍了一些大客户给我，代价是他想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的董事会中取得一个席位。我真的不知道董事会的成员们除了收钱和报费用之外还做些什么，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威利的确控制了不少国外投资人的资金动向。我和威利是经由我的老兄弟尼尔·魏斯曼（Neil Weisman）介绍认识的，但是尼尔今年并没有受邀参加威利的晚餐聚会。尼尔的基金是纯粹的股市基金，而他今年的表现显然不像前三年平均年报酬率七五％那么好。威利希望他来往的操盘手都是当红炸子鸡，而他显然认为我够红。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参加这个餐会的主要原因。经过了和投资人长达一个月的艰苦沟通后，我很想找个机会到那种高手云集的场合去和别的操盘手打打交道。
威利在鲁提斯的楼上保留了一个隐密的房间。当我走进那里时，可以看到在场有许多市场中的后起之秀。朱利安·罗勃森（Julian Robertson）正和史丹利·德拉肯米勒（Stanley Drucenmiller）谈话。朱利安是一个安静而又谦逊的南方人，他在一九八一年离开奇德——琵芭蒂（Kidder；Peabody）公司后，在他四十七岁时创立了一个只有八百万美元规模的基金。现在他操作的基金规模已经超过十亿美元了。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是乔治·索罗斯的左右手。奥德西合伙基金（Oddysey Partners）的李昂·列维（Leon Levy）正加入他们的谈话。
威利上前来欢迎我。“马提，马提，真高兴看到你。来这里，跟我来见见几个客户。”客户的名字对我来说可是一点意义也没有。在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之中，我的客户就是一堆位于百慕达、巴哈马、瑞士、开曼群岛和其他免税天堂的银行账户号码。当我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时，威利向我解释客户们正在进行一种创新式的生意，并且已经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马提，告诉他们你的基金操作得很棒，真的很棒。”威利在我身旁轻听说着。
等到真的可以坐下来的时候，我被安排坐在费翁娜·毕格斯·德拉肯米勒（Fiona Biggs Druckenmiller）的旁边。由于我是这个交际圈中的新人，所以我对这些人并不是都很熟悉，但是在晚餐当中，我知道费翁娜不但是史丹利·德拉肯米勒的太太，也是巴尔顿·毕格斯（Barton Biggs）（摩根史坦利公司的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侄女。她和史坦利是在他们任职于德瑞弗斯（Dreyfus）公司时认识的，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发现费翁娜显然很知道要怎么和这些高手们打交道。
这场在鲁提斯的晚餐聚会比起商品公司的半年度操盘手餐会要有意思得多，甚至比在谢克那个位于查理一世别墅里的聚会还要棒。在那两个餐会中，会场中的人相当多，而在这个餐会中，我却是少数与会的菁英人士之一。整个晚餐当中，我都不断地对自己说：“这里是我真正属于的地方。这里是我真正想到的地方。这是为什么我要为别人操作资金的理由。”但是在整个晚餐之间，有另一个细小的声音在我的另一个耳朵里嚅嗫着：“马提，明年你会在麦当劳和尼尔一起吃晚餐，除非你今年能够反败为胜。”
午夜过后我才回到家中。简直累得要命，但却没办法入睡。我的思虑飞腾。我知道如果想要继续持在市场高手的阵营里，必须做一些重大改变。朱利安·罗勃森、史丹利·德拉肯米勒、李昂·列维、琼斯、考夫纳、贝肯、索罗斯都是市场中的高手。我能够和他们任何一个人平起平座，我的基金规模可以和他们的一样大甚至超越他们。我得多赚点钱，我需要改善我的操作绩效。
第二天早晨，我告诉我的交易助理艾莉森·布朗（Allison Brown）：“我要你帮我每天卖出二万五千股普强，直到我们的存货都出清为止。我要在今年底之前把这个部位完全出清。”只要这个高达四千万美元的包袱还在我身上，我就铁定没有办法达成投资人期望的报酬率。如果我以每天二万五千股的幅度来调节掉这个部位，我想不会把普强的股价打压得太严重，此外，如果那家瑞士药厂真的开始他们的购并行动，我还是有机会享有部位的涨幅。“内线”史基尼不停地告诉我：“这事马上就要宣布了，马提，不要卖掉那些股票。我知道这的确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些事不就是一直都会拖得比较久的嘛！”
接着，我坐下来为十一月一日要寄给投资人的信打草稿。如果他们希望我操作的是期货基金，我就帮他们把基金转型为期货基金。在我的信中，写道：
“展望一九九一年的发展计划，我已经决定要为沙伯林纳基金进行几项改变。首先，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将基金在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的投资分配比例分别由一九九年的二五％比七五％改变为五％比五％。我们有几个理由做这项改变，第一是我们今年的获利绝大多数来自于期货交易，我们以一六五万美元的投入资金赚得了一二万美元的获利，相当于六一·八％的报酬率。做这个改变的第二个理由是来自许多基金投资人的要求，他们希望投资有更高的波动性，并且愿意承受伴随而来的风险，以追求更高的潜在获利。
