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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州的晚上，记者带着他们三人打的到了华景新城人行天桥下，车刚停下，郭瑞仁、龙上英就打开了车门。龙上英早已是满脸泪痕，她擦了擦漫无边际的泪水，抬头望着人行天桥，这个她第一次听说的“天桥”，她想象过多少回、梦过多少回的天桥，高大、坚锐、傲慢，深深刺痛她的想象和泪眼，她的眼里深深充满着迷惑和慌恐。“哇——”一声就哭起来了：“娃啊，娘来看你了！你怎么从桥上跳下来呀？！”她哭着，头一直抬着，望着桥栏，好像她的运娃还在桥上没有往下跳，一切还没有发生，她在就能阻止这一切不要出现。
郭瑞仁一下车，腿就发软，他在张同搀扶下，颤颤巍巍，一步步走近桥底。那好像是个一步就能到却让他无法迈开这一步的地方。他心咚咚跳着，呼吸困难，几次差点跌倒。记者告诉他郭运跳下的准确位置，老人站住了，要张同拿香烛纸钱，他手在身上摸索着，摸了半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打火机，突然往地上一跪，老泪纵横，手哆嗦着把纸钱一沓一沓点燃。两眼默默地看着纸片在火中舞蹈着，蹿动着，像是人间之外的灵物，突然现形。火焰的下面，纸片迅速从黄色变为黑色，化为灰烬，奇迹一样变得轻如风过。那是抵近灵魂的过程。郭瑞仁开始了另一个仪轨，他从身上取出白色的招魂幡，在燃烧的冥币前站了起来，身子起来一半，又一跪，差点倒下。一旁的记者赶紧扶了他一下，他站稳后，拿着招魂幡绕着火堆转圈，口里唱着歌，长歌当哭，曲调哀婉、悲恸。龙上英跪在火边哭喊：“娃啊——娘来看你了，娘带你回家。”她掏出白毛巾一边抹泪一边号啕，哭得瘫坐在地上。
郭瑞仁转完圈，在刚才跪着的地方，又扑通双腿跪了下去，双手抱拳向儿子作揖。女婿张同也跪下了。郭瑞仁大声说：“娃啊，父亲和你娘要带你回家！”
路上密集的行人纷纷向这边侧目。三个乡下人，一个腰系红绳，一个系着白毛巾，穿得鼓鼓囊囊，用一种少见的语调又是哭又是喊，有的疑惑地停下脚步，更多人见怪不怪，乜一眼脚步没有顿一下就走过去了。
再次坐上出租车，郭瑞仁、龙上英把车窗玻璃摇下，回头盯着那座天桥，直到它越来越远，满街闪烁的霓虹灯把房屋、汽车、行人照得五彩缤纷，那座幽暗的天桥像一道光的暗影被光的洪流淹没了。两个老人的泪花也像珍珠一样在暗夜里发光，被五彩灯光映照得斑斑驳驳。
九
郭运越来越感觉自己在黄包包村是待不下去了。他是个闲人，也是个不正常的人。是人都忙去了，年轻人走得越来越远，好像越远就越能挣大钱。经常有传闻说某某在什么地方发了财，某某当了什么经理、老总，发达了。这都是乡里人白日发梦，想出来的。真的发达的人太少太少了。打工的人出于虚荣心，回来只讲外面自己如何的好，从不讲自己的不好。田地里的活，都是老人在干，一个后生仔闲坐在家，招来的只会是怪怪的眼神。
已经有人在问他了，什么时候走呀？几时去打工呀？以前回来的确是假期少，想着挣钱，都只是住几天就走，这一次不同，他是下决心辞了工回家来的，想砌了房，不再出门了。但郭运第一次感觉到黄包包村不能接纳他，他违背了什么东西，像逆水行舟一样艰难。他感觉到自己不完全属于黄包包村了，他被老人们当成了远方的人，一个只是回来探亲的人。
郭运越来越有压力了。杨萍的追问再也不能敷衍，在家里也待不下去了。再去找工？到春节还有半年，赚三千元就可回来砌屋。回深圳，跟杨萍在一起，钱是难攒的。不到深圳么，想她又想得厉害。怎么办？他连大哥那边也没有心思去坐了，他回来后，兄弟俩都没好好聊一聊。
命运似乎充满着玄机，郭运本以为自己已经作出了选择，他已经回到了家乡。但一股神秘的力量正在把他推开，他最终只有决定走了。他这时想到了广州。
广州，郭运并不陌生。去开平打工，就是在广州下的火车，他那时路过广州。
第一次春节回家，他随着春节回家的人流来到了广州火车站。车站广场人头攒动，那真是一锅煮沸的饺子，个个都在移动着，有的人头形成一股股涌动的黑色暗流；有的停滞不前，在原地待着；有的漫无目标，像无头苍蝇东撞西碰；有的突然跑了起来，在人群中飞跃一般，瞬息间又在人群中隐于无形……
郭运只在片刻间就投入到了人潮之中，他得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他就是无头苍蝇中的一只。
售票厅的车票几天前就已售完，他失望又伤心地走出大厅。票贩子跟着他，问他去哪里，他说贵阳，票贩子于是掏出了到贵阳的车票。郭运一阵惊喜。他的手触到车票，对方向他伸出了一个大拇指和一个小拇指，另外三个手指食指、中指、无名指死死地扣向手心。郭运先不明白什么意思，对方说：“六百块，不讲价。”这是票价的三倍。郭运辛苦做一个月也赚不到这么多钱。他痛苦地摇着头。
