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有主的能力，这能力，应该包括哪些内容，是否短时期所能培养，都是既迫切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近年的历史可以为证，“五四”，已经是易君主专制为共和政体之后，由西方请来德先生（英语democracy［民主］的音译简称）和赛先生（英语science［科学］的音译简称），尊为师表，不少好心人认为，至少是希望，这样一输入，民主精神和科学头脑就可以逐渐占上风，终于主宰一切，于是而所有
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漆黑一团就变为清风朗月。不幸是事实常常不像希望的那样如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应该主的民竟又经历了十年浩劫，不少无辜的民死在红卫英雄等的掌下。这是德先生并没有起作用。赛先生呢，电视机，甚至电脑等，走入家门，这是一面；但是还有另一面，是为了趋福避祸，求心之所大欲，或预知未来，有为数不少的人，奔赴寺庙跪拜，或用《易经》等算卦。就这种现象说，我们比周平王时代，梁武帝时代，究竟前进了多少呢？单说民主，民各式各样，有主张“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如孔子；有著《尊王篇》的，如辜鸿铭；有以跪拜山呼万岁为得意的，如很多遗老和新进；有以迫害人为正义的，如红卫英雄之类；有以损人利己为业的，由尖端的偷盗到委婉的造假药假酒等等都是；有不能容忍异己的，例很多，从略。显而易见，像这样的民，其所信或所行，纳入民主的水流就难了。
所以，一个社会，想民主，先要有能主的民。民，能主不能主，关键在于有没有教养，或者说，绝大多数有没有能主的教养。何以不说全体？因为要减去三群：一群是未成年的，另一群是神志不健全的，还有一群是教而不受，甘心作害群之马的。三群的情况不一样。第一群，占全体人数的百分之多少，大致是有规律的，这部分人正在走向成熟，虽然也有教养问题，却应该等待，不必急。第二群，数目多少，决定于全体人民的素质，当然越少越好，但多变为少，要多方面尽大力，这多方面里也有教养。第三群，数目多少，主要决定于教养，但我们也要承认，无论在教养方面如何用力，总不可轻视天命之谓性的力量，也就总会有少数人不愿意守常规。当然，这部分人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为好，这就不能不在多方面尽力，其中重要的有风气、法律等，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教养。
第二部分 社会教养（2）
以下谈教养的所指。这可以指泛泛的，可以指特殊的。如识本国的文字，用口说手写都能表情达意，这样的教养是泛泛的，至于用口能唱京剧，用手能写拉丁文，就不能算是泛泛的。民主的民，要求具有的教养是泛泛的。这加细说，还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知，另一个方面是德。知有程度问题，一端是丰富，一端是贫乏，当然以丰富为好。但好是愿望，至于行，就不能不多考虑，至少是兼考虑可能。这里着重谈的仍是理论，只好假定为并非不可能。这样，能主的民要具有什么样的知呢？难于具体说。大致是，一方面，要具有关于现代文化的各方面的常识性的知识，另一方面，要能够以这样的知识为根据，判断非专业事物的是非、好坏，纵使这判断未必能十拿九稳。话说得过于模棱，想举一点点例来补救一下。生而为人，应该大致了解自己的周围。这有时间方面的，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单说从哪里来，就要略知本国历史，如果连朝代的递嬗也毫无所知，就得算知的方面不够格。空间方面也是这样，如果还以为天圆地方，而不知太阳系、银河系以及河外星系、光年之类，就也得算知的方面不够格。判断是非，问题更复杂，只举广告吹嘘的药效为例，如果以广告上总是这样说为理由，就推论药必有效，也得算是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再说另一方面的德。德指品格修养，似难说而并不难说。它最突出地表现在人己利害不协调的关键时候，不肯损人因而放弃利己的是有德，利己而不惜损人的是无德。有教养是有德，所谓泛泛的，是不要求希圣希贤，只求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也想到别人，需要节制的时候能节制，至少是知道应该节制。
