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唱就“鼓盆而歌”。西汉杨王孙也可以算作这一路，是裸葬以求速朽。至于一般人就很难这样看得开。这也难怪，书呆子几本破书被焚，佳人的钗钏被抢，还心疼得要命，何况生命？所以要想法补救。一种补救办法是上天代想的，是传种，生孩子，容貌、性格像自己，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礼记·坊记》），似乎可以安心了。但那终归是间接的，总不如自己能够长生不老。道教，葛洪之流炼丹就是求这个。可惜是葛洪，直到白云观的道爷们，都没有能够长生不老。所以又不能不向天命或自然让步，到关键时候，只好狠心，舍去形体，想个别的办法，以求永存。这办法，有小退让和大退让两种：小是形亡神存，大是形亡名存。神，或说灵魂，存于何处呢？天主教、基督教是升天，坐在上帝旁边。佛教（尤其净土宗）是到极乐世界去享受，因为据《阿弥陀经》所说，那里遍地是鲜花和珠宝。其下还有俗人的，《聊斋志异》一类书可为代表，是与阳间对称，还有阴间，那里虽然有阎罗和小鬼，不好对付，但也有酒铺，可以买酒喝，还有不少佳丽，可以依旧风流。再说大退让，是用各种不朽的办法以求名存，前面已经专题讨论过，不再赘述。最后说第三种心态，一切活动都不是枉然，而是有意义，或说有价值。这不像求永存那样清楚，或竟是在无意识中暗暗闪烁，但也未尝不可以推而知之。活动各式各样。可以分为大小，如殉国是大，访友是小。还可以分为忙闲，如修桥补路是忙，作诗唱曲是闲。不管忙闲，就活动者的心情说，可以重，是以为应该如此，可以轻，是觉得有滋有味，这应该，这滋味，不能没有来由，这来由也是信仰，纵使本人未必觉得。
第三部分 己身信仰（2）
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用家常话总而言之，是，所以要信仰，是图精神有个着落，生活有个奔头。但人，性格不同，经历（其中更重要的是学历）不同，信仰自然也就不会尽同。具体信什么，千头万绪，不好说。这里只想依所信的性质的不同，概括为三种。其一，所信不明确，像是没有什么信仰；或者说，听到什么就接受一点点，头脑中成为五方杂处。古往今来，我国的平民大多走这一条路，乡村的有些寺庙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是既供养孔孟，又供养太上老君和观世音菩萨。这算不算没有信仰？站在教徒的立场，也可以说是没有信仰。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因为没有信仰有两种情况，都是很难做到的。一种是《诗经》所谓“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这是老子设想的“虚其心，实其腹”一路，虚其心，其造诣也许就不只是少思寡欲，而是无知无欲，又谈何容易。另一种是由广泛而深远的思辨而来的不信，这是因为追寻所以然而终于不能明其所以然，就不能不暂安于怀疑，也是谈何容易。所以，对于这种头脑中模模糊糊的情况，我们与其说是没有信仰，不如说是同样有信仰，只是不够明确。最明确的是其二，宗教。不管是信上帝，还是信佛、菩萨，都是信的对象明确（不是可见、可闻、可触，而是诚则灵），并且有组织、礼仪等加固，因而也就像是有灵验。人生不能不有所求，于是，根据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的原则，既然灵验了，它就有了大用。其三是传统的所谓“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这道是惯于思辨的读书人的理想的什么，可以偏于知，如说“天命之谓性”，也可以偏于行，如说“畏天命”。读书人敬鬼神而远之，有所思，有所行，又希望能够心安理得，所以不能不乞援于道，或说树立自己的道。道是对天对人的认识的理论系统，有了这个系统，求知就有了答案，行就有了依据。自然，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因而不同的人也就有不同的道。但也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可以举“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代表，是以天理定人为，儒家，尤其宋儒程、朱，都是走这一条路。另一类是不问天，只管人，如英国小穆勒之信边沁主义，以及无数人的信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以为一旦照方吃药，娑婆世界就可以变为天堂，都走的是这一条路。
