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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韦尼泽洛斯（1864—1936），希腊首相，因扩大了希腊的版图，被许多人认为是现代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
德·夏吕斯先生可以十分讨人喜欢，但一涉及这些话题，就变得令人讨厌。他对此感到满意，但这种满意犹如一个病人老是对你吹嘘自己的身体如何之好一样，已经使人感到厌烦。我经常在想，在巴尔贝克的小火车里，那些曾非常希望听他用吐露真情来掩饰自己的常客，现在也许无法忍受他的炫耀，这种炫耀是一种癖好，使人感到拘束，犹如在病房里一样沉闷，或者象看到吸毒者在你面前拔出注射器一样难受，因为得让他们把他们认为动听的知心话讲完。此外，听到别人指责所有的人也感到厌烦，况且这种指责往往毫无根据，指责者又把自己排除在这种特殊的类型之外，但听者知道他自己就属于这类人，而他却非常乐意把其他所有人都归入此类。最后，他这个极其聪明的人就为此创造了一种狭隘的小哲学（其基础也许是斯万在“生活”中找到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收藏品），用这些特殊的原因来解释一切，而这种哲学，犹如每当人们完全赞同他的缺点时那样，不仅使他贬低自己，而且使他对自己特别满意。这样，他这个如此严肃、如此高贵的人，却用最傻的傻笑来结束下面这句话：“由于存在着象费迪南·德·科布格对威廉皇帝那样的妄自尊大，这就可能是沙皇费迪南站到‘食肉帝国’一边的原因。其实，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人们对妹妹宽宏大量，什么东西都会给她。我认为，用这点来解释保加利亚和德国结盟的原因，真是太棒了。”对这种愚蠢的解释，德·夏吕斯先生笑了很长时间，仿佛他真的认为解释得十分巧妙：这种解释即使有确实的事实作为依据，也显得十分幼稚，就象德·夏吕斯先生以封建主的身分或以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的身分来谈对战争的看法那样。他在结束时的看法倒比较正确。“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他说，“公众只根据报纸来评论战争中的人和事，却确信是用自己的头脑在进行评论。”
这一点，德·夏吕斯先生倒是说对了。有人对我说，必须看到德·福什维尔夫人沉默和犹豫的时刻，这些时刻不仅对个人看法的陈述是必要的，而且对个人看法的形成也是必要的，然后才用一种亲密无间的语调说：“不，我不认为他们会占领华沙”；“我不感到再会过第二个冬天”；“我所不希望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和平”；“如果您希望我告诉您，我感到害怕的是什么，那就是议会”；“不，我还是认为我们能够突破。”说这些话时，奥黛特显出娇滴滴的神态，这种神态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在她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时候：“这不是说德军打不好仗，而是说他们缺少人们所说的胆量。”为了说出“胆量”这个词（使只是为了说得“刻薄”），她用手做出揉面的姿势，而眼睛呢，用一个画室的术语来说，就象rapin（拙劣的画师）那样眯着。她的言语中对英国人欣赏的痕迹，比过去更为明显，她不必再象过去那样，把英国人称之为“外芒什的邻居”，或者最多是“我们的英国朋友”，而是把他们称为“我们忠实的盟友”。不用说，她不管谈论什么，都不会错过引用fairplay（公平的比赛）的机会，以便指出英国人把德国人看作不按规则进行比赛的对手，所以“必须做的事是赢得战争，就象我们正直的盟友所说的那样”。她最多相当笨拙地把她女婿的名字和涉及英国士兵的一切联系起来，说他同澳大利亚人以及苏格兰人、新西兰人和加拿大人亲密无间地生活在一起感到十分高兴。“现在，我女婿圣卢知道所有正直的tommies（英国兵）的切口，他能和来自最遥远的dominCions（英联邦自治领）的英国兵友好相处，和他亲如兄弟的既有统帅基层的将军，又有地位最低的private（普通士兵）。”
