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另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到：“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
但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蓝衣社。
3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阅读延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色泛白时，我还丝毫没有倦意。次日，在草草一觉后，我来到了福建省图书馆。
福建省图书馆在我的生命里，是有着重要痕迹的一个场所。我最暗淡最凄寒的青年初期就在那里度过。关于复兴社、三青团的最早印记，也是在那里产生。当出租车冒着小雨，把我送到新省图的大门外时，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就自然生长出来。我怀着一种近乎肃穆又略略酸楚的感情，走进新省图。
于是，蓝衣社的旧事，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铺张在我的眼前。我开始和一小群才华横溢的民国青年对话。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组织起来，领导了席卷民国的“蓝衣社运动”。最后，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我仿佛看到，其中的几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了下去。
第二章浪起东洋
1
蓝衣社的历史，似乎从日本开始。
1929年，东京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他们都很年轻，全部九十人，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他们散布在东京各〃文武学校〃内，为抵制其他党团、派系的渗透，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埋下他们的命运转折的伏笔。
1929年的悲惨秋天，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产……像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议员松冈洋佑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日本。到1930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像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是军内密谋组织。
1930年11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是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是，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共同地流泪。23万军人以及7000万国民，都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中国满洲。
2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永德。1931年初，李升薰带领四百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五百垧（五千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朝鲜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携妻带子流亡满洲。
4月初，400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立即派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自感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惟一的应对，是李升薰跑下山，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一直到六月初，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土豪地位。
郝永德预料不到，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以难以想象的强悍方式，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万日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1931年6月3日，田代重德派出60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月1日，日警以黑洞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大约500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月2日，在现场的60名日本警察，不顾已被母子两命案彻底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任《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话。日本人的压力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文。7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所谓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的通讯像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月，朝鲜各地出现了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人，160余人受伤。
一股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十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在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7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悔声明说，〃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怜的小人物，次日就被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过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等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达到了沸点。并且还通过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处在急风暴雨中。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留学东京的90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3
1931年7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天空。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十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体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十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