信仰有好坏问题，评断，似乎仍不得不以人文主义为标准。比如信上帝，并信上帝是全善的，因而对己，由于相信得上帝的庇护而心安，对人，由于相信上帝乐善而时时以仁爱之心应世，我们总当说是好的。反之，因信上帝而以为惟我独正确，并进而发了狂，于是对于异己，为了拯救灵魂，不惜用火烧死，我们就很难随着喊好了。可以不可以兼评论对错？如果对错是指有没有事实为证，那就不好下口，因为信仰都是来于希望和设想，求在事实方面取得证明，那就近于故意为难了。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信仰，虽然难于取得事实为证，却有大用。有用，正如我们对于诸多日用之物，当然以有它为好。可惜是有它并不容易。记得英国的培根曾说，伟大的哲学，应该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始于怀疑，这是由理性入手，能够终于信仰吗？我的想法，有难能和可能两种可能。难能，是理性一以贯之，就是思辨的任何阶段，都要求有事实为证，或合于推理规律。比如信仰上帝，就会问，这至高的在哪里？如果如《创世记》所说，一切都是他所造，他是谁所造？依理性，这类问题可以问，可是问的结果，获得信就大难。另一条可能的路是分而治之，比如说，上讲堂，用理性思辨，上教堂就暂时躲开理性，只用崇敬之情对待上帝。这种不一以贯之的办法，用理性的眼看，像是不怎么理直气壮；但人终归不是纯理造成的，所以很多明达之士，也还是乐得走这条路。
用实利主义的眼看，始于怀疑，以理性为引导往前走，未能终于信仰的人是苦的，因为得不到心的最后寄托。这从另一面说就是，人应该有个信仰。信什么好呢？具体的难说。可以概括说，是最好离理性不过于远而又合于德的原则。理性与迷信是相反的，所以离理性不很远，就要迷信气轻一些。举实例说，信天，或说大自然，或说造物，或说上帝，就会比信二郎神好一些。如果仍嫌上帝之类离理性过远，那就无妨效法禅宗的精神，呵佛骂祖而反求诸本心，就是说，不靠神而靠道。卑之无甚高论，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道也可以勉强算吧？至于德，前面多次说过，其实质不过是利生，包括己身之外的生，所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不能算，更不要说落井下石了。最后总的说说，信仰方面的大难题是难得与理性协调，而偏偏这两者我们都难割难舍。就某个人说，有的信仰占了上风，如有些老太太，虔诚地念南无阿弥陀佛而不问是否真有极乐世界，应该说是因信仰而得了福报。其反面，理性占了上风，比如由上帝处兴尽而返，想寄身于道，偏偏这时候，理性又来捣乱，问，这样的道，有价值，根据是什么？显然找不到最深的根，于是像是稳固的信仰又动摇了。动摇的结果，如果放大，就必致成为生的茫然。古语有“察见渊鱼者不祥”的说法，我想，在有关信仰的问题方面，情况正是这样。
第三部分 己身几句下场的话
几句下场的话
一本也许不当写的书终于写完了，学戏曲的有下场诗，应该说几句下场话。不当写，理由很简单，是手无缚鸡之力而想扛鼎。事实是不只想，而就真扛了，再说理由也就成为不必要。必要的是说说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一本什么书？这样的意思应该在序里说清楚，因为没写序，只好借这里的一席地先说说。书名《顺生论》，“论”用不着解释，只说“顺生”。可以图省力，用古人语，是《礼记·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古人语过简，还过旧，怕今人，尤其未头童齿豁的，看了不很了然，所以易“率性”为“顺生”。率性是道，顺生自然同样是道，这道即通常说的人生之道，用大白话说是自己觉得怎么样活才好。说“自己”，因为人生之道无限，道不同可以不相为谋，不同的人可以引为同道，所选的道却总是“自己认为”好的。这就为本书的也许应该算作胡思乱想的许多讲法找到个挡箭牌，是其中所写都是自己的有关人生的所想，也应该并只能是自己的所想。所想是什么呢？说简单也简单，是我们有了生，生有没有究极意义或价值，不知道；但有天赋的好恶，如没理由地觉得活比死好，乐比苦好，这是命定，或说性；已定，抗不了，一条简便的路，也许竟是合理的路，就成为，顺着天命的所定活下去，即本书所谓顺生。路平常，理也不深远，推想也不会有人“真”揭竿而起造反，还“论”它做什么呢？是因为一，道，大同难免小异，外形或口头还难免大异；二，即使不异，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接受顺生而真就能够活得好也大不易。所以也就值得思考，或更不自量力，进而论一下。