他在人潮里就是一只无助的苍蝇，东撞西碰，不知道肚子饿，不知道天色在暗下来，风越来越寒冷。他已经疲惫不堪，回家的愿望是这样强烈地驱动着他，他像大海捞针一样想找到一张回家的票。等到他头晕目眩的时候，他才发现天已经完全进入了黑夜。他得找地方歇息，找地方吃饭。他这才想到拉他住宿的人，他们一个个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住宿十元，离车站5分钟，有的声明可订车票。
他试探地找到一个写着部队招待所的牌子。举牌的是一个脸蛋圆圆的姑娘，他觉得她比较可靠，就主动凑上前去，问她住宿多少钱，姑娘立马回答部队优待打工者，一律十元，可以订火车票。郭运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他这才感觉到自己的脸皮紧绷了一天，这时换了一个表情，得到了松弛。
他知道行骗的人太多，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旅店离车站远吗？姑娘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我们离得最近，10分钟内可到。有专车接送。”郭运彻底地放松了，他背着编织袋，站在姑娘身边，两三分钟后姑娘身边已聚集了四五个打工仔。姑娘把牌一举，领着他们就朝广场外走。
广场外有一辆旧中巴。他们上车，车里已经坐满了人。郭运走到后排最后的位子，刚坐下不久，车就启动了，载着一车人在广场立交桥下调转头，到了一座十字立交桥，向左90度转弯，向北开去。
车走了很久，早就不止10分钟了。路上车辆越来越少，灯光越来越暗。郭运的心越来越慌。40分钟后，路灯稀疏得照不清路面了，黑暗中汽车一拐，果然有一个大门，一堵墙上用鎏金大字写着某某部队。郭运的心又觉得安定了。
中巴进了门又是一个急拐，进入一条小巷。拐弯的时候，郭运看到前面还有一个大门，那才是真正部队的门。
他正在犹疑的时候，车一拐，一个急刹车，停下来了。
车门还没打开，一群穿迷彩服的人把车围了起来。待他们走下车时，这些人排成了两队。把下车的人夹在了他们中间，嘴里说着欢迎、欢迎，手已经像抢一样夺过了旅客的行李，往一楼的一间房里拿。郭运见这阵势，只好乖乖把行李交给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车上的人随行李跟进了屋，也有两三个感觉情况不对的，自己拿着行李站在房外，迷彩服把他们围了起来，要他们进屋里去登记住宿。有人不依，穿迷彩服的人就强行拿行李，争来争去，有人挨了一拳，被推进了房。
一个长络腮胡子的中年男人开口说话了：“你们是我们请来的客人，赶快登记，每人一晚四十元。”有人抗议说：“不是说十元吗？”那个汉子把眼一瞪，“谁说十元？坐车不要钱吗？我们的服务不要钱吗？少哕唆，赶快交钱。要车票的赶快交订金，晚了就没有啦！”他又指着那个抗议的人说：“你住宿五十，不准不住。”那人拿了行李就要往外走，一群穿迷彩服的蜂拥而上，对着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再没人吱声了，郭运跟其他人一样老老实实交钱。有要求订车票的，要交三四晚住宿费，除车票费外，又加收了手续费。郭运不敢订票。他想着的是如何快些逃走。
晚上，一车又一车的打工仔被中巴拉了过来。郭运听到房内传来的打斗声、叫骂声、惨叫声。有一个人冲出房间跑到了巷口，四五个人跟在后面追赶，眼看就快到大门了，一道黑影飞起来，一根棍子一样的东西打到了那人的后脑壳，逃跑的人应声倒地，叫都没来得及叫一吉……
这一次春节的经历，深深烙进了他的记忆。对广州，他有一种本能的恐慌。
第二次闯广州，他想离开开平，想到大城市寻找发展的机会。他在开平看到了一张报纸上的招聘启事，他打过电话，询问了情况，对方说欢迎他来广州工作，月收入有一千多元。他带着这张报纸就来了广州，按报纸上登出的地址找到那家职介所，服务小姐问明他的来意，又要他的身份证看了，说她这里正好有一家工厂招工，月薪一千二百元，不过要试用。这对郭运来说，如同喜从天降，服务小姐打通了电话，报了他的名字，那边说同意试用，要他马上来上班。服务小姐按规定收了他六百元的介绍费，她说如果试用不聘还可退他三百元。
郭运按地址找到了那家工厂。一栋小的房屋里，两个男人热情接待了他。按规定，他要先交六百元，三百元为押金，三百元为培训费，身份证也得押上。对方见郭运怀疑，解释说这里是工厂的培训基地，他们是一间大工厂。郭运在一间房子里与一帮男人拆线，而另一间房另一帮女人把他们拆下的线又重新织成袋，三天后郭运就被炒了鱿鱼，理由是他手脚太慢，不适合干这个工作。他领回了一百元的押金和身份证，灰溜溜走人。