还是回过头来谈民主，为什么绝大多数人要有这样的教养？先说知。民主的主，表现为行，是选择，即要这个，不要那个，要这样，不要那样。选择之前要有所见，这见由知来，所以无知就谈不到选择，还会更坏。这有多种情况，只举一点点例。一种来于传统，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大事任凭大人物管，好坏认命，也就无所谓选择。另一种是过于传统，如我的一位老长辈，就一直认为还是大清国好，因为他是生于大清国并在大清国长大成人的，所以，如果选择，他就一定选择君主制度，而且是大清国的君主制度。还有一种，是随波逐流，你说要这个，好，他说要那样，也好，因为自己没有主见，就只能名为管而实际是不管。民主，要求都要管，都管，意见会不同，之后是有争论，有比较，最后还是要选择。选择是否得当，显然，就只能靠知来决定。再说德。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反“民可使由之”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即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一种生活态度。在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比较的过程中，这种生活态度表现为既坚持又容忍：信自己之所信是坚持，尊重别人之所信是容忍。坚持来于认真，只有人人认真，整体才有较多的走上正路的可能性。容忍来于克己，只有人人克己，意见不同，甚至利害冲突，才有可能文而不武也可以解决问题。总而言之，民主作为一种集体的生活方式，走向它也好，在其中也好，为主的民，至少是大多数，要有教养，否则必是此路难通的。
可是谈到教养，问题又是一大堆。时间短了不成，可以耐心等，也只能耐心等。等，来不来，决定于许多相互牵制的条件。比如说，教育，人人承认绝顶重要，可是在民可使由之、八股取士的时代，其作用究竟如何就成为可疑。还有时风也（或尤其）不容忽视，比如，不幸而金钱与物质享受成为多数人信奉的最高价值，培养民主之基础的德就太难了。不过难是事实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非此不可。怎么办？也只能说个原则，是知难而不退。
第三部分 己身自 我（1）
第三分 己身
三七自我
这个题目难写，可是不得不写，因为想谈与己身有关的许多方面，先要知道己身是怎么回事。这显然不容易。对于有些事，我们有时候感到，不想像是还明白，一想反而糊涂了。己身正是这样的事物，而且也许是最突出的，可以与“存在”或“有”（其对面的“无”同）并列。比如说，一阵发奇想，想问问，我吃饭，我与某人争论，总执着有个我，这“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不问则已，一问麻烦就来了。可以用历史家的眼看，是由父母那里受生，有生命就有了我。但也有麻烦，是有我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自己能觉知，受生之后多久能够自己觉知呢？确定某一刹那，恐怕实验心理学家也会为难吧？还可以用哲学家的眼看。很多人都知道，笛卡尔是用“我思”证明“我在”的。这显然也无用，因为思之前已经有了我。不得已，或者只能用叙述事实的办法，是受生以后，机体生长，感官的收获渐渐组成觉知（包括分辨实虚和感受苦乐），这觉知由一物和心的整体发出，并进而能够反照这整体，于是说这整体是“我”。这样说，所谓自我不过是个能反照的感知系统而已。也可以不学究气，只由常识方面认知。那就不必问究竟，只看现象。现象，或事实是，古今中外，有数不尽的人，每一个人是个物和心的整体，这整体有独自觉知的知识和苦乐，就自己觉得这整体是“我”。
神秘，或说有大力的是“觉知”。这神秘是由生命的性质来。生物与无生物的最本质的区别是，生物主动地要求保存、延续、扩充，这主动就是觉知，或慢慢发展为觉知。人类的觉知或者可以算作高等的，它能够以自己为对象，站在对面反观觉知。这有时就像是有了两个我，如悔的感情就来于，一个明智的我觉得那个糊涂的我做错了。其实，觉得有我，这我成为对象，如果相信笛卡尔“我思”的判断，总不得不承认，那觉知不是来自对象的我。总之，“我”就是这样神妙莫测。
但是它也有不神妙的一面，是一个人无论如何神通广大，想离开“我”是办不到的，因为能想和所想都来于觉知，觉知不能离开那个能觉知的整体（即反观时的“我”）。不幸是这能觉知的整体“生而有欲”，有欲就不能不求，求而常不能得，于是有苦。苦与“我”难解难分，为了离开苦，有些人无力对外，就想在“我”上打主意。如庄子就有这样的设想：
南郭子綦隐机（凭几）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躯体）。颜成子游（名偃）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
（《庄子·齐物论》）