转而说不自量力。如果网密，本书前言中所说，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我年轻时候改学人生哲学，想弄清楚人生是怎么回事，怎么样生活才好，应该算是第一次。这里只说第二次，是五十年代中期，忙而又像是行有余力，老毛病，先是思，继而像是有所知。古语今语都说，应该，至少是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世故的要求是，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仍是老毛病，憋在心里不舒服，无已，只好以笔代口，写出来，自己看看。只写成相当于本书的第一分，因为以下更难写，决定搁笔。稿放在一个旧书包里，睡了差不多十年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心想谈人生，这还了得，性命攸关，赶紧找出来，付之丙丁了。其后虽然日长似岁，终于熬到七十年代，由干校放还，独自还乡，过面壁生活。身心并闲，引来旧病，就是禁不住思，然后是有所见，想拿笔。写什么呢？灵机一动就想到已经化为纸灰的旧稿，于是决定补写。因为并非急务，断断续续，总有三四年吧，又告一段落，这就是本书的第一分。第二分，由形而上变为形而下，原因仍是更难写，决定不写。一晃又是十年过去，万马齐喑的情况也随着过去，有不少相知的人有厚意，说关于人生，既然有想法，还是以写出来为是，至少会有参考价值。我感激，但是有编写任务以及其他一些杂事，忙，又畏难，一直没有动笔。直到去年四月，也许受改革开放之风吹得太久了吧，胆量大起来，于是决定继续写。杂事多。精力差，断断续续，直到昨天近午，共计用了一年零一个月，总算写完了。
说写完，不依时风说胜利完成，是因为自己知道，缺点不少。想到的计有五项。其一是，为自己的性格和经历（包括学业）所限，所说都是自己的一偏之见；一偏，即使未必都错，也总会闭门像是头头是道，开门出去就可能欲行而难通。如果竟是这样，思，写，印，卖，都所为何来呢？不敢奢望，只是有些人会知道，对于人生问题，我曾这样胡思乱想而已。其二是，内容必挂一漏万，因为人生（事多人多）过于复杂，不管主观如何想全面，谈，总像是酌蠡水于大海。漏有整体方面的，即生活中有，题目里没有；有单篇方面的，即某一情况，某题目应该谈却没有想到。其三是，难免重复，即这里说了，那里又说。人生是个整体，拆开是方便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情况是不可免的。但这就会使读者有如听老太太唠叨家常，可能感到烦腻。其四是，想法，不同处所的也许间或有不协调甚至吵架的情况，如这里说是不可免，换个地方也许说应该勉为其难。这情况也许同样是不可免；但是，如果容忍这样，总是甘居下游了。其五是，有客观原因，如问题过于艰深，明说不合时宜，有主观原因，是才力学力都不够，自知有些地方说得不够明白。这没有办法改善，因为不是不为也，是不能也。
最后说几句近于慨叹的话，是人生，我们时时在其中，像是并不觉得有它；一旦设想跳到其外，绕着它看看，就立刻会发现，它是神异的，或说怪异的。你爱它，他会给你带来苦；你恨它，却又躲不开；你同它讲理，讲不清楚；不讲，决心胡混，又会惹来麻烦。真是难办；难还会殃及池鱼，是我写它的理由也就不易找到。但既然写了，就总当找个理由。搜索枯肠，勉强想到一个，是：生，来于天命，我们抗不了，于是顺；顺之暇，我们迈出几步，反身张目，看看它的脸色，总比浑浑噩噩，交臂失之，或瑟瑟缩缩，不敢仰视，好一些吧？
张中行
1992年5月10日
再版说明
《顺生论》是张中行先生的一本讨论人生的著作。书稿酝酿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部分初稿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七十年代后期重新补写了一部分。后又搁置多年，于1991年4月决定续写，最终完成于1992年5月。整个成书过程约四十年之久。
1993年9月，《顺生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1997年收入该社出版的《张中行作品集》第四卷。今征得张中行先生及其家属同意，我们据1993年初版重新录排，增补了部分引文出处和少量注释，并对少量刊误作了改正，再版推出，以飨读者。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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