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6年，康泽终于在北京公开露面，并与末代皇帝溥仪一起，作为“不杀”的例子，出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文稿时，台湾小政权的许多大人物还以为这个消息是讹传。
1948年冬天，被俘仅仅几个月，康泽就在西柏坡留下了一张相片。相片上，康泽穿着一身列宁装，缝制粗糙的手工使他矮胖的身材更显臃肿。但他面色严肃、目光深远，似乎在审视着自己一生的道路。从这时起，他在战犯营里所写的长篇《回忆录》，已经把自己的被俘，称为“被解放”、获得“新生”了。
晚年的康泽，更似乎彻底否定了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整整25年的生活。1963年春天，他被特赦时也留下了一张相片。毕竟15年过去了，他比1948年显得要苍老一些，不过他的面容似乎很满足，很感动。四年以后，他就在北京的一个小平房里平静地去世，从此无声无息地化作了一把土、一股轻烟，永远地消失了。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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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仪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因为“有得有失”，因此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6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他已像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在政工局长这个位置上退休。此时，他的许多蓝衣社同僚，有的还在“立法院院长”的现职，有的担任过小政权所谓的“国防部长”、“保密局长”。几家欢乐几家愁，他只能泡一杯已经很少湖南原味的台湾产“君山毛尖”，对自己的儿子，在台北闹中取静的一处寓所，谈着当年的蓝衣社组织。
那么，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杨永泰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一条月老暗中牵连的红线，坚硬地穿透了有“世仇”的两家人。早已在那不知名地下的杨永泰，此时，已是他的儿女亲家。
那改变人间、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呵。
刘健群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惟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自参加蓝衣社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一直到1942年，蒋介石已步入重庆陪都时期后，才有一个普通的原蓝衣社成员，在庙宇里发现了刘健群。于是，他立即上报。报告经层层传达，最终到了蒋介石的眼前。蒋介石对这个从前的“有志青年”、党中央委员，当时的和尚，总算动了恻隐之心。不仅宽宥了他的失职，没有要他的命，还让他还俗，重新步入政界。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许多人对刘健群这样的遭遇，抱以或幸灾乐祸、或不屑一顾的态度。于是，他只能在官场的夹缝间，屈辱地忍耐。一直到40年代末，经过无数动荡的局势，心灵的反复、对往日阴霾的拼命忘却，以及各种各样拉帮结派、卖身投靠的活动，刘健群才一度官居国会副议长。但这既是他宦途生涯的顶点，也是终点。淮海决战后，他伴杂在大批军政要人、士兵、商人、土豪的逃亡队伍中，匆忙地逃离了南京。
到台湾后，刘健群每况愈下。最终，与二婚妻子一同，他潦倒地蜗居在台北乡下的两间小屋里，处境很是凄凉。
几十年里，他也很少与外界谈及蓝衣社、布衣团。一直到1969年，他已是一个67岁的老人，并且身患癌症时，毕生研究蓝衣社的易劳逸教授来拜访他，他才追溯、回顾起蓝衣社的历史。
1972年，刘健群病逝于台北。
丰悌步出大门。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他坚信自己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的心中，鼓荡着王侯霸业的激情。似乎，在他面前的，夕阳斜照下的武昌，那宽阔的大马路，正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新起用，去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预料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的，却是人生的尽头。“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几十年后，他的许多位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丰悌，就是在全代会闭幕半年后，因“长沙大火”一案，死于枪决。
中日武汉会战后，以为日军立即要进攻长沙，就计划“彻底破坏长沙”、实行焦土抗战。1938年11月12日的深夜，长沙燃起一把大火。这把火烧得非常慌乱，因为一处的执行官看到别处的偶然失火，以为别处已经动手，就在城内居民还没有疏散的情况下，开始点火。大火一直延烧到次日凌晨，大小街道，都成了一片灰烬瓦砾。在残砖破瓦间，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尸体，情状极为凄凉。长沙居民无辜地被烧死2万人以上。
这样一个大事件，自然要引起追查。更重要的是，日军当时只是迫近长沙外围。当长沙惨状让许多人开始怀疑“焦土抗战”政策时，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枪毙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等3人，以平息舆论。
几十年后，“长沙大火、丰悌顶罪”，几乎成为一个民间的口头禅。年纪轻轻就屈死，不知丰悌被枪毙时，有没有对自己的悲剧根源作个总结？他也险些被烧死，为布置城防、安排纵火，他极为劳累，大火烧起来时，他还在沉睡，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大祸临头。直到大火迫近住宅，他的佣人一直拍门，最后把门打破，才拉起他从后街逃了出去。没有想到，他没死在火里，却仅仅几天以后，就被枪决了。
负责“监斩”的，原定是康泽。但由于一片混乱，到处找不到康泽，这个倒霉的差使，就落到了俞济时的头上。虽然此时蓝衣社已烟消云散，俞济时也是借“设宴相邀”的名义，略显卑鄙地诱捕丰悌，但他可能也由此感知着世事的无常，不免兔死狐悲。他说起枪毙的过程时，说道：“……我准备了酒饭，把他从拘禁的地方提出来，给他吃。然后我把命令拿给他看，再替他准备纸笔，问他有遗嘱没有……给他在地上铺了一条红毯子，叫他打盘脚坐下，把毯子从后面揭起来搭到他头上……卫士从后脑开了一枪，又补了一枪倒地。过了一会，他的家属收去装殓……我感到很难过！”
真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据说，丰悌看过俞济时递过来的枪决令电文后，仍然神色自若。他制止了俞济时的宽慰说辞，说：“……我们同学归同学，你执行命令吧。”但在难得的气概之外，他有没有想到马上要来收殓自己尸首的母亲妻儿？丰悌一生艰难的老母，此时又将面对丧子之痛。
几十年后，时任湖南省主席的张治中，在《六十岁总结》的自述里，写到“只因执行官兵的疏忽，未按计划行动，遂有长沙大火事件”。到此时，丰悌的面容、事迹乃至名字，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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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落山了，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腐败、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忘。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腐败、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来根绝这腐败这堕落。但，命运一般地，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腐败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另有一些文字，记载了蓝衣社终结后，贺衷寒的人生轨迹。
从武昌大江中学走出来后的10年，贺衷寒一路落寞，一路醉酒。他的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的职务，不久就随着武汉的陷落，被剥夺掉了。他成了原蓝衣社魁首中的再一个闲人。
几年的赋闲后，他终于一改“忠臣逆子”的表象，偶然地暴露出他的本心。一次在重庆李子坝，与同样被闲置的肖作霖喝酒吃狗肉时，他借酒评点蒋介石的权术手腕，借以一浇胸中块垒。
那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一个长篇大论：
“……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己的际遇，以及他念念不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次年，在重庆已被蒙上灰尘的他，终于又有了一个新的官职。他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兼任自己在10年前创刊的《扫荡报》社社长。
这样的职位，比起总政训处处长、蓝衣社书记，可谓天差地别。但贺衷寒却略略地振作了些，后来，一些报章评价道，“在协调劳资关系、辅导劳工就业、安排因抗战而西迁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但他长于理论，短于事务特别是官场平衡，被认为“收效甚微”。有人曾以“劳动局”三字嵌头，写了一副对联调侃他。上联是“劳而无功”，下联是“动辄得咎”，横批“局促不安”