丧我是“我”没有了；可是还有个“吾”，吾也是我，至多只是个造诣高超的我，可见还是没有离开我。佛家也有这种想法，认为“我执”是一切烦恼的本原，所以想除烦恼就要破我执。如何破？似乎只能乞援于万法皆空的认识。如果是这样，那就又是走向觉知，而觉知，显然只能是“我”觉知。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真正丧我，只有一则笑话的故事可以当之无愧。这故事是：
一和尚犯罪，一人解之，夜宿旅店，和尚沽酒劝，其人烂醉，乃削其发而逃。其人酒醒，绕屋寻和尚不得，摩其头则无发矣，乃大叫曰：“和尚倒在，我却何处去了？”
（明·赵南星《笑赞·和尚》）
第三部分 己身自 我（2）
这自然是笑话；至于实际，蓄发变为秃头，如果生疑，是只能问，我的头发哪里去了。这就可见，人，生年不满百，情况也许如邯郸卢生之梦，外，环境，内，身和心，什么都时时在变，只有“我”却像是始终如一，总跟自己的觉知纠缠在一起，除去丧失知觉，是绝不能离开，哪怕是拉开一点距离的。
因此，我们就只好不问究竟，考虑人生问题，对付世间的诸多大事小事，都由自我出发。自我，与身外的无数自我，即他人相比，有类的同点，有个体的异点。如一首二足是类同；同是一首，有大小、胖瘦、美丑等区别，是个体间必有差异。这就自我说，是生来就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只能顺受。昔人称顺受为认命，命指命运，包括得于先天和遇于后天的。这里只说得于先天的，也包括无限花样。不能不化简，只算作举例，可以分为身和心两种。两方面，都有得天独厚和得天独薄的；厚薄之间，自然又必致有若干等级和无限花样。只说厚薄。就身说，项羽力能扛鼎，西施有沉鱼落雁之容，是得天厚；相反，刘伶是“鸡肋不足以当君拳”，无盐甚丑，就得天不厚了。心也是这样，世间有神童，也不少弱智儿，这是同受自天，而厚薄相差很多。这差异，受生的“我”不当负责，却不能不承担。有违公道之义吗？老子早已说过，“天地不仁（无觉知）”，我们，以及外面的大环境，都来自天，而并非来自公道。如屈原，作《天问》，吐一点点郁闷，结果还是不得不跳汨罗江。所以说，既已有了“我”，这“我”就带来“天命之谓性”，不幸而不厚，甚至很薄，怨，难免，却没用，上策是用荀子的办法，求以人力补天然。如何补？显然，具体的必千头万绪，只好说几个原则。
一是“顺应”。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来，我不能负责，却不能不承担。这里说顺应，是要求“知道”有此情况。古今中外许多贤哲都重视这样的知。深思冥索，所求不过是想了解，外看，大千世界，内省，方寸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些人明白说出这种心情，如孔子说“畏天命”，斯宾诺莎说人的最上德是知天，等等，都是。知天然后才可以知命。知命，我的理解，可以包括三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外推，姑且限于有生之物，要知道，不只近邻，如五伦及路人张三李四，就是远邻，鸡犬蚊蝇，直到单细胞生物，都是在同一个天命的笼罩之下，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说可怜就同样可怜。
第三部分 己身自 我（3）
另一方面是知止，就是要安于自己的能力有限，具体说是接受天命而不强求了解天命之所以然。《礼记·中庸》篇就是这样处理的，它说过“天命之谓性”之后，接着不问“何谓天命”，而说“率性之谓道”，意思是，生之谓性，已如此，逆，无力，也许还有大麻烦，那就顺着来吧。对付“我”当然也只好这样，逆，如自杀，非绝不可能，总是太反常了。还有一个方面是知足，是感知有“我”之后就不要嫌弃。这种态度是由务实的精神来，例如生来不聪明，你嫌弃也不会变鲁钝为聪明，也就只好用庄子的办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当然也可以尽人力图补救）。幸而天命同时也赋予人知足之性，愚而自以为智，中人而自以为至美，老子天下第一，都是这种天性的表现。这种性对天（假定为也有觉知）有好处，是不会有人向他造反；对人也有好处，是集为“我”的一体，由生到死，都亲亲爱爱。
二是“自知”。这是因为过于在“我”的范围内亲亲爱爱，就会如俗话所常说，无自知之明。一个人，得于天，很少能够，或说不能，独厚，至厚，各方面都厚；后天也一样，不可能各方面造诣都最高。不厚不高而自以为厚为高，对人对己都无利，或说有小害甚至大害。所以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明来于多往外看，然后虚心比较。其结果就有如把自己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