我在这里附带说了些关于德·福什维尔夫人的离题话，当我同德·夏吕斯先生肩并肩地顺着环城路往下走的时候，我再来说一段谈论维尔迪兰夫人和布里肖的关系的离题话，这段话更长，但对描写那个时代不无裨益。确实，可怜的布里肖被德·夏吕斯先生毫不宽容地进行评论（因为德·夏吕斯先生更加敏锐，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在无意中亲德），但他受到维尔迪兰夫妇的冷遇还要厉害得多。维尔迪兰夫妇当然是沙文主义者，这点本应使他们喜欢布里肖的文章，再说他的文章也不比维尔迪兰夫人喜欢的许多文章写得差。但是，首先，人们也许记得，在拉斯普利埃的时候布里肖在维尔迪兰夫妇眼中，已经不是过去的大人物了，如果说还没有象萨尼埃特那样成为测力器上挨打的土耳其人脑袋，那么至少已是他们不加掩饰地冷嘲热讽的对象。当时，他至少仍然是常客中的一名，这就使他能得到一部分好处，这些好处是小圈子的章程以默认的方式赋予所有创始人或合作者的。但是，也许是因为战争的关系，或是由于一种如此长期推迟的优雅迅速结晶，这种优雅的一切必要的、仍然看不见的成份早已充满了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这时沙龙已对新的人物开放，沙龙的常客在开始时作为新人物的诱饵，到后来受到的邀请越来越少，布里肖也出现类似的现象。尽管他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研究院任职，他在战前的名望没有超越维尔迪兰沙龙的范围。但是，自从他几乎每天写那些华而不实——人们常常看到他为那些有钱的常客不吝啬地使用华而不实的词藻——的文章时起，“上流社会”简直感到光彩夺目。另外，他有时也确实学识渊博，作为货真价实的巴黎大学教授，他不想掩盖这种渊博，尽管他使其具有某些有趣的外形。社交界再次去宠爱一个远非庸才的人，此人可以其多产的智慧和丰富的记忆引人注目。当三位公爵夫人在维尔迪兰夫人家里度过夜晚时，另外三位公爵夫人争着要请这位大人物到自己家里吃晚饭，他接受了一位公爵夫人的邀请，感到无拘无束，因为维尔迪兰夫人对他的文章在圣日耳曼区受到欢迎感到恼火，所以每当她请一位他还不认识、急于同他交结的名流来家里作客时，就决不同时邀请布里肖。要是没有维尔迪兰夫人的话，新闻工作（在这一工作中，布里肖只是到很晚的时候才得到可观的收入，并体面地献出他整个一生毫无报酬、隐姓埋名地在维尔迪兰夫妇的沙龙里浪费的才能，因为他健谈而又博学，所以他在写文章时消耗的精力并不比在谈话时多）可能会而且仿佛已经给布里肖带来无可争辩的荣誉……当然，布里肖的文章还远不如社交界人士认为的那样出色。他为人的庸俗不时以文人的学究气这种形式表现出来。除了毫无意义的形象（“德国人不能再正视贝多芬的塑像；席勒想必在坟墓中颤抖；在比利时的中立上画押的墨迹未干；列宁在说话，但全都让大草原的风吹走了”）之外，则是一些平淡无奇的话，如“两万俘虏，是一个数目，我们的指挥部将会睁大眼睛；我们想取得胜利，就是这样”。不过，跟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是如此多的知识，如此多的智慧和如此正确的推理！但是，维尔迪兰夫人在开始看布里肖的一篇文章之前，总是预先带有满意的感觉，因为她认为将能从中找到一些笑料，她看的时候全神贯注，确信它们不会溜掉。然而，不幸的是，笑料在文章里确实有几个。人们甚至不会想到它们已被找到。最幸运的引语属于一位知名度确实不高的作者，至少布里肖引用的那部作品是如此，这条引语被指责为最难以忍受的学究气的证明，维尔迪兰夫人则焦急地等待晚餐的时刻来到，以便让她的客人们哈哈大笑。“嗳，你们对今晚的布里肖谈了些什么？我在读到居维埃①的引语时想到了你们。我发誓，我觉得他疯了。”——“我还没有看过他的文章，”戈达尔说。——“怎么，您还没有看过？那您就不知道您错过的是什么乐趣。就是说这滑稽得可以笑死人。”可是她心里非常得意，居然有人没有看过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