到了职介所，郭运要求退钱，服务小姐告诉他，钱是不可以退的，她可以负责再给他找一份工作，如果他再被炒了鱿鱼，职介所就概不负责了。郭运像被人揪了一下心，眼泪刷地就流了下来，他身上的钱被骗光了。那一刻，他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的绝路上了，他无助、孤独。两个大汉站在门外，望着他一步一回头走远，凶恶的目光如两道鞭子抽在他身上。他的双腿走在坚硬的水泥街道，觉得是软绵绵的。自己就像一只纸折的船，被抛到了汪洋大海之中。这个世界，只有黄包包村是安全的，才是自己的巢。但它现在在哪儿呢？在现实的世界里，它是那么小那么遥远。
再去广州打工，郭运真的不想，那些痛苦的记忆开始折磨着他。他每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不通，那些欺负他的人其实与自己一样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都是打工仔，他们怎么就下得了手？！他不愿把这些痛苦的经历告诉家人，让他们替自己担惊受怕。
十
郭瑞仁、龙上英突然就成了别人的仇家。这仇家他们都不认识。郭瑞仁更无法想象他们的仇恨是怎样的，他该怎样面对。他的脑子是木的，好像不会思考了，只有一片空白。他只是凭着做人的良知一定要去那家人家替儿子赔罪。儿子为什么要干下这样的事情？郭瑞仁更无法找到合理的解释，想了很多个理由，但没有一条是能说服自己的。这样的难题，他家几辈人都没遇见过。
离开华景新城，晚上10点，的士在华港花园停了下来。龙上英抹了一把泪，跟着下了车。
小湘女的家就在这里，她的父母任川、彭小慧在华港花园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记者和张同分别搀扶着郭瑞仁和龙上英上了楼，记者按响了任家的门铃。里面传来任川的声音。犹豫了几秒钟，门“呼”一声打开了。小湘女的父亲任川探出头来，脸上仍然是悲戚的神情，他疑惑地望着他们。郭瑞仁、龙上英马上上前：“我们给你道歉来了！”任川迟疑了一会儿，当他明白面前站着的人就是害死自己女儿的凶手郭运的父母，他突然大声叫着：“道歉？！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道歉的！”
郭瑞仁、龙上英、张同“扑通、扑通”一齐向他跪了下来。老人不知说什么好，一个劲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任川赶紧从房里出来，与记者一起扶起了郭瑞仁。扶龙上英时，她怎么也不肯起来，哭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嗓子呜咽、嘶哑、苍凉。
任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好好的女儿啊，他为什么要害我女儿？我们都不认识啊！她才来广州，才三岁啊！我还没来得及陪她玩一下，还没有好好疼她，她是想我才来广州的啊！她就这样死了！”任川哭着，泪水已经失控，“她喜欢布公仔，每次只是摸一摸，我们都没舍得给她买！她多懂事啊，知道家里穷，摸摸就走。那天还闹着要穿新衣服跟我去上班，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她死得太惨了！我给她买双新鞋，她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了。对不起，对不起就行啦？！”任川挥动着双手，情绪越来越激动，“我也是打工的，我一个人两千多块要养一家人，你们要是诚心道歉，你们先把医药费付了。医药费我花了几万元啊！”
郭家人说着对不起，不知如何是好。郭瑞仁说：“我们养的娃，没想到他来广州打工会做违法的事……我没有钱啊……”
任川由伤心转为痛恨：“你们就这样养儿子啊？！你们父母就没有责任？你们可恶的儿子为什么要害一个三岁的小孩？”
龙上英已泣不成声：“我自己的娃也丢了啊！对不起，对不起……”
小湘女的外婆、奶奶和姑姑都站到了门口。小湘女的奶奶激动地说：“我们都是做老人的。该明白是什么滋味。”
小湘女的妈妈伤心过度，在ICu重症病室外守候了五十多个小时，几次昏倒在医院走廊。她从床上爬了起来，泪水早已流干的她，身子虚弱地靠在门框上，想对郭家说点什么，但嗓子已经说不出话了。
任川见龙上英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