第二个重要的改变是由于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投资人只要支付一％的账务费用，就可以在年中抽回投入的资金。
第三个重要的改变是一个“到价出场”的运作模式，一旦基金的操作产生年初资金总额三五％的亏损时，基金将自动停止运作。
由于我有计划地出清所持有的普强股票部位，并将投入期货和股票市场的比例加以调整。我已经准备好全心投入接下来两个月的交易中了。
抱歉！老爹。你被炒鱿鱼了！
尼尔·魏斯曼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第一次和尼尔见面可以回溯到七二年我到金字塔工作的那个时候。尼尔是金字塔公司里的一个股票经纪人，他总喜欢到处搜集一大堆资讯，也一直都试着和市场里的好手打交道，由于我在公司里是负责热门产业的新进人员，所以他就自然地和我成为朋友。
能够认识尼尔是我在金字塔公司的工作经验中惟一对我有帮助的事。当我在排队领失业救济金，而华尔街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给我工作时，尼尔为我打电话给杰瑞·法柏（Gerry Farber）。杰瑞是金字塔公司的前任分析师，当时他正担任爱德华——韩利（Edwards and Hanly）公司的研究部主管。尼尔告诉杰瑞我被人恶整的事，并且向杰瑞极力推荐我。感谢尼尔，杰瑞真的雇用了我，我也因而认识了鲍伯·佐尔纳。多亏了尼尔才使我从人生最严重的低潮中拉了出来，并且再度回到了市场。
在一九八六年的秋天，我终于有机会报答他。尼尔是一个很棒的操盘手，也一直都想成立自己操作的基金，但他需要有人帮他一把，所以我就对他说：“听着，尼尔，我把我和奥黛莉的退休基金都交给你操作，你放手帮我操作这笔钱吧！”
这笔钱的总额大约有七十五万美元。就以这笔钱作为基础，尼尔募集到了另外的一千二百万美元，这已经足够让他开始操作他的基金了。他在基金募集完毕后很高兴地在一九八七年的第一个星期，动身前往一个位于加勒比海的遥远小岛上度假，并且在这一年的前五个交易中完全断绝了和市场的连系。在这几天当中，市场突然狂飙上涨，而尼尔却完全没有掌握到这次机会。当我们在二月中一起参加某一个晚餐聚会时，市场已经上涨二％，尼尔的基金报酬率却只有九％，所以我对他说：“尼尔，你在搞什么东西啊？怎么会在新年一开盘的时候跑去度假呢？你完全没有把握到这次的涨势。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把钱交给你操作。如果我现在能够把钱抽回来的话，一定马上就这么做！”这就是我对尼尔，这个把我从人生低潮中拉拔起来，而且刚刚才开始操作他第一个基金的好朋友所说的话。
尼尔或许可以对我说：“去你的！马提，我不需要你的钱。拿走你的臭钱然后滚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市场里的规矩。身为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不论你是操盘手、投资人、企业家或是其他什么身分，绝不能让友谊或是家族关系介入你和金钱相关的重要决策当中。尼尔当时给我的回答是：“马提，如果你想的话，可以狠狠揍我一顿，因为没有人能比我自己给我更大的压力。”尼尔回去后努力操作，并且在那年创造了七五％的优秀绩效。在接下来的三年当中，他把我投入的资金增加为原来的三倍。到了一九九四年，他的基金已经成长为五亿美元的规模。我现在仍然有一些资金放在他的基金里，但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我在别的地方能够找到更高的报酬率，我会毫不考虑地和尼尔说拜拜。这无关任何私人恩怨，只不过是这个市场里的游戏规则罢了！
第 15 章 病魔缠身－－两堂重要的人生课程
我发觉如果能够在十一月份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或许就可以保住大部分的投资人。到了十一月二日星期五下午三点半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在那个星期中，我和亚伯特·贝克渥（Albert Backward）、伯纳李·巴福（Bernard Le Buffoon）、海默·谢斯可夫（Helmut Scheisskopf）以及皮耶·莫德（Pierre Tete du Merde）等几位最重要，也是平常最支持我的客户见面。现在我的时间被分割得零零散散的。我以前为自己的资金操作时，从来不在营业日晚间出门，而那场在周一于鲁提斯餐厅举行的餐会，以及十月份以来和客户的密集会谈简直把我累坏了。我整个白天都投入史坦普期指的交易，并且在那周之中赚了十万美元，但以我所承受到的压力来看，这种获利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十一月二日的早上我收到一封由乔治·葛兰诺里斯（Georges Grenouilles）从日内瓦发来的传真，里面只写着：
请惠予协助将本人于沙伯林纳海外基金中之持分赎回。万分感谢。
其实有两个投资人在十月份就已经通知我，准备赎回他们的基金持分，但是他们都有其他的理由。这封传真代表的是第一个因为对我的投资绩效不满而决定赎回基金持分的投资人。
我好像要病倒了
我累得倒在沙发里，连起身看市场收